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见习报务员
正式上台工作了，他们每个报务员都分到老报务员身边跟班实习，先当见习报务员。这批老报务员大都是建国初期入伍的老兵，他们在电台上工作已经好几年了。现在他们坐在老报务员身边做他们的助手。开头是给老报务员削削铅笔，递递抄报纸，泻泻开水。
家良跟的是个热情和谒的老同志，年纪比家良大五六岁，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志愿兵老报务员。他已经当了五六年兵，该复员了。所以带新报务员很积极。没削几天铅笔，那位老报务员就让家良戴着耳机在一旁守听，看他在机上如何联络，如何收发报。他收报时也叫他一同抄收。开头几天，他戴上那种像猪耳朵似的耳机感到又闷又难受，脑袋被夹得紧紧的，听里面的声音唏唏虚虚的，几或还有唿喇喇地震耳欲聋的雷鸣声，一片模糊和嘈杂之音，什么也听不清，却见老同志一会按电键，一会抄几下，抄几下又按一下电键，能从那模糊嘈杂的声音中听出他所需要的讯号来，感到敬佩不已。同时也使家良产生了严重的畏难情绪，机上工作是那么复杂和艰难，他们啥时候能独立工作呢？他们在训练团电台实习的时候，全不是那样的。两个电台一个设在东城，一个设在西城，相隔只三里多路，几乎也听不见什么干扰，讯号又响亮又清楚。可这儿实际工作的电台，上级单位远的是在几千里外的北京、上海，近的下面那些海岛观察站的电台联络，至少也有几百公里，讯号是又弱又小，又夹杂着许多他其电台和天电干扰，家良怎么也辨别不出来自己要收的讯号。每当老报务员在抄收的时候，当讯号响亮清楚的时候，家良也能抄得那么几组。但有许多小码听不清楚。当老报务员问他抄得怎么样时，他红着脸不敢把那才抄了几组丢三拉四无头无尾的报文给他看。
“不要紧的。”但那位老报务员却安慰他说：“刚上台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多听几次就会感到有头绪了。右手握着铅笔，左手牢牢地抓住旋钮，轻轻的微微的在那规定的波段上左右旋转，从各种各样的干扰讯号中细心地辨听自己所要联络的讯号。找到以后就和对方联络，不要让它跑掉。”
家良就遵照老同志的教导，戴着耳机细心耐心的辨听，寻找讯号。这样在老报务员旁边守听了几天后，果然，慢慢地他也能听辨出来了。以后在早上和晴朗的白天——天上的天电和其他电台干扰少的情况下，他也能抄一些电报了。老报务员看他抄收的报错得不多，慢慢就叫他联络，他自己在旁监听和指导。
没几天他晚上也能工作了。这样，在老同志的细心帮助指导下，在他自己的努力下，半个月后，包家良就能独立工作了。先叫他联络下面的观察站，后叫他与报务较多的上级台联络。他在训练团里的勤学苦练没有白费，在这里充分显出了他的优势。虽然毕业时他没有被评上优秀学员，但是在这里显示出了他业务基础好的功底，他发的电报的点划清楚，间隔分明，对方收他的报，一下子就给了他收据。很少叫重复。他是真正的优秀学员，新的优秀报务员。
他收对方的电报时，尽管有时对方发得较快，讯号轻微，但由于他掌握了稳抄方法，等对方发完了，还能记抄三四个小码，所以也能正确清楚的抄下来。当他独自挡机工作的时候，和他一道上电台实习的新报务员们大多数都还在给老报务员削铅笔，递开水，跑龙套。当许多新报务员开始单独守机值班的时候，他已经工作得相当熟练了。即使在雷声隆隆电光闪闪严重的天电干扰下，在叽叽嘎嘎，啼啼都都充满面着各种干扰的夏天的夜晚，他也能聚精会神地守听，在众多的嘈杂的声音中寻找出对方电台的讯号，并能正确无误地把报发出去和收过来，完成联络任务。
在晚上天电干扰的的情况下抄收电报是很辛苦的，有时抄一份一百来字的电报，重复了又重复，紧张得衣服被汗水湿透，耳机的皮碗里能倒出水来，但是他一定要把电报毫无差错地抄收下来，并且边抄边记好电台日记。
工作了三个月后，舰队的监察电台给新报务员们寄来了很多纠察表，指出他们每次在电台工作中许多发错的符号和各种错漏，有的甚至于把报发到冒充对方联络台的敌人电台上去了。而包家良却很少有纠察表寄来。因此几个月来，包家良得到了电台台长和团长在早会时的多次表扬。
