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在做梦吧，”他自言自语地喃喃着，“梦得美妙极了，可怕极了。从根本上讲，我一直清楚这是个梦，—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树木繁茂的园子和滋润的空气，以及接下去的美好景象与可怕情景，我几乎全都预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想出这些，使自己感到幸福，感到恐怖呢？我从哪儿弄来那迷人的海湾，还有那由一个美少年的目光引导我走进去的神庙群呢？我想说，一个人不单单靠自己的心灵做梦，也代替匿名的集体做梦，只不过以个人的方式。你只是那巨大心灵的一个微小分子，它通过你做梦，以你的方式，梦见一些它永远悄悄在梦想着的事物——梦见它的青春，它的希望，它的幸福，它的安宁……它的人肉宴。眼下我倚靠着自己的圆柱，头脑里实际还留着我的梦的残余，留着对人肉宴的冰冷的恐惧，以及对先前美景的由衷的喜悦——为那光明人类的幸福和高尚情操而感到的喜悦。这是属于我的，我坚持认为，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靠在这儿，做这样的梦。我从此地山上的人们那里知道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及理性的东西。我跟着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在极其危险的崇山峻岭中转来转去。我了解人的一切。我认识人的肉和血，我把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的铅笔还给了有病的克拉芙迪娅·舒舍。可是谁认识肉体，认识生命，他也就认识死。不过，这并非全部——多半还只是个开端，如果从教育的角度看问题的话。还必须加上另外一半，相对的一半。要知道，一切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不过是对生命的兴趣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正如人道主义的医学科学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学科总在彬彬有礼地用拉丁文谈论生命及其病患，仅仅是那个巨大而急迫的问题的一方面；我现在要直呼其名，怀着无比的好感和同情：那就是生活的问题儿童的问题，就是人和人的地位与尊严问题……我对此懂得不少，从此地山上的人那儿学到了许多。我从平原被赶上高山，可怜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然而，从我的圆柱脚下，我这会儿挺不坏地看见了全貌……我梦见人的地位，梦见他们那个明达知礼、互敬互爱的群体，但在这个群体背后的神庙中，却演着吃小孩的可怕一幕。他们，太阳的孩子们，在静静地观看那可怕的情景时，相互还会一样的文质彬彬、殷勤友善么？他们要是能这样，那可真叫风雅、大度！我从心眼儿里同情他们，而不同情纳夫塔，也不同情塞特姆布里尼，他们俩都是空谈家。一个放荡而邪恶，一个只会吹理性的小号角，还自以为用目光能镇住疯子，真叫人倒胃口。说来说去，不过是庸人哲学，纯粹的道德说教，非宗教思想。同样，我对纳夫塔，对他的宗教，也不怀好感；他的宗教只是把上帝与魔鬼、善与恶搅混成一个大杂烩，正好让个人一头栽进去，以达到神秘地沉沦在一般之中的目的。这两位教育家！他们的争论和矛盾本身也不过是个大杂烩，是一片乱糟糟的厮杀声，谁只要脑子稍稍自由一点，心灵稍稍虔诚一点，就不至于被蒙蔽。谈什么贵族化问题！什么高贵不高贵！什么死与生，疾病与健康，精神与自然！难道它们是矛盾？我要问：难道它们是问题？不，这不成问题。还有高贵不高贵也不成问题。