又如《常言道》中对钱士命拜佛的描写：“钱士命立起身来，满殿走去，见了大佛磕头拜，见了小佛踢一脚，拣佛烧香，独向救命皇菩萨案前暗自祷告”。这就是“大佛得得拜，小佛踢一脚”俗谤的化用。
三是用俗语、俗典表现人物的心理。如《常言道》第三回写钱士命想金银钱想得一夜无眠，作者就撷取民间流行的“五更调”让他唱道：“一文能化万千千，好换柴和米，能置地与田，随心所欲般般便，教人怎不把情牵，胜此爹娘与主子个也先，我的钱啊，买舍，是古谙！”把天下财主的心眼描摹得惟妙惟肖，真可谓剖腹挖心，剔肤见骨。
俗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其中有生动、质朴的，也有租野、鄙俗的，这是必然的现象。有的作者纯粹出于玩世的态度，有的也为了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因而，不是从创造人物的需要出发，而是“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把俗谚中的糟粕也收了进去，像《何典》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这样自然会降低作品的格调，削弱作品的讽刺意义。
（第三节）《儒林外史》
一、作者与版本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家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因其书斋署“文木山房”，故晚年又自称文木老人。在明清小说作家大都失传的不幸历史中，吴敬梓算是最幸运的，通过他的《文木山房集》，我们可以较为准确地编次他的年谱，可以较有根据地勾勒他的形象。
吴敬梓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门第。其家世，浸润着传统的儒家思想。高祖吴沛早年想在举业上奋发，后因被黜失利，只以一名廪生终老。但他自信有为，一面设帐讲学，拥有大量的生徒；一面又潜心宋儒理学，著书立说，希望继承儒家的所谓“道统”，著有《诗经心解》六卷，《西墅草堂集》十二卷。当时，“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气自吴沛以后，全椒吴姓连续产生由科举出身的显贵人物。据《全椒志》载：吴沛有国鼎、国器、国缙、国对和国龙五个儿子。除国器以布衣终老，其余四个都达到当时读书人所企盼的科第高峰。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戊戌探花，一直以八股制艺名家，诗古文辞及书法也有名于世。曾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由编修做到侍读。这是吴氏家族的鼎盛时期。
据陈廷敬的《吴国对墓志》，国对生三子，长子名旦，次名勖，次名升。吴勖生吴雯延，是吴敬梓的生父，吴旦生吴霖起，是吴敬梓的嗣父。这两代人虽然也有后起之秀，但整个趋势是在走下坡路。吴雯延是秀才，吴霖起也不过是一名拔贡，曾为赣榆教谕，是个清贫的学官，因不容于势利熏天的社会’于康熙壬寅年（1722）辞官归耕，次年春去世。以后家业遂衰。
从这四代家世看来，他们的治学，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政见，他们的修养，都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长期霑霖。除吴沛直接提倡宋儒理学外，他们特别重视儒家奉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吴沛有《诗经心解》，吴国鼎有《诗经讲义》，吴国缙有《诗韵正》，从而使《诗经》的“美刺”传统能更好地传给吴敬梓。另外，他们对科举功名的热衷追求，对忠信孝悌的高度重视，都对吴敬梓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然而，吴敬梓的生活、思想绝不是前辈的翻版。他虽然也曾发愤制艺，但并没有成为他人生唯一的追求；他虽然也信奉道德学说，但并没有筑成他思想唯一的支柱。他的学识，他的修养，更多地透露出孤标脱俗的叛逆个性。
“何物少年志卓荦，涉猎群经诸史函”。当时的父师们为了培养子弟们的应试才能，一般是不让他们阅读其他杂书、史书，只需他们一心诵习朱熹注释的“四书”，而吴敬梓却在前辈的书楼中过着“笙簧六艺，渔猎百家”的读书生活。他的学业除了攻读朱注为主的《四书》，还广泛“涉猎群经诸史”，尤其对《诗经》、《史记》、《汉书》的研究有着独特的见解，曾著有《诗说》数万言及未成书的《史记纪疑》；另外，吴敬梓不仅能写好八股文，也工于诗赋词章。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评曰：“诗赋援笔而成，夙构者莫之为胜。”江宁黄河的《儒林外史序》评曰：“其诗如出水芙蓉，娟秀欲滴。”吴湘皋的《儒林外史序》评曰：“敏轩以名家子好学诗古文辞杂体以名于世。凡有所作，必曲折深人，横发截出……”我们读他的《金陵景物图诗》，读他的《移家赋》，可以想见他的文心诗思，这都为《儒林外史》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
