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别想自己，多想想人家的事。”这是黄蓉对郭靖说的。因为一想自己便容易着魔，自己是一个想不透的客体，自己的手永远无法遍摸自己的全身，自己更无可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看一看，即使掏出来了，看了，也看不明白，如同看不明白别人一样。那就看别人罢。别人虽然也看不明白，但可猜测，可假装看明白了。这对自己多少是个安慰。这很重要，既逃脱了对自己的审视之责，又获得了体认别人的欢欣。虽然，自己是自己无法绕过的认识对象，体认别人充其量也只是雾里看花，但，一个人只能这样做，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一个人就是一个没有谜底的谜，对他人如此，对自己尤其如此。当混沌未开时，自己对自己是谜，当心智大开时，谜底也更深重了。欧阳锋武功未臻于最高境界时，他对自己是糊涂的，他不知道他的极限是多少，他以为他是无极限的，可他至少知道自己是谁，是个干啥的，当他夺得天下第一时，却连对自己的这个最基本的认识都被遮蔽了。他被自己的影子打败了，败得很难看，败得一塌糊涂，败得连自己的敌人都不忍心。追问自己的来处和去处，是人的文明的开端，也是愚昧的肇始，还是一切烦恼一切痛苦的起跑线。追问得越急切，越深入，文明进展得越神速，发育得越充分，而愚昧是文明的影子，文明的高度，正是愚昧的长度。这令人烦恼，令人痛苦，却无法解脱，对烦恼只可听之任之。也许，欧阳锋，还有洪七公、黄药师、郭靖，他们的本意是要通过争夺武功天下第一，来抛开这种烦、这种痛的，以此求得大欢乐大收煞的，可他们在欧阳锋那里看见了自己的未来。第一次华山论剑是正经论过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中神通天下第一。论完不久，重阳真人仙逝，第一出现空缺，南帝因后宫情变，心碎看破红尘。这一次欧阳锋在夺得第一时，心智混乱，疯了。准确地说，是因为疯了，才夺得了第一。而他仍非第一，他败给了自己的影子。按理，他的影子才当得起武功天下第一。到了下一次华山论剑，成员有所变化，比拼是在游戏的状态下进行的，最后的结局也具有游戏本色，东邪西狂南僧北侠中顽童，老顽童周伯通天下第一。此时，东邪黄药师的爱女快婿，心智已回归正常状态；西狂杨过携着苦等十六年的爱侣小龙女，此时只是应个景儿，小龙女是造物主对他最初的，也是最终的，更是最高的奖赏，有她在身边，天下已无足轻重，天下第一的名号又算得了什么；北侠郭靖本来就是护国爱民道德武功俱臻巅峰的侠之范者；南僧已不是当年挥斥一方的南帝，俗务已了，情结已解，方外之人，早不将红尘虚名放在心上；老顽童自与南帝刘贵妃偷情之事败露后，便人生一场玩，天下人天下事无不可玩，没有任何事任何人可放在他心上，玩到了大约百岁高龄还玩得不亦乐乎。他是一个彻底自由的人，而他的自由又与欧阳锋不同。欧阳锋是在迷失了自己后自由的，他却是回到自己的本真状态后自由的，眼下又在南帝的撮合下，一对老情人皓首重逢，当年的男女之情也许还会间或入梦来，当下却是故人江湖，笑谈风月。以一个将第一当玩笑的人为第一，是一件很让人快乐且欣慰的事情。
表面看来，周伯通疯疯癫癫，一点正经没有，但他的疯癫却与欧阳锋有本质差异。欧阳锋是武迷心窍，武功天下第一这份虚名，在时刻诱惑着他，烧烤着他，折磨着他，他把人生的全部、心灵的全部都交给了这份虚名，在走入武林时已误入武林，入得越深，迷得越深，他是武的奴隶，虚名的奴隶，他为武所误，为虚名所毁灭，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结局。周伯通则刚相反，他也迷恋武艺，好与人比武争胜，但，武艺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或自娱或与别人玩的形式，尽管在连续几代武人面前，真正能与他相颌颃的人，都是屈指可数的几个，说他是武林唯一的常青树并不为过，可他仍然从来没有把武艺当回事，好玩则习，好玩则与不论谁打一架，不好玩，玩好玩的，比如养玉蜂玩。他没有黄药师那样邪恶的师门规矩，他与师侄师孙辈的人，从来没大没小，他不需要人见了他畏惧，甚至不需要人尊重他，因为这都不好玩；他也没有洪七公行侠仗义的责任感，因为有了责任便不好玩，乃至与刘贵妃的奸情败露后，他选择了独自逃走；他更没有郭靖那样太强的国家观念是非观念，他与敌人打架，与坏人打架，也与朋友打架，跟谁打着好玩便跟谁打；他也没有杨过积聚于内心、几乎毁灭自己的爱情；当然，他也没有欧阳锋那样深重的功名心，他不用暗器，不屑于给兵器浸毒，他为了让恶人听他话别捣乱，给对方嘴里喂了一粒独门毒丸，独门解药在他手中，其实，毒药、解药都是他从身上抠下的泥垢，事情结束后，他把真相也告诉对方了。他用这种恶作剧与恶人玩，从读者角度看去，比起一刀除恶有意思多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儿童，以好玩为生活准则，好武，却不执迷，艺高，却不刻意，打得赢便打，打不赢便跑，他为比武取胜沾沾自喜，败了，也不会放在心上，图谋报复。他是一个至真至纯的武人，他不去争第一，大家却公推他为第一。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在全球范围内科技迅速普及，人的能力以相当可怕的强度延展的时代，金庸却在以温暧的小说形式，以人的肉体出发，探索人的能力的极限。其实，他不是在张扬人的能力，鼓吹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一再暗示狂热的人们，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走向极致，也无须走向极致，谁一定要走向极致，结果一定是不美妙的，对自己，对他人，都一样。
