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999-1062年）北宋官吏，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天圣进士。初因父母哀志，朝廷授官，坚辞不就，及双亲亡，方出任地方官。清廉，明断，颇有政绩。仁宗时旋升监察御史，主张选将练兵，加强边防，以御契丹。后任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江苏南京）、开封等府。在朝时，数论斥数辜大臣，上书仁宗明听纳、辨朋党等，在地方则执法严峻，平冤狱、抑豪强，故贵戚宦官无不惮惧，民间称之为“包待制”，京城内传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后官至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与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溢“孝肃”，故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包拯）因在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县）明察善断，办案如神，政绩卓著，升任岭南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知州（一州的最高长官）。
端州，是“端砚”的产地。早在唐代，端砚即负盛名。它漆黑发亮，细润如玉，花纹美观，视之玲珑剔透，磨墨毫无音响，堪称世上珍品。当时，端砚与山东的鲁砚、安徽的歙砚、江西的龙德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与徽墨、湖笔、宣纸合称文房“四大金宝”。唐朝诗人李贺在《青花紫砚歌》诗中赞道：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北宋年间，朝廷规定每年都要向皇宫交纳一定数量的砚台，或留皇室使用，或赐公卿大臣。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因此，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讨好上峰，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比进贡数量多几十倍的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包拯到任后，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
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去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这三十六方比朝廷的要求高出数倍！包拯十分惊讶，当即了解原知州的下属官员。官员们皆异口同声地说：“大人，你哪里知道，前知州为贿赂当朝权贵，才动得大手大脚啊！”
闻听此言，包拯诙谐地说：“对待权贵，恐只能小手小脚吧？”
于是他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
端砚不仅砚石好，琢砚工艺也极高明。有的富丽堂皇，有的纤巧玲珑，实为文房珍宝。一方上贡的精致端砚，甚费工时，夜以继日地琢磨，一个月才能制成一块，工本费不下金子百两，且质料很不易选。
一日，一个贵门亲临州府，送包拯一方石砚，说道：“大人每日躬笔耕耘，急需上砚。现送得一方，呈与大人，以为万民造福。”包拯说：“我这多年皆用普通石砚，如此高贵的，当呈圣上所用，我用则糟蹋了。”说罢，他坚辞不受。
包拯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后来，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收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吗？”
直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当他即将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作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因此，人们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官清明。为此，后人还给他编了一段美丽的故事：那是包拯离开端州州之时，端州百姓将他送到船头，知道包拯没带一块端砚，便将一块最上等的端砚用黄皮包好，悄悄放进舱内，想包拯到了地方也就收下了。船儿行至羚羊峡口（今广东省肇庆县附近的西江上），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包拯眯眯着眼睛看看前方，担心船儿行驶下去凶多吉少，便下令停船。他暗自诧异：“我包拯在端州清淡如水，如何惹得天公这般动怒？”思索着，他在船舷转了转，除却风沙迎面而来，什么也没发现。等他烦闷着进入船舱，却瞥见厮角落有一黄色东西。打开布包一看，竟是一方精美端砚！他拿着端砚走出舱，手臂一挥，将砚掷于水中。风停了，浪静了。那落砚处渐渐涌起一座美丽的沙州，因系端砚所在，人们便管它叫“墨砚沙”。
当地人请了雕刻名匠，为“墨砚沙”铭联永念。那副对联是：
“星岩朗耀光山海，砚渚清风播今古。”联中的“星岩”，即举世闻名的肇庆七星岩；“砚渚”即墨砚沙。对联的大意是：七星岩上包拯题名，使山河生辉；砚渚上廉洁的清风，流古传今。
七星岩上包拯题名，这是历史事实。庆历二年（公元1043年），包拯的确到七星岩上浏览过，并在岩上刻下了他的名字。
名师点评：
正是由于包拯的正直无私，敢于坚持正义，坚持公道，坚持清廉，中国老百姓都称他为“包青天”，他的事迹，会永永远远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