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怎样从洪荒中走出的
人的祖先究竟在哪里生活？他们相貌如何？曾经有多少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废寝忘食。不过，他们的孜孜以求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在为整个人类寻找“双亲”。
尽管古代的人们编织出“上帝”“女娲”这样具有神力的父母，使当时的人暂时得以安心，可是哪个孩子不想看看自己的亲生父母呢？怎奈仁慈的上帝和美丽的女娲没有给人类这样的机会。于是，有人开始怀疑，发誓要找到自己真正的祖先，毕竟认错祖先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啊！
怀疑上帝
真正用科学的方法搜集证据，提出人类起源于古猿的，应该从英国学者达尔文算起。有趣的是，达尔文在19岁时被父亲送到剑桥大学，学的是神学。
他父亲打算让他以后当个牧师，可是他却一心只想着研究动物和植物。所以当他22岁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去当牧师，而是登上了“贝格尔号”巡洋舰，参加环绕地球的科学航海调查。
在历时5年的调查过程中，达尔文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他在生物界所看到的无数奇妙现象，他不再相信世界上的动植物是一成不变、自古就有的，更不愿再相信上帝创造万物的神话。1859年达尔文50岁的时候，他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他的惊世巨著———《物种起源》，创立了进化论。
不过，在达尔文生活的年代，宗教势力在欧洲依然很大，他不敢触犯宗教的权威，所以在《物种起源》中只谈动物和植物，没有讨论人类起源的问题。但是出于对真理的渴望，他在书的末尾暗示性地写了一句，说他的进化理论“将有助于人类及其历史的阐明”。
这实际上是在启发人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起源也和其他生物一样，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规律。
古猿说
达尔文的小心并没有让他逃脱被攻击的命运，《物种起源》出版后，立刻引起了来自宗教界和学术界落后势力的强烈不满。当时的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就扬言，要在牛津举行的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大会上“粉碎达尔文”。
不过，达尔文并不是孤单的，很多人已经成为进化论的忠实捍卫者，他的好友赫胥黎就是其中之一。尽管那次会议达尔文没有参加，但赫胥黎已经下定决心要与大主教针锋相对。
这位大主教根本不懂生物学，但他倚仗宗教的权威，依然在大会上先发制人，振振有词。他说：“按照达尔文的观点，一切生物都起源于某种原始的菌类，那么我们人类就跟蘑菇有血缘关系了。”在长达半小时的蛮横攻击之后，他又把矛头指向赫胥黎说：“我要请问坐在我旁边的赫胥黎教授，按照他的关于人是从猴子传下来的信念，请问：跟猴子发生关系的究竟是你的祖父一方，还是你的祖母一方？”听众里面发出了哄笑声。
好在我们都知道，如果中伤和嘲笑就能压制科学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也就没有科学了。赫胥黎用大量的科学事实反驳了主教的发言，然后以庄严的神情对主教作了有力的回答：“我重复说一遍：一个人没有理由因为有猴子做他的祖先而感到羞耻。如果有一个祖先在我的回忆中会让我感到羞耻，那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不满足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却要用尽心机来过问他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问题，想要用花言巧语和宗教情绪来把真理掩盖起来。”赫胥黎强调，宁愿一只猿猴而不是一个主教来做他的祖先。
赫胥黎的这番发言着实犀利，以至于当场就有宗教势力的追随者气得晕倒。但也就是这种“认猿为祖”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赢得了很多进步学者、大学生和其他听众的热烈鼓掌。
此后，赫胥黎把人和灵长类动物的身体构造以及卵的发育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发现人和猿之间的差异比猿和猴之间的差异还要小。他把这些都写进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一书中，并且第一个提出了“人猿同祖论”，认为人是猿的近亲，人是由古代的类人猿逐渐变化而来的，也可能人是和猿一起从同一个祖先那里分支而来的。
最有力的证据