“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在人格修养方面，他既慕建安诗人之风雅，更追竹林七贤之狂狷，尤其是阮籍、稽康。他们在理论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自然的人性来对抗虚伪的“名教”；在生活中，表面上洒脱风流，内心里悲愤痛苦，他们的作品多是表现一种彷徨苦闷的心情与不满现实的情绪，他们的纵心肆志常常带有狂诞不经的色调，这对历代不循规蹈矩走封建正路的士大夫文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吴敬梓对此尤为景仰，常以仿效。于是，他在诗赋中直写人生之忧患：“文阑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家世科名，康了惟闻酕耗声。”“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减字木兰花》）“人生不得意，万年皆想想。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丙辰除夕述怀》〕于是，他慷慨任气，放诞不羁，常与酒侣们“科跣箕踞互长哺”，“酒酣耳热发狂叫”（金榘《寄吴半园外弟》），被人认为“狂疾不可治”；于是，他蔑视功名，“横而不流”，“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八首》之五“安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终为“众庶之不誉”。这是一种具有愤世嫉俗的狂狷色彩的叛逆性格。然而，这种仰慕与仿效并非是贵族公子的附庸风雅，而是有着内在的心理依据。当他看到科举制度的不合理的时候，当他发现道德学说的虚伪性的时候，当由贵到贱的地位变化使他感到苦闷的时候，当新旧交替的时代思潮使他感到困惑的时候，一种忧生之嗟、“物外之思”自然而生。于是，建安诗人、竹林名士便成了他仰慕、追步的对象；于是，一个科举世家的后裔便成了蔑视功名的逆子。可以说，吴敬梓那内在深沉、外在狂放的性格特征，是在坎坷的生活中、在痛切的反思中形成的。
吴敬梓只在少年时期过了几年安逸的读书生活，到了十三岁就“丧母失所持”，十四岁又跟随父亲到赣榆县教谕任所，生活动荡不安，但思想还是比较单纯的。到了二十三岁，由于父亲的正直丢官，抑郁而死，他开始窥见官场斗争的现实；又看到家族的无赖之徒贪婪地要攫夺他的祖遗财产的情形，使他初步地认识了世人的真面目。而这一阶段他对科举的认识是由追求到怀疑：为了避免从“王谢高堂”中落到“百姓之家”的命运，他也曾想发愤于科举制艺。可是，在二十九岁夏天的乡试预试中，却因“文章大好人大怪”，而差点被黜，更不幸的是同年秋闱乡试他又失败了。自恃“文澜学海”之才，反而被黜落第，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自然会使他对科举制度产生怀疑。“三十年来，那得双眉时暂开？”于是，他叹人生行路之艰难，感踪迹漂泊之可怜。
在势利熏天的社会里，吴敬梓这个落魄公子、科举落第的秀才，自然遭到世俗的非议和毁谤。面对难堪的侮辱，他毅然决定离开全椒，移居南京。在南京，他一方面是饮酒以浇心中块垒，一方面是广交以体验人事。由于自己社会地位的改变，使他逐渐清醒地看到封建社会的种种病痛，形成了他蔑视富贵、孤标脱俗的叛逆性格。
在吴敬梓三十五岁那年，江宁府学训导唐时琳等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由于词科的开设是不用八股文章，所以吴敬梓开始没有拒绝。第二年春天，他参加了安庆府的院试，等到录取以后，再次推荐赴京应廷试时，他经过观察思考，一方面看穿了词科与八股取士一样，都是拿功名富贵来牢笼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他也不忘曾在科岁考上受到的侮辱和打击，为了不再辱名，为了不受牢笼，他就借病辞却了。从此，吴敬梓不再应乡举，也放弃了“诸生籍”。在他三十九岁生日那天写的《内家娇》词中，在一番自省之后，终于唱出了“恩不甚兮轻绝，休说功名”的心声。至此，吴敬梓才真正认识到科举制度的不合理和丑恶。
从此，吴敬梓决心在困厄中著书，主要是酝酿创作《儒林外史》。人世的沧桑，生活的折磨，内省自己，静观外物，激起了吴敬梓内在的创作欲望。为了写自己，也为了写人生；为了批判假、恶、丑，也为了歌颂真、善、美，在“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困厄境况中，靠着顽强的意志、孤高的个性、深厚的修养，终于完成了这部三十万字的巨著。胡适曾在《吴敬梓年谱》中说：“吴敬梓是一个八股大家的曾孙，自己也是这里面用过一番工夫来，经过许多考试，一旦大觉悟之后，方才把八股社会的真相一一丑态一穷形尽致的描写出来。”可见，只有深刻、独特的人生体验，方能创作出深刻、独特的作品。
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是从南京一直写到扬州，最后在扬州修改完稿的。他对扬州有一定的感情，常诵“人生只合扬州死”之句。1754年，他带着妻儿寄寓扬州，继续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不想就是这年的十二月十一日，在与友人王又曾饮酒消寒、纵谈今古之后，人夜突患痰涌，匆匆离开人世，结束了他坎坷磊落的一生。
然而，“著书寿千秋，岂在骨与肌？”在吴敬梓逝世后不久，《儒林外史》就有抄本流传，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和好评。作者的好友程晋芳在乾隆三十五、六年间编的《文木先生集》中说：“《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此后，各种印本不断出现，流传更广。
