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好，”汉斯·卡斯托普笑了笑，“不过通过您，我可是学到了许多有关他的知识。是啊，当时我茫然无知，跟您说只来三个礼拜，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刚好克勒费特小姐用气胸嘘了一下招呼我，我因此确实有些失态。不过当时我也真的觉得发烧，因为山上的空气不只是有利于治病，也有利于发病，有些时候啊疾病是通过它才真正爆发出来；这个嘛归根到底也是必要的，如果打算治疗疾病的话。”
“一项动听的假说。贝伦斯宫廷顾问也给您讲过那个德国血统的俄国妇人吧，她去年——不，前年在这里住过五个月？没讲过？他真该给您讲讲。这位和蔼可亲的年轻女士，论出身为德国血统的俄国人，已婚，有小孩。她来自东方，患有淋巴结核和贫血，并且看来也颇严重。喏，她在这儿住了一个月，抱怨感觉不好。可得有耐心啊！第二个月过去了，她继续抱怨并没见好，相反却更加糟糕。于是向她解释，她身体情况到底如何，唯有大夫能下判断；她只能讲自己的感觉——而这没有多少意义。对她的肺部大夫是满意的。好，她沉默了，接受了治疗，于是体重一个个礼拜都在减轻。到了第四个月，她在体检时晕倒了。这没关系，贝伦斯解释说；他对她的肺部非常满意呀。可到了第五个月，她连路都不能走啦，便写信告诉她在东边的丈夫；于是贝伦斯收到了她丈夫的来信——信封上用遒劲的笔触写着‘亲收’和‘急件’字样，我亲眼看见的。是啊，贝伦斯说，说时耸了耸肩膀，看来情况很明显，她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呗。德裔俄国妇人给气疯了。贝伦斯早该告诉她呀，她大叫，她一直感觉，她完完全全给毁了！……让我们希望，她回到自己东方的丈夫身边以后，重新恢复了体力。”
“真精彩！您讲得太好啦，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您用的每一个词儿都那么生动。还有那个在湖里洗澡的小姐的故事，说是院里因此发了她一支‘哑大姐’，也常常还令我忍俊不禁。是啊，无奇不有。真得活到老学到老不是。至于我本身的情况嘛，还完全没有数。宫廷顾问说什么在我身体里发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自己不知道一些早先的老病灶，在叩诊时我是听出来了的；现在据说在这儿又听出了一块新鲜的——哈，‘新鲜’，在这儿搭配着说出来怪特别。不过目前还仅仅是根据声音做的推断，要想确诊，还得等我下了床去透视和拍片以后。到那会儿，我们就会知道正确的结论了。”
“您认为？——可您知道吗，X光片呈现的斑点常常被诊断为空洞，其实呢却只是一些阴影；反之，真有毛病的地方有时倒显不出斑点来？圣母保佑，如此X光片！这里曾经来过一位发烧的钱币学家；正由于发烧，在X光片上就清楚地看见了空洞。大夫们甚至声称听见了空洞的声音！于是就当它是肺痨病人施治，一治便治死啦。尸体解剖表明，他的肺一点儿毛病没有，他的死是某种球菌引起的。”
“喏，您听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刚才您说到了尸体解剖！可我的情况还不至于此啊。”
“工程师，您真个滑头。”
“可您是个彻头彻尾的吹毛求疵者和怀疑主义者，我不得不讲！甚至对精密的科学您都不相信。您的片子上是不是有斑点呢？”
“有，有一些斑点。”
“而您是否也真有点儿病呢？”
“是的，遗憾我还病得相当厉害，”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回答，并且垂下了脑袋。谈话停顿了一会儿，他清了清嗓子。汉斯·卡斯托普保持着舒适的半躺卧姿态，拿眼睛打量缄默不言的客人。他似乎觉得，他这么简单地提两个问题，就驳倒了塞特姆布里尼所有可能的怪论，甚至包括他关于共和国和美好文体的说道，使他终于哑口无言了。为把谈话继续下去，他不肯采取任何主动。
过了一阵，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又微笑着，重新提起兴致来。
“现在请告诉我，工程师，”他说，“对您的这个消息他们怎么看？”
