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是这个妈妈认为那个女孩很“坏”（除了她这样看外，别人都不这么看），但实际上，是她的自恋幻觉被破坏了：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A），你要按照我的意思来（B），否则，你就会受到惩罚（C）。她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乃至生命，但这样做的一个交换条件是，儿子要把生命交给她支配。
这种自恋的愿望势必会遭到挑战，因为大家都自恋，每个人都想活在自己的意志里而不想活在别人的意志里。
夫妻关系中，这种恶性循环也很常见。刚开始建立一个亲密关系时，多数人都乐意付出，但慢慢地就疲倦了，出现所谓的审美疲劳，有时还有深深的绝望感。
这是因为，刚开始建立亲密关系时，我们对自恋幻觉很有信心，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梦中情人，他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于是，自己信心百倍地付出（A），同时渴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想象给予回应（B）。但是，这种梦幻感一定会被破坏，因为对方必定不是按照你的想象来行动的，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你。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当发现不能获得B时，我们会发生冲突（所谓冲突，就是在表达C），但冲突并不能真正将对方纳入自己的幻觉世界。最后，我们累了，所谓累，是我们觉得这套ABC的游戏玩不下去了。这时，有些人会改变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而接纳对方的真实存在。对此，我们会说，他们磨合成功了。
有些人对自己的逻辑非常执着，他们会将C发展到极致，会一味地谴责甚至攻击对方，认为他们辜负了自己的付出。
自恋幻觉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这是在压制对方的存在感，最终导致对方试图远离自己而损害了关系，这是我们陷入孤独感中的根本原因。
怎样才能打破自恋幻觉呢？一个关键是，彻底明白自己做某事的初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这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是自己为这一选择负责，而不是别人为自己负责。
这个逻辑就斩断了ABC三个环节的纠缠。既然我做A是为了自己，那么B就不存在了，而我也就无从发出C的信号了。
你永远有一个选择空间
一个读者给我写信说，她就要大学毕业了，父母希望她回到老家所在的城市。她很清楚父母的控制欲望太强，所以想去其他城市。但是，父母不仅轮番给她做工作，还叫了亲人和她的朋友给她做工作，用种种方式向她施加压力。现在她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倾向于回老家了。
我回信说：回家也罢，去其他城市也罢，你必须明白，这是你的选择，而不是你父母的选择。所以是你为这个选择负责，而不是你的父母、亲人或朋友为此负责。
这封信对她犹如当头棒喝，将她从恍惚状态中拉了出来。她开始认真地为将来做各种考虑，并最终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她知道这会引起父母的埋怨和谴责，以及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但她决定承受这一切。
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屈从于别人的压力，其实是逃避责任。这里面也藏着一个微妙的自恋幻觉的游戏：我为你考虑（A），你也要为我考虑（B），否则你就是不爱我，你就该为我的人生负责（C）。具体到这个女孩身上，她已经潜藏着一个逻辑：我为父母考虑，父母就要为我的人生负责，如果未来我的人生有痛苦或不幸，那这不是我的原因，而是父母替我作选择的原因。
没有谁真正能替你作选择，因为所有的选择都得通过你自身作出。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有选择权。
当然，我们的选择范围会有差别，如果没有人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们的选择范围就很宽；如果有重要人物或强权人物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们的选择范围就会很窄。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都是有选择的。
霍金的身体彻底瘫痪，但他还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甚至我们会发现，尽管我们以为他的选择范围太狭窄了，但他却对自己拥有的选择范围非常感恩，而一旦他开始这样做，他的这个选择范围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扩张。
说得极端一些，即便你只有一死，但你仍可以选择死得有尊严。
那些生命中的强者，总能在极端情形下发现自己的选择范围。相反，所谓的正常人，倒很容易觉得自己无路可走。当我们所谓被迫服从于别人的意志时，其实都是在将自己的责任推卸给那个人：我既然听从了你的选择，你就该为我负责，我生命中的痛苦就得你负责。
