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福有毛主席“面向群众”的题词，他一提“群众”二字，实际上等于捧出了尚方宝剑，持反对意见者自然不敢吭气了，再加上李培福说的“浪费、大手大脚、贪图享受”，哪一顶都是不轻的帽子。
指挥部宽沟农场和漫水滩农场及服务站办起来后，职工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可是，工程建设的主力军——民工的生活还是相当困难，一天两顿白水煮面，还不足量，他们都干的是体力活，能量损耗大，劳动时间长，“机器”要高速运转，却没有“润滑油”，许多人眼珠子都不能转动了，不少人患上了严重的夜盲症（俗称鸡盲眼）。
在六泵站奋战的喜泉营，由于时间紧，任务大，采用了两班倒，昼夜不停地拼命干。福禄水连女工多，可工作从不落在别的连后面，一段时间后，大部分女民工也或轻或重患上了夜盲症，重症患者太阳一落山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位女民工，名叫张延英，身体壮实，一个顶俩，比男民工还强，被分配在高空运料。她早就患上了夜盲症，却没有给人说起过，还是如正常人一样，从不歇息，而且昼夜不停，两班都参加。六泵站有句口号：“工地上少了张延英，师傅们就得等一等。”有一天夜里，都一两点了，一轮浇筑即将结束，张延英两步并作一步走，干得更欢实了，不成想夜盲症越发严重了，凭着她对脚下情况的熟悉，凭着她的良好的感觉，还是步履稳健，运料不断。运最后一筐水泥石料时，步子迈得大了一点，一脚踩空，从8米高的支架上摔了下来，当场牺牲了。
事故发生后，李培福、贺建山等主要领导，连夜赶到现场，看到空中的电灯泡发出白森森的光，照在工地上，如下了一层霜，几百人的工地上，静悄悄的，人们围在张延英的尸体旁边，如水泥浇筑的塑像一般，凝固不动。
民工团团长洪镒分开众人，把李培福等人引到张延英的尸体旁边，李培福一手拄着拐棍，一手脱帽，向张延英的尸体缓缓鞠躬致敬，拿在手里的帽子颤抖着，拐棍也在颤抖着，似乎在地上发出“呜呜”的声音。
第二天，指挥部、民工团、喜泉营的相关领导前往张延英家，慰问家属，送上200元抚恤金，一面做张延英母亲的思想工作。张延英的母亲听到噩耗，悲恸欲绝，人们等待这位失去女儿的老人的发难，也等待其家属提出善后处理条件。没想到的是，张延英的母亲悲痛过后说：“为了能浇上黄河水，我们不再挨饿，大家过上好日子，我的延英死得值！”她不但什么条件都没有提，还坚决拒收200元的抚恤金，只要求让她的四女儿张延菊前往工地，接她姐姐的班，继续取黄河水。
张延英母亲的话，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老太太的话，没有口号响亮，却比口号有力量；张延英母亲拒收200元抚恤金的行动，并不是虚情假意的推让，而是普通群众表现出的建设“景电”工程的决心。
工程上一方面以张延英事故为鉴，查漏洞，找隐患，狠抓安全生产；一方面树立榜样，开展学习张延英活动，提出“学习张延英，拼命干工程”的口号。
查来找去，问题归结到了民工的生活条件上，如果民工的生活条件不能改善，就只能放慢施工速度，延缓工期。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年上水”是奋斗目标，也是政治任务，到时候完不成任务，上面有可能就会责令停工，搞一个半拉子工程，劳民伤财，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也是景泰人民不能答应的，更是李培福不能容忍的。要改善民工的生活条件，又是现实所不能允许的，因为工程上马时就定位为公办民助性质，国家出资，人民出力。再说，当时国家也无力承担民工工资，如果提出这一项，工程也有可能会被勒令停工，要知道，这个工程的上马，是有重重阻力的，有人盼不得工程停工呢。
怎么办？李培福经过苦苦思索，明白工程速度是坚决不能放慢的，但也不能拿民工的生命当儿戏，于是，他组织召开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运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个法宝，解决民工的生活问题，具体一点，就是工程上挤出一点经费，给予民工一定的生活补助。
这个方案一提出，民工团的领导自然举双手赞成，可有些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民工问题是短时间的问题，搞这样大的工程，死一两个民工是正常的事情，是给他们自己办实事，办好事，不做出点牺牲还行？况且，工程上挤出了经费，工程质量就会没有保证，这可是百年大计，千秋伟业，丝毫不能马虎。
李培福听完了各方面的意见，最后说：“是的，工程质量是第一位的，绝不能含糊，两年上水的目标也不能更改，但民工的生命也是生命，不能视为儿戏。据我了解，各工点好多民工因为生活条件差，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夜盲症，晚上加班非常危险，我们为群众办实事，也不能欠下群众的血泪债，我的意思是，在浪费和干部大手大脚上下工夫，在部分领导贪图享受上下工夫，这点民工的补助费还是拿得出来的。”
李培福有毛主席“面向群众”的题词，他一提“群众”二字，实际上等于捧出了尚方宝剑，持反对意见者自然不敢吭气了，再加上李培福说的“浪费、大手大脚、贪图享受”，哪一顶都是不轻的帽子，都是被反的对象，谁还敢吭气？
所以，这次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上，硬性定下了民工生活补助标准：受益区民工，每天每人补助生活费3角，非受益区民工，每人每天补助生活费5角，同时，向民工团定期供应一定量的黄豆，办豆腐坊，按人头发放到各个连队。
有人在底下私自盘算：每天投入的民工按5000人计算，受益区非受益区均拉，每人每天补助生活费4角，那么，每天需拿出2000元补助费，一个月则需拿出6万元，一年需拿出72万元。
72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有人故意提高了声音，想引起李培福的注意，但李培福似乎人老了，耳朵也背了，就是注意不到；有人想直接告诉李培福给民工补助一年的结果，又怕担“不面向群众”、“害怕为人民服务”的罪名；有人仔细掂量，觉得应该而且必须让总指挥知道这个数字，还不能直接说出72万元，提议大家伙儿估算估算全年的补助费。李培福说：“每人每天不就三四角钱嘛，还估算个啥！就这样定了，明天起执行补助政策，分头抓落实。还有大事情，这点小事到此为止，散会。”
会后，贺建山私下给李培福说，就这点补助，全年需要至少72万元。还传达了会后个别但也不是少数同志的意见，说是每天三四角钱，对民工也不起什么大的作用，积累到工程上，却能够解决大问题。李培福说：“老贺，不是我没算过账，这账不能算。对一个农民来说，一天三四角钱可不是不起什么大的作用，而是能派大用场：能顶15到20个鸡蛋，能顶有些生产队3到4个工分的决算，（其实，有些生产队一个工分还不到1角钱呢）能顶一个五口之家好几个月的吃盐钱……补助不会杜绝张延英事故的再发生，但至少对群众有所交代，老百姓苦啊！”说着，李培福似乎有点哽咽，说不下去了。贺建山明白李培福的心思，同时，于公于私，也算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就不再说什么了。
一段时间里，李培福借为民工补助抓落实，亲自督查财务，堵住了浪费风，遏制了部分干部的贪图享受，兰州采购站运营、外派考察学习人员、干部职工出差、工程物资管理等各个方面细处节流，不到一年时间，共计节省资金近200万！结果，保障了民工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工程建设者的积极性，加快了工程建设速度，树立了良好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