“什么消息，您指我推迟回去的消息吗？嗨，我家里的人，您知道，我家里的人仅仅是三位亲戚，一位舅公，两位舅舅，即舅公的两个儿子；我和舅舅相处得更像是表兄弟。除此我再没有其他亲人，我是很小便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家里怎么看？家里了解的情况还不多，不比我多。一开始，我不得不躺下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我患了重感冒，不能旅行。到了昨天，看来要待长一点啦，我又写了一封信，说贝伦斯宫廷顾问由感冒注意到了我肺部的情况，坚持要我延长疗养时间，直到查清我的健康状况为止。这个消息他们会很冷静地看待的。”
“那您的职位呢？您讲过您打算进入的实际工作的行业。”
“是的，当实习工程师。我已在造船厂暂时请了假。您可千万别以为人家因此会大失所望。再长时间没有见习工程师，他们照样能干下去。”
“很好！从这方面看，也就是说万事大吉，全线保持冷静喽。在你们全国，人们都头脑冷静，不是吗？然而也精力旺盛！”
“哦，当然，也精力旺盛，非常旺盛，”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从远方审视着家乡的人情世态，发现他的对话者判断很准确，“头脑冷静而又精力旺盛，他们确实是如此。”
“喏，”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继续说，“您要待得久一些，那就不可避免：我们将在这山上结识令舅大人——我指的是您的舅公。无疑他会山上来看您的。”
“根本不可能！”汉斯·卡斯托普大声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用十匹马也拖他不上来！我舅公很容易中风，您知道，人胖得来几乎没了脖子。不行，他需要适当的气压，到了山上健康会比您那位东边来的女士更糟，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真叫我失望。容易中风是吗？在此情况下头脑冷静和精力旺盛又有何用！——您的舅公大人该很富有？您也富有？您家乡的人都富有。”
对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作家式的以偏概全，汉斯·卡斯托普微微一笑，随后便姿态舒适地凝视远方，心神已经回到故乡的环境氛围中。他回忆着，极力不带个人的成见，与故乡的距离鼓励他这样做，也是他能这样做。
“那里人是富有，对——或者也并不富有。如果是不富有——就更糟糕啦。我么？我不是百万富翁，不过经济倒有保障，可以依靠别人，自己过得下去。就别谈我了吧。您要是说：那边的人肯定富有——那我同意您。因为假使人不富有，或者只是曾经富有过——那就惨啦。‘这家伙吗？他到底还有没有钱？’人家会问……话就是如此，嘴脸也完全如此；我常听见这样的问话，并且记住了，深深铭刻在了心里。尽管我早已习惯听这样的话，但我感觉还是有些特别——不然便不会铭记住了。或者您怎么看？不，我不相信，例如您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会喜欢我们那里的情况；甚至土生土长的我，我事后发现也常常感到不痛快，尽管我本人并没有吃过什么苦头。谁家的餐桌上端不出最好、最贵的酒，别人就根本不登他家的门，他的闺女们也就嫁不出去。世风如此。我躺在这里从远方观察，心里就感觉不是滋味。您怎么说好呢——头脑冷静？以及精力旺盛？好，可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狠心、冷漠。狠心和冷漠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残忍。那下边的空气就是残忍的，无情的。这么躺着从远处观察，心里不由得感到害怕哟。”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专心听着，不断地点头。他一直如此，直到汉斯·卡斯托普的批判暂时告一段落，不再言语。随后他舒了一口气，说道：