死必然寓于生之中，没有必然的死也便没有生；主的人的地位正处于中央、处于混乱与理性之间，正像他的国度也处于神秘的集团与不稳定的个体之间。从我的圆柱下看去，情形就是这样。处在这个地位上，他应该彬彬有礼，自己对自己表现得友善谦恭——因为只有他是高贵的，而非矛盾冲突。人应主宰矛盾冲突，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比矛盾冲突更加高贵，比死也更高贵，对于死来说太高贵了——这便是他头脑的自由思想；比生更高贵，对于生来说太高贵了——这便是心灵的虔诚信仰。这就是我作的诗，一首关于人的梦幻之诗。我愿铭记着它。我愿做个善良人。我不容许死亡统治我的思想！因为善良与仁爱存在于我的思想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死是巨大的威力。人摘下帽子对它表示敬畏，然后便踮起脚尖擦过它身边，继续前进。死戴着往昔的庄严领圈，人们为了对它表示敬意，也穿着黑色的丧衣。理性在它面前显得一副蠢相，因为理性仅仅是道德，死却是自由、混乱、无定形和欲。欲，我的梦说，不是爱。死与爱——这是差劲儿的一对儿，乏味儿的一对儿，很不和谐的一对儿！爱是死的对头，只有爱，而非理性，能战胜死。还有形式，也只产生于爱与善：一个明智友善的团体，一个美好的人类之国的形式和礼仪——在静观着人肉宴时也不改变。啊，我就这么清楚地梦见了，就这么很好地‘执了政’！我要铭记着它。我要在心中对死保持忠诚，然而又牢记不忘：对死和往昔的忠诚只会造成邪恶、淫欲和对人类的敌视，要是任凭它支配我们的思想和‘执政’的话。为了善和爱的缘故，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到这儿我该醒了……因为我的梦已做完，已到达目的地。我早就在寻找这个词：到达目的地，在希培出现的地方，在我的阳台上，在随便哪儿。也是为了寻找这个目的地，我身不由己来到了风雪山野中。现在我找到了它。我的梦将它再清楚不过地铭刻在我心中，我将永远牢记。是的，我欢欣鼓舞，热血沸腾。我的心有力地跳着，我知道为什么。它这样跳不仅仅出于身体的原因，不像尸体还会长指甲似的；它跳得更富人情味，更多是因为心灵幸福的缘故。心灵的幸福是一种佳酿——我梦里的词儿——比波尔多葡萄酒和英国啤酒都醇美，像爱和生命一般流贯我周身的血管，使我猛然从睡梦里苏醒过来。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我年轻的生命在睡梦中处于极度的危险……醒一醒，醒一醒！睁开眼睛！在雪地里，是你的脚，是你的腿！将它们收拢，站直！快瞧——天气好了！”
要想从缠绕着他、压迫着他的睡梦的绳索中挣脱，实在是艰难；然而，他知道如何去获取更为强大的动力。汉斯·卡斯托普用一个胳膊肘撑住墙壁，勇敢地并拢膝头，然后猛地一挺身，人终于站直了。他用穿着滑雪板的脚踏踏雪，用手臂拍打拍打腰，摆动几下肩膀，同时努力睁大眼睛激动地上下左右四处瞧。他发现在头顶稀薄的青灰色云朵之间，现出了一片片淡蓝色的天空，云朵慢慢地飘动，一钩镰刀样的新月已升起在天边。四野光线朦胧。风暴住了，雪也停了。对面，脊背上长着枞树的山岩已完全看得清楚，显得十分宁静。它的下半截阴影笼罩，上半截却沐浴在柔和的玫瑰色光线中。怎么回事？世界怎么样了？已经是早晨？难道他在雪地里待了一整夜，却没有像书里讲的那样冻死吗？手脚也没完全失去知觉，在他踏、摆、拍的时候，也没有哪儿咔嚓一声折断。他一边继续加紧活动肢体，一边动脑筋，极力要想出个究竟。耳朵、指尖和脚趾确实麻木了，不过仅此而已，跟冬天夜间在阳台上静卧时差不多。他终于把表掏了出来，还在走。没有像他晚上忘记上发条常常都免不了的那样停掉。还不到五点——远远没到五点。差十二三分钟。好奇怪啊！可能嘛，他在这儿的雪地里才待了十分钟多一点儿，却梦见了那么多幸福的和可怕的景象，走完了那么一条大胆离奇的思路。与此同时，那六角形的怪物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快得就跟它来的时候一样？真算他有运气，感谢上帝，现在他好回家啦。多亏他的梦和胡思乱想出现过两次转折，使他惊醒过来：第一次是因为恐惧，第二次是因为兴奋。看起来，生活待自己这个迷了路的问题儿童可不薄……