特别是那个年轻的准尉台长对这个默默无言，工作认真细致，很少出差错，值班时能与对方及时联络，收发报正确无误的新报务员印象很好。
一天早上，他在食堂吃好饭在水漕边洗好碗回宿舍时，碰巧碰见那个脸孔白净的说话带苏州口音的年轻的准尉台长，看见家良边洗碗边叫他说：
“包家良，慢点走。
包家良好奇地在水池旁边等着他，这个台长平常很严肃的，很少和战士们说笑，家良猜不透他这时叫他干什么。
这时只见这个姓平的台长看着他和谒地笑笑，他把他洗好的搪瓷碗往水池的水泥台上放一放，然后摸出一块手帕来揩了揩手，从他的军官服的衣袋里摸出一把串在钥匙上的小刀来，走到包家良身边，把包家良用线缝在肩头上的那缀着一个小铁锚的用方块泥子做的列兵符号割了去。
“台长，这－－－－－－－”包家良感到莫名其妙。
“要给你换一换，”台长微笑着对他说，把他的方块列兵小肩章装进他的军官制服袋里走了。
回到宿舍时，大家发现他肩章没了问：“包家良你的肩膀上的肩章怎么丢了”
“没，没，”包家良说：“我摘下来了，这件衣服要洗了。”他不好意思地撒了个慌，因为确实不知道台长把它割去换一换是什么意思。
两天后台长发给他一付有了一条黄扛的泥子新肩章。咳，原来是把他晋升了一级，把他的的列兵晋升为上等兵了。那块方的黑泥子做的肩章上的一条扛，是上等兵的标致。
于是这个集合时总排在队前的年轻的新报务员，那肩膀章上一条金黄色的小杠，在一片还都挂着黑泥块上缀着一个小铁锚的列兵中间显得很突出。这是集中台十六个新报务员中第一个晋升为上等兵。不用说，同志们都投以极羡慕的眼光，林陈阿利包锦妹等开玩笑对他说：
“包家良，你好好干呵！你再两个月，就可以争取两条杠了（。两条扛是下士付班级了）
“两条扛算什么，”有人说：“再过两年包家良说不定就戴大盖帽了。他在业务上是有两下子的。”
“没啥说的，包家良就是比我们厉害！看样子咱们是要把铁锚扛到退伍了！”
包家良谦虚地说“嘿，弄那一条扛还不容易！到时候你们也都会挂上的。”
“哦，我们不想，我们不想！”
但是包家良暗暗警告自己，这回可不要再骄傲了，虽然晋升了一级军衔，但自己业务与老报务员比起来还相差得很远。再说自己身上背着的处分还没有撤消，自己还没有入团，如今台长对我这样器重，我得要更好的工作来报答上级，同时争取撤消处分和入团。
尽管家良在集中台工作很出色，业务上进步很快，可是人家对他在政治上仍旧保持着在训练团时的看法，认为他只专不红，政治思想不开展。
“包家良在训练团表现并不怎么好，他犯失密错误队前警告处分还没有撤消哪，他想入团还早啦！”那个团小组陈文达在讨论包家良入团时这样说。
偏巧有的老同志不是团员，有的已经超龄而退团了，团小组里的团员还是从训练团分配来的新团员为主体，因而团小组的大权依旧被陈文达所控制。
家良在这里对他在政治上的进步又受到了阻挠。这个团小组长陈文达，我们早先曾经讲起过，会唱几句京戏，业余时间和文艺晚会上常哼几句，颇得一些战士的好感。但他在业务上是最差的一个，在训练团老是讲老师发的报他听不清，却又看不起学习好的人，说包家良是个人英雄主义，在那里不让包家良入团。到了工作岗位之后，由于业务基础差，总是摇摇头讲我一点也听不懂，我没法工作，他又不肯虚心的向老报务员学习，所以来了半年都还不能独立工作。而现在这个在训练团受过处分的包家良不但早就单独工作值班了，而且还晋升为上等兵，他更感到妒忌和看着不舒服了。
和某些人一样，在业务技术上是个饭桶，可是在玩弄权术上却称得上是个能手。因此，尽管台长对他很器重，但包家良感到他想在这里入团由那个陈文达在，仍旧很困难的，因此他又不安心了。想调出观通察团，到没有陈文达的地方去另起炉灶。
但他不知道，那样一来他又要多走多少弯路，又要出多大的力，流多少的汗。
究竟怎么样好呢？是待在这里呢，还是有机会到下面去换个环境好呢？他琢磨不定，因为人间的事变化无穷，谁也掌握不了它的规律，更何况流水似的随时变化的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