“人生自然是残酷的，在您的故乡却有了一些特殊的表现形式，对它们我不想加以美化。反正一个样，对于残忍的指责，归根到底还是带了一些感情色彩。在彼时彼地您不会做出这样的批判，是害怕在自己眼里也显得可笑。您有权把它让给那些愤世嫉俗的人去干。您现在批判了，表明您已与过去有某种程度的疏远；这样的疏远我不乐意看着它越来越严重，因为谁习惯了进行批判，谁就很容易脱离生活，脱离他生来就注定过的生活方式。‘脱离生活’意味着什么，工程师，您知道吗？我却知道，并且每天在这儿都目睹它发生。最多只需半年，一个山上来疗养的年轻人——而山上来疗养的几乎全是年轻人——头脑里除去谈情说爱和量体温就不会再有任何别的想法。而至迟一年以后，他也再不能容忍任何别的想法，而会认为任何别的想法都是‘残忍’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都是错误的和无知的。您喜欢听故事——我乐于效劳，可以给您讲讲一个儿子兼丈夫的年轻人的故事。他在山上住了十一个月，我认识他。他比您大一点，我相信——甚至大得相当多。人家认为他好了，试着让他出了院，他回到了家里亲人的怀抱中；不是他的舅公和舅舅，而是母亲和妻子。从此他整天躺着，嘴里含着支温度表，其他任何事情都不知道。‘你们不懂，’他说，‘要在山上生活过，才知道必须这样。山下的人缺少基本常识来着。’事情的结局是他母亲做出决定：‘再给我滚回山上去，你已无可救药。’于是他又上了山，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您知道，人只要在这里生活过一次，就会称它为‘故乡’。他完全疏远了自己年轻的妻子，因为她缺少‘基本常识’便一脚踢开了她。他妻子看出来，他在‘故乡’会找到一个‘基本观念’一样、志同而又道合的女人，和她永远待在一起。”
汉斯·卡斯托普像是只用一只耳朵在听，眼睛一直死盯着房间里灯光照得雪亮的墙壁，像是凝视着远方。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话他迟迟地才笑了一笑说：
“他称这儿为故乡？那可真带了点感情色彩，如您所说。是啊，您的故事多得数不清。我刚才还在想我们说的关于冷酷和残忍的话，这些天我已考虑过它许多次。您瞧，人必须相当地麻木不仁，才会生来便完全同意平原上人们的思维方式，同意那些类似‘这家伙到底还有没有钱？’的问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嘴脸。我感觉这根本就从来不自然，尽管我连一个人文主义者也称不上——而事后，我更觉得那太离谱啦。我觉得它不自然，也许跟我不自觉的疾病倾向有关——我自己听见了那些老病灶，贝伦斯声称在我体内又查出了一个新的小问题。这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归根结底并不令我惊讶。我实在从来不觉得自己坚如磐石；加之我的双亲又死得那么早——我从小就完全是个孤儿，您知道……”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头、肩、手一起协调动作，得体而快意地以形象表示他的诘问：“那有怎样？还有什么？”
“您是一位作家，”汉斯·卡斯托普说，“——一位文学家；您一定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在此情况下不能那么麻木不仁，称人们的残忍是完全自然的——您知道那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到处走来走去，在那里笑和挣钱，在那里大吃大喝……我不知道，我是否正确地……”
塞特姆布里尼鞠了一躬，解释道：
“您是想说，早早地、反复地接触死亡，造成了您某种根深蒂固的心境，就是对轻率的尘世生活的粗暴、严酷，我们说玩世不恭吧，特别厌恶和反感。”
“正是正是！”汉斯·卡斯托普兴高采烈地叫着，“完美无缺的表达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与死亡接触——我知道嘛，您作为文学家……”
塞特姆布里尼朝他伸出一只手，脑袋歪在一边，眯起了眼睛——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姿态，含义是请对方打住，继续洗耳恭听。他那么坚持了几秒钟之久，即便汉斯·卡斯托普早已住嘴，有几分尴尬地等着他下面的演说。他终于又张开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摇风琴的艺人的眼睛——继续说：
“请允许，工程师，请允许我对您讲，并希望牢记在心，看待死亡唯一健康、高尚，再说也——我想明确地补充——也唯一虔诚的方式，就是把它理解并感觉为生的组成部分和附带现象乃至于生的神圣条件，而不是在精神上将它分开，使之对立，甚或相对地将它否定和贬低——这样的方式是健康、高尚、理性和虔诚的反面。古代人往往用生命和生殖的图像装饰他们的石棺——对于古希腊罗马的宗教而言，神圣事物与淫秽事物常常是一码子事。那时的人懂得尊重死亡。死亡是生命的摇篮，复活的母体，因此也就尊贵。与生分割开来，死便成了幽灵，成了鬼脸——甚至更坏的东西。因为作为独立的精神力量，死这种力量极端轻浮，它那邪恶的诱惑力无疑会造成人精神极为可怕的迷乱。”