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清晨也罢，是下午也罢——毫无疑问仍然是傍晚时分——反正，无论是天气还是他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再有什么妨碍汉斯·卡斯托普赶快回家去了。他呢，也毫不迟疑，以最快的速度即选择直线朝疗养院所在的山谷滑去，赶到那儿时已经亮灯了。虽然在途中，雪地反映着残余的天光，也足够为他照明了。他从林牧场边上的布莱门比尔插下去，五点半到了“村”里，在香料铺存好器材，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库房小阁楼上歇口气，让他知道他汉斯·卡斯托普已经遭遇过暴风雪了。人文主义作家惊诧莫名，胳膊往头顶上一甩，狠狠骂起他不该如此轻率冒险。他立刻点燃酒精炉，为精疲力竭的小伙子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尽管喝了咖啡，汉斯·卡斯托普还是马上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一小时后，他又置身于“山庄”高度文明的氛围中，非常适意。晚餐桌上，他胃口大开。他在梦中见到的情景，已经淡漠。他有过的种种思考，当天晚上他觉得已不再那么合情理。
好样儿的士兵
汉斯·卡斯托普经常得到表哥发来的简短信息，一开始是好的、兴高采烈的，后来便不太好，以至于终于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些挺可悲的情况。那一叠明信片是以报告约阿希姆的入伍经过和激动人心的宣誓仪式开始的。在回信中，汉斯·卡斯托普开玩笑地称他已发了安于贫穷、谨守贞操和唯命是从的教士誓愿。接下来约阿希姆情绪仍然很高：由于本人热爱事业，上司也有好感，前程看来平坦而远大，步步高升有望。他念过几个学期大学，所以免了上军校和当军士的程序。过新年时他已晋升准尉，寄来了一张穿着漂亮军官制服的照片。他如今已成为一个珍视荣誉、组织严密，但却不乏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教会之一分子。从他每一篇简短的报告中，都洋溢着对这种集体精神的欣喜。他还讲了他那位上士，一个粗鲁而狂热的丘八的好些笑话，讲他对待这年轻的新毛头，对待他今天的下属明天注定的上司不尴不尬的态度；事实上，约阿希姆早已在军官食堂进进出出。那情形真叫绝，真叫逗哟。随后，又讲起考军官资格。四月初，约阿希姆果真当上了少尉。
看那样子，没有谁会比约阿希姆更幸福，没有谁在那特殊的生活环境中能像他似的如鱼得水，心满意足。他既得意又难为情地讲自己如何第一次英姿焕发地打市政厅前走过，哨兵立正向他致敬，他却远远地便挥手让人家稍息。他还讲执行勤务中小小的满足和不快，讲同事间融洽的关系，讲他的勤务兵调皮而忠诚，讲演习和训练、视察和聚餐以及种种有趣的小插曲。有时也讲社交方面的事情，拜访、晚宴、舞会等等。可就是绝口不提他自己的健康状况。
直到夏天之前都是这样。接着就讲他病倒了，不得不请假休息，很遗憾，一连发了好多天高烧。六月初恢复执勤，中旬却又一次叫“不行啦”，大肆抱怨自己“晦气”，不禁担心起八月初仍归不了位；到那时，他全心全意期待着的大演习可就开始啦。胡扯，七月份他不又完全健康了吗？这么坚持了几个星期，便不得不接受体检；原因是他的体温鬼知道为什么老不稳定；这对于约阿希姆可叫关系重大。然而，汉斯·卡斯托普却许久得不到任何一点体检结果的消息。过后消息有了，却不是来自约阿希姆本人写的信——不知他是不能写还是羞于写——而是来自他母亲齐姆逊夫人发的一封电报。电文曰：医嘱约阿希姆告假数周，赴高山疗养，动身在即，请订房两间。回电款已付。署名：露意丝姨妈。