关于人类的起源，神创论和进化论争执的焦点之一，就是古今人类有无差别。在形形色色关于“神造人”的传说中，最初的人和现在的人没什么两样。而进化论则认为，越古老的人就越像猿，而不像现在的人。面对这样的分歧，找到证据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
不过，科学家不像神学家那样只会拼命地翻阅那些发了黄的圣经，他们要从事实中去寻找证据。化石是他们想到的一个重要证据，虽然死人不会说话，但是他们保存下来的骨骸却能让后人读出他们的秘密，看看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就能知道他们究竟像不像今天的人类。
最初出土的人类化石，是1823年在英国海边一个叫做“帕维兰”的山洞里发现的一副骨架，它的附近还有一些骨器、装饰品和动物化石。由于当时宗教思想对人们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发现并没有引起重视，人们还以为那是罗马时期的人类遗骨。直到1912年，人们才认识到那是人类进化最后阶段的化石。
尼安德特人
真正对人类起源问题产生较大影响的最早人类化石，是1856年在德国尼安德山谷中的一个山洞里出土的一些人骨。当时有人认为这是古人类化石，但也有人反对。
在反对者的行列中，最著名的是病理学家维尔和。他认为，从小小的头骨来看，这可能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白痴留下的，并不是什么古人类。也有人觉得，这或许是一个佝偻病患者的头骨。
几年后，一位爱尔兰人体解剖学家对这副人骨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确信他属于一种与现代人不同的早期人类，并取名为“尼安德特人”。
由于当时的研究水平有限，再加上在发现尼安德特人的山洞里没能找到其他的动物化石和他使用过的工具，所以无法准确判定这些化石的年龄。直到1886年，在比利时一个叫做“斯彼”的地方又发现了两个人类头骨，形态与尼安德特人非常相似，被认为是同一时期的人类。而且在这两个头骨的周围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化石，由于很多动物很早就已经灭绝了，如披毛犀和古象等。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灭绝动物的生活年代来推测这些人骨的历史了。尼安德特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人们在前人的肩膀上总能站得更高。1908年在法国圣沙拜尔村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又发现了与尼安德特人头骨相似的化石，不同的是，这次人们发现的是一副基本保存完整的男性人骨，他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的典型代表，由此可以得到关于尼安德特人更多的信息。
根据后人的研究，尼安德特人的生存年代为距今20万年到3万7千年。
通过与现代人的比较，发现他们的鼻骨异常向前突出，说明他们的鼻子一定很高，而且鼻孔比较向前。
爪哇猿人
1891年前后，一个姓“杜布哇”的荷兰殖民军军医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发现了一些新的人类化石，从而在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领域中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年轻的杜布哇原本是一位解剖学者，同时也是“人猿同祖论”的追随者。
他认为猿只能在热带生活，而东南亚的猩猩与人类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相信在东南亚很可能找到人类的发源地。带着这个信念，他参加了荷兰的殖民军，成为一名军医，因为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当时正好是荷兰的殖民地，便于他进行研究。
经过长期的搜索，1890年他在爪哇岛获得了一块人类下颌骨化石残片；次年，在距离下颌骨发现地30多千米外的垂尼尔村附近，找到了一块人类的头盖骨和一颗牙齿；1892年，他又在距离这块头盖骨15米的地方找到了一根人的大腿骨。
杜布哇把找到的大腿骨和现代人的大腿骨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发现这根大腿骨已经能够支撑身体的重量，因为它上面已经形成了可以附着强大肌肉的股爷骨粗线，使整个大腿骨的骨干成为三棱柱状。这说明他发现的这个远古人类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了。
根据这些化石的特点，杜布哇认为自己找到了从古猿到人之间的一个缺失环节，也就是“猿人”，所以他把这个远古人类取名为“直立猿人”，后人也称之为“爪哇猿人”。
在发现爪哇猿人的地方，还出土了一些动物化石。从这些动物化石的特点上，可以推断出爪哇猿人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