说到这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缄默不语了。他一直是泛泛而谈，结论却十分肯定。他是认真的；并非聊天似的随便说说，也不屑于给他的对手以接嘴和反驳的机会，而是在论述终了时压低调门儿，打上一个句号。他抿紧嘴坐着，两手交叉在怀中，穿着格子花呢裤的双腿一支叠在另一支上面，眼睛死死盯住那只在空中微微摇摆的脚。
汉斯·卡斯托普也闷声不响。他围着鸭绒毯坐在那里，脑袋冲着墙壁，指头儿在被盖上敲打着鼓点。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教训、指摘和责骂，在一声不吭中多有孩子似的桀骜不驯。谈话冷场得相当久。
终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又抬起头来，笑了笑道：
“您大概记得，工程师，我们已经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讨论——也可以说同样的讨论？我们当时——我想是在一次散步途中——谈到了疾病和愚蠢，您声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实乃荒谬，而且是出于对疾病的高度尊重。我称这种尊重为阴郁的怪念头，它会玷污人类的思维；我很高兴，您似乎并不完全反感，愿意考虑我的不同看法。我们也谈到了青年中立态度和精神摇摆，谈到了他们的选择自由，以及他们对什么立场观点都想试上一试的倾向，还有就是不应该、也无必要把这种尝试看作已经是最后定型，将终身严格遵行。请您允许我——”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微笑着从椅子上向前躬着身子，双脚并排站在地上，两手握在膝盖之间，稍稍朝前探着脑袋，说道，“请您允许我在将来，”说是嗓音微微显出激动，“将来在您历练核试验的过程中稍稍施以援手，在一旦面临得出有害结论的危险时予以纠正。”
“当然可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汉斯·卡斯托普急忙改变拘谨、执拗的拒绝态度，不再用手指头儿叩击被盖，仓皇而友善地转脸望着客人，“您这真是用心良苦，一片好意……我真的问自己，我是不是……也就是讲，我这样是否……”
“您是想是否也完全免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模仿贝伦斯用拉丁文说，同时站起身来，“谁愿意让别人当作穷光蛋喽。”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这时外边的一扇门开了，接着里边的门也拧开了。是约阿希姆参加完晚间的娱乐节目回到了房间。跟汉斯·卡斯托普早些时候一样，他也一见意大利人脸就红了；这使他本已让阳光晒红的面孔显得更黑一些。
“噢，你有客人。我给耽搁了，对你却再好不过。他们硬逼着我玩儿了一盘桥牌——说桥牌是敷衍外人，”他摇着头说，“归根到底完全是另一码子事。我就赢了五个马克……”
“但愿别使你上瘾才好，”汉斯·卡斯托普说，“嗯，嗯。这段时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帮我过得非常之美好……美好得来无以言表。你们那伪称作桥牌的玩意儿怎么说呢，可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使我这段时间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必须千方百计离开这个地方——在你们中间竟有人已经开始玩所谓的桥牌。然而为了经常能聆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高论，在与他的交谈中获得帮助，我几乎已在希望无限期地发烧下去，以便在你们这里坐稳位置……临了儿人家还不得不给我一支‘哑大姐’，免得我再耍花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