检验我们是否为自己生命负责的一个简单标准是：我们是否在抱怨。抱怨就是自恋幻觉的C部分。如果C产生了，那前面势必有A和B。正如这个女孩，她对父母的埋怨是C，而她的初衷A则是“我顺从父母的渴望”，她的渴望B则是“父母认可她且为她的人生负责”。
有些时候，我们的选择范围的确会很窄。假若这个女孩的妈妈说“如果你离开我们，我就自杀”，而且她真的会去自杀，那么这个女孩的选择范围就非常狭窄了。
但这时，她仍然可以选择说，我情愿回去，我愿意这么做，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这样做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妈妈的自恋幻觉，因为自恋幻觉的三个步骤是：我选择了A，我渴望你回报B，否则我就实施C。这三个步骤中都藏着“我要如何”的逻辑，即自恋者认为是自己在掌控局面。假若我们说，我这么做是我的选择，这就是说，是我在掌控局面，就可以打破自恋者的幻觉。并且，当你这样做时，自恋者的“否则”信息也无从发射了。
怨气：衡量自恋幻觉的标准
如果遇到极端的控制者，这种方式可以是反控制的开始，先是非常坚决地表示，我是自己在作选择。接下来，可以从一些小事开始，坚决捍卫自己意志的地盘，如吃什么、穿什么、去哪里玩等等。
主动的控制者很容易被我们发现，而被动的控制者则容易被我们忽视。所谓被动的控制者，是通过伤害自己来控制别人。如果说，主动的控制者利用了我们的恐惧，那么被动的控制者就是利用了我们的内疚和同情心。
例如，一个总是可怜兮兮的人，他常常散发的也是自恋的幻觉：我这么可怜（A），你怎么还不可怜我（B），你这个坏蛋（C）。
假若这个女孩顺从了父母和亲人的意愿，那么，她很有可能会发展成被动的控制者：我听从了你们的意愿（A），你们要为我负责（B），否则你们就是不对的（C）。
在我看来，评判一个人自恋幻觉严重程度的标准是这个人的怨气。
18世纪末，罗伯斯庇尔想在法国打造一个纯洁无瑕的乌托邦，任何阻挡他这一想法的人都被他无情地送上了断头台，其中有许多是他的战友。最终，议会拼命反击，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本来，他可以动用他的特权瓦解国民议会，但这会破坏他的理想，所以他迟迟没动用这一特权而最终丧命。据说，罗伯斯庇尔临死前说了一段话：“我比耶稣还伟大，耶稣做了什么？杀死自己，这再容易不过了，而我的路要艰难很多，因为我要通过杀人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这要难多了。”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社会。为此，我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唾弃的暴徒，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社会，我甘愿被人误解并牺牲自己的形象。这是已成为偏执狂的理想主义者所共有的冲天怨气：你们看，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做了多大牺牲啊，而你们竟然不理解我的苦心。
这种说法只是意识层面的逻辑的片断，而一个偏执狂的理想主义者的完整逻辑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你（A），而你竟然不接受我的苦心（B），那么你去死吧（C）！
有趣的是，尽管手上沾满鲜血，但罗伯斯庇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却很容易打动人心，成为偶像级的人物。
对此，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情。我们都想将自己的幻觉—它可以美其名曰理想—强加给世界，但我们知道，别人不接纳，所以我们缺乏这份勇气和执着。但是，在一个偏执狂眼里，别人是不存在的，别人的想法他不感兴趣，别人的幸福和苦痛他毫不在乎，所以他可以执着地坚持将自己的幻觉强加给世界。成功了，可以获取权力；失败了，则貌似是一种美，一个无比美妙的理想主义泡沫幻灭时的美。
宏大的理想主义和亲密关系中的“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一样，都貌似是将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但他们之所以对别人那么感兴趣，不过是渴望将自己的自恋幻觉强加给别人而已。所以，我想，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将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明白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并彻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放下对别人的控制欲望。
并且，一旦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真正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的选择范围，懂得感激已拥有的一切，从而可以更深沉、更踏实地活在当下，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相反，当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别人身上时，你的世界就很容易是一个怨气冲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