欧阳锋是众多例证中的一个典型。
金庸是一个奇迹，是古往今来所有小说家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是在现代传媒技术的支持下实现的，同时也反证了现代传媒技术暗藏着创造奇迹的天分。金庸小说所获得的荣誉不是由占据文坛话语霸权的小说研究专家和为这种霸权贡献模范文本的小说作者合谋组建的小说界授予的，当他从一向被所谓的专家们漠视的最普通的读者那里、小说消费市场那里获得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业绩后，专家们不仅再也没有底气对他的小说低看一眼了，连有限的装聋作哑的矜持都无法保持了。这些专家们一手持着用经典小说理念构架起来的小说尺度，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主要由最普通读者群构成的金迷们的喧嘯声中，如坐针毡，腰眼渗汗，却不肯低下他们那并不高贵的头颅对金庸表示认可。可是，在他们所信奉的小说理念下制造出来的小说却正在江河日下，日渐沦为极少数人夜深人静独自把玩的自慰器。此时，有些意志不算坚定，却也没有讨厌到底的专家，暗暗地从书店弄回几部金著，避开早已熟读金庸的普通读者，关紧书房门，戴着老花镜，抖抖索索打开书页，读完几页已是心惊肉跳，读完一部，已是五体投地，几部读完，便决定要以金庸研究家的身份露脸了。
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原来小说还可以写得这样精彩，原来世间还有这样精彩的小说。
金庸小说起初令人惊叹的，也许是文本中那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以之谋篇的一个大的故事框架。其想象力是无与伦比的，以之支撑全局的无数细节的设置，其想象力也是无与伦比的，作者最大限度地放飞着小说思绪，读者跟着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作者塑造了众多一刀一剑一手一脚一招一式重新安排现存秩序的大侠，其实，拥有最大局、最大能量的大侠是作者自己，他用手中的一支笔，凭空勾画出了一部比历史的真实还显真实的历史画卷。在金庸小说中，宋辽的战与和，大侠萧峰举足轻重；绵延几十年的襄阳保卫战，大侠郭靖黄蓉伉俪砥柱中流；康熙灭聱拜，平三藩，定台湾，收雅克萨，尼布楚划界，还有俄国公主政变，都少不了小混混变成的大混混韦小宝。
这都是可能的，历史是必然要遗漏一些事一些人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多么优秀、多么敬业的史家，别说让他完整地毫无遗漏地书写几年、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事情，即便仅仅书写一天的社会全貌，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挂一漏万。毛泽东说，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西方有人说，忽视和忘却大部分人的行动，是历史学家的必然性失误。这实在太难为史家了。有的史家力图纠正这种带有先天性的残疾，在他们的著述中，在他们主持的教科书中，极力推介和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但效果似乎不大理想。人民群众推动了历史前进，这个有关历史和社会发展动力的理念，在某个群体中，在某个时空界域中，是深入人心了，是大得人心了，也有了金科玉律的气象了，但仔细看去，支持“人民群众”这个概念谱系的人物和事件，依然是进入了“正史”的人物和事件，只不过对其中的有些人称呼有了变更，比如将“贼”改称“起义军”。而得到史笔青睐的仍然是“正史”中提到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贼”的名字和事件，绝大多数“贼”仍然无名无姓，所有言行照旧付之阙如，被“人民群众”一笔挥洒了。“人民群众”在史家著述中出现的频率是很高了，可是，究竟是谁，究竟做了什么事，具体的人在具体的事中具体担当了什么角色，行动的具体过程，具体过程导致的具体的结果，等等，这些历史叙事最基本的、体现历史真实品格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打马虎眼的要素，事实上都处在悬空的不确定的状态。“人民群众”在这里成了一个概念，一个符号，一个让芸芸大众普遍感到温暧和安慰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式的抚摸。
不用苛求史家，苛求也无用。无论谁去叙述历史，关注的都是影响了群体生活的人和事，而被叙述的主角也许曾是再普通不过的“人民群众”，一旦浮出海平面，对他人，对群体造成了影响，那么他便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代表了，在他的名字和事迹的阴影下，多少人就这样默默地被他“代表”了。
选择什么人和什么事——只要是真实的——来支持自己对过往的和现存的世界的描述和理解，这是史家的自由和不自由。不自由在于选材时，有些材哪怕不喜欢，还不得不选，材料必须是真实的，有普遍意义的；自由在于以什么样的手段去描述，对同样的人和事，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