汉斯·卡斯托普在自己阳台上读到这封电报的时间是七月底。他第一遍读得飞快，接着又反复地读，一边轻轻点着头，不只是头，并且晃动着整个身子，而且透过牙齿缝发出：“是，是，是！啧，啧，啧！”——“约阿希姆回来啦!”他突然感到一阵欣喜。但马上他便安静下来，想：“唔，唔，一个非同小可的新闻。也可称作天赐良机。可是见鬼，竟这么快——已经非回来不可了！而且由母亲陪着……”——他讲“母亲”，不讲“露意丝姨妈”，说明他的家庭观念、亲戚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变得淡漠——“这可够意思。而且刚巧在那好人热切期待着的演习之前！哼，哼，真可恶，可恶得要命，一个反理想主义的事实。肉体胜利了，它不肯与灵魂保持一致，而且达到了目的，叫那班夸夸其谈的人丢了脸，竟宣扬什么肉体是灵魂的奴仆。看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些什么，因为如果他们说得对，那就会让人怀疑灵魂出了毛病，像眼前这个情况。是够精明的，我清楚，我为什么如此讲。因为，我所提的问题正好是：把它们俩对立起来是不是大错特错；是不是讲它们串通一气、彼此彼此更好些——那些夸夸其谈的人，算他们幸运，竟没想到这个问题。好心的约阿希姆，谁忍心让你失望，给你燃烧的热情泼冷水哟！你那样诚心诚意——可还有什么诚意可言，我问，当肉体和良心狼狈为奸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你忘不了某种特别的香水味儿，忘不了高高的胸脯和它随时会发出的笑声，以为它们还在施托尔太太旁边等着你呢？……约阿希姆要回来了！”汉斯·卡斯托普再一次兴奋起来，想道。“他是情况不妙才回来的，显然，不过我们又可以两人在一起，我在这山上不必再一个人无依无靠了。这样挺好。一切不可能跟从前完全一样，他隔壁的房间被人占了：麦克唐纳太太，她又在那儿嘎声哑气地咳嗽，身旁的小桌子上自然又立着，要不便是在手里拿着她小儿子的相片……已经是晚期，如果还没人预订她的房间，那也就……暂时可只能住另一间了。二十八号还空着，据我所知。我马上去管理处，找贝伦斯本人。这是个新闻——从一方面看是可悲的，从另一方面看又再好不过，但总之是个大新闻！我希望等来的是个可以共享人生的伙伴，他想必快到了。我看时间已经三点半了。我想问他，在眼前的情况下他是否仍坚持认为，肉体必须被看成第二性的……”
还在喝下午茶之前他便去了管理处。他想的那间与他共一条走廊的房间已安排给了约阿希姆。为齐姆逊夫人也找好了住处。他赶去见贝伦斯，在化验室中碰到了顾问，见他一手夹着支雪茄，一手拎着张模模糊糊的X光玻璃底片。
“顾问先生，有件事您知道吗？”汉斯·卡斯托普先开口……
“嗯，头疼事没个完，”他中气十足地回道，“乌特莱希特的罗森海姆，”他用雪茄指了指玻璃片说，“加夫基指数是十。前不久施密茨厂长来了，大吵大闹一通，搞得罗森海姆在散步的路上咯了血——加夫基指数是十啊。人家让我批评他。可我要批评他，他准出问题，因为他这个人太不克制，一家人占了三间病房。我无法撵他走，否则他会找总管理处麻烦。您瞧，随时都可能卷入这样那样的纠葛，哪怕我再息事宁人，自己走自己的路，什么也不想招惹。”
“是够讨厌的，”汉斯·卡斯托普以知情人和老资格的口吻说，“这两位先生咱知道。施密茨正正派派，又有事业心，罗森海姆却相当糟糕。也许除去养病以外，还发生了其他方面的摩擦，我想说。施密茨和罗森海姆，两个人都跟巴塞罗那来的佩雷斯太太要好，就是坐在克勒费特小姐席上那位，这个说法基本不会错。我想建议您再一般地重申重申院规，然后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眼睛老闭老闭已经得了睑腺炎。对了，您来这儿有何贵干？”
于是，汉斯·卡斯托普讲出了他那既可悲又再好不过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