关于《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五十回、五十五回、五十六回等歧说。程晋芳说原稿五十回，从叶名澧《桥西杂记》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清代确曾存在过五十回本；而金和的跋文中说原本为五十五回，并说最早的刻本是金兆燕乾隆间任扬州教授时所刻。但金刻本至今未见，是否五十五回，没有实证可以断定。现存最早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巾箱本，刻书已在作者逝世后五十年，为五十六回本；其次是嘉庆二十一年的清江浦注礼阁本和艺古堂本，实际上是卧本的复印本。此后比较有名的，有同治十三年（了句的齐省堂本和同年的《申报》馆的活字本，两本都出于卧闲草堂本的五十六回本、却作了一些不必要或不妥当的减省改订。迄今可据的材料，还不能证实原作为五十回或五十五回，只能根据现存最早的版本认证全书应为五十六回。
二、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民族精神的探索
我国温带大陆型的社会地理环境、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共同孕育出一种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可以说是以“求善”为目标的道德型文化；同时，由于它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它又是一种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文化。这样的文化潜移默化地渗人人们的心灵，不知不觉地左右人们的言行，绵延几千年，成为一种超稳定体系的深层意识，习以为常，久而不变，人们的自省与批判官能麻木了：对自己四周的人、事，较多采取一种身不由己的反射态度，而普遍地缺乏一种自省意识，即以一种沉静冷峻的客观态度，反省我们自身，反省我们的心态、行为方式，反省我们的文化价值。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比他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东西的话，那就是他具有一种自省的灵性，一种批判的精神，对传统文化中那种超稳定体系的深层结构产生了怀疑。
首先，对科举制度的剖析，是对传统的政治型文化的反思。
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之母的先秦学术文化，是在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带有浓厚的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色彩。而秦汉以后，由于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政体的确立，更是通过政权的力量使学术文化为封建统治服务，至于各个学科的自身发展，并不太被历代统治者所关心。
这种政治型文化体现在教育方面，便是为学不离从政，为学不重科学。“学干禄”、“学而优则仕”成为官办和多数民办教育的宗旨，国家通过考选的办法从士人中选拔各级官吏，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度。于是，读书做官成了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成了封建社会读书人乃至整个社会的人心习尚的指挥棒：士人自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惟在儒家经典的考订和解释上苦下工夫；士人的亲人则望子成龙，希望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而“中”与“不中”，更关系着社会上的人情冷暖。于是，这些为做官而读书的士子们的实际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酬世、如何做官的一套功夫，至于自然知识，尤其是生产技艺，则被排斥在读书人的视野之外。如《汉书‘艺文志》、《新唐书’方技列传》等，鄙薄科技之意，溢于言表。这种情况发展到封建末世的明清时代，统治阶级更是变本加厉，把科举制度套上八股制艺的枷锁，立论依朱熹的《四书集注》，行文按八股的固定格式。这种愚蠢的办法不仅制造出一批愚蠢的官僚，更主要的是它腐蚀和摧残着一代一代的文人。在这举世汲汲于功名、醉心于科举的时代，吴敬梓以他的深切体验，清醒地撞响了“一代文人有厄”的警钟，并通过对几个典型人物的心灵世界的剖析，希望能够唤醒人们认识自己的愚昧性，认识民族文化的真实相。
穷苦知识分子出身的周进、范进，这是痴迷执著的一类。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连秀才也不曾做得。他默默地忍受着新进学的梅玖的凌辱，奴颜婢膝地侍奉“发过的”王惠，这些一次次地在他受伤的心灵上增添伤痕。当他见到贡院号板时，便万感俱发，“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不省人事”。被人救醒之后，还是“伏着号板”，“放声大哭”，“满地打滚”，“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这岂止口里流血，心也在淌血。范进，考了二十多次都没有考取的老童生，受尽了世人的奚落和丈人胡屠户的唾骂。而当梦寐以求的夙愿一旦当真实现时，顿时就发了疯：“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这哪儿是在笑，分明是在哭。一个因不能参加乡试而悲不自胜，一个因考中举人而发狂失态，异曲同工，都在引发人们深思他们的精神悲剧：他们还未受到政治迫害、经济压迫，是什么使他们那样的自轻自贱、逆来顺受，养就了他们那万劫不复的奴才性格？又是什么使他们那样的麻木不仁、执迷不悟，心甘情愿地把整个身心都交付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