但是从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根据头盖骨来估算，爪哇猿人的脑量只有900多毫升，远远小于现代人的脑量，而且在发现头盖骨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人造的工具。当时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只有会制造工具才能算人，否则就只能称之为动物。就像尼安德特人，他们的化石周围就发现过石头做的工具，所以他们就肯定是人了。可是没有工具的爪哇猿人到底算不算人呢？
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人认为他们只是长臂猿，有人认为他们是猿和人的中间环节。杜布哇在研究了其他的灵长类动物之后，最终宣布他所发现的这些化石，属于一种大型的长臂猿。
但是随着后来生活在同一时期的北京猿人和人造工具的发现，爪哇猿人终于得到了作为“人”的地位。
北京猿人
20世纪20年代初，在研究人类起源问题上，很多科学家认为是由于喜马拉雅山的形成，挡住了由南向北吹来的印度洋暖湿海风，使喜马拉雅山北面的气候变得干燥，森林变得稀疏，原本在那里生活的古猿不得不从树上跑到地面上来生活，并用双手谋生、用两条腿走路，从而发展成了人。于是，很多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学者都纷纷来到亚洲中部地区，寻找他们的答案。
当时有一位瑞典的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正在中国开展工作。1918年，他偶然从别人那里了解到，距离北京50千米左右的周口店村附近有很多动物化石，他便赶往那里进行考察。
周口店村附近的龙骨山，有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安特生在那里的确发现了一些早已灭绝的动物化石，如肿骨鹿等。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在龙骨山的石灰岩溶洞里，有一些白色的破碎石英片。这个小小的细节没能逃过一个科学家的雪亮眼睛，他很快产生了疑问：在石灰岩地区怎么会有石英？那必定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的。他观察了周围的地形，自然的风和水流都做不到，即使是鸟兽也不可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安特生头脑中产生了：“我有一种预感，原始人就在这里。现在我们必须去做的，就是要去找到他。”因为如果把这些锋利的石英碎片和已经发现的动物化石联系起来的话，它们就很可能成为切割动物皮肉的利器。
在随后的考察中，安特生发现这个地方的地层是大约50万年前形成的。
他在1923年和1926年又分别发现了两颗像人的牙齿，第一颗的主人太老了，牙面已经被磨平，无法辨认出究竟是人还是猿的牙齿。但是第二颗牙齿的主人尚显年轻，通过鉴定，它属于人类无疑。
于是，他宣布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50万年前的古人类。这个发现令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因为这无疑是对“喜马拉雅山的形成迫使人类形成”的理论给予了化石证据的支持。周口店也成为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科学家们所关注的焦点。在周口店发现的古人类被命名为“北京中国猿人”，后来改为“北京直立人”，而“北京猿人”和“北京人”是其俗称。
可是，北京猿人的发掘工作却异常艰难，因为周口店附近的范围非常大。
从1921年到1929年的11月之间，科学家们只找到了3颗古人类的牙齿，似乎很让人泄气。但这并没有动科学家们继续挖掘的决心。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11月底的一天，负责挖掘工作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小洞口，他们用绳子系住腰部，缓缓下降到10多米的洞底，看见了很多新的化石。第二天就在这个小洞里发现了一个有一半露在外面的猿人头盖骨，而另一半还埋在硬土里。这就是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科学就是这样向坚信它的人们招手的！
在此后的几年里，周口店又出土了一些人类的头盖骨和破碎的石片、石块，这些石片和石块与一般的自然破碎的石块有所不同，经过当时研究旧石器的权威专家鉴定，它们是古人类打制出来的石器。而从猿人洞里挖出的黑色物质，也被证明是人类用火后留下的痕迹。
所有这些证据都证明，尽管北京猿人只拥有平均1088毫升的脑量，与现代人的脑量（平均1400毫升）有一定差距，但他们已经脱离猿的队伍，堂堂正正加入了人类大家庭。
而且还有另外一份惊喜，由于爪哇猿人的头骨与北京猿人的头骨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因此许多学者也把他们看成是人类的一分子。
东非人
在北京猿人和爪哇猿人被发现后的30年时间里，他们一直被视为人类的最早祖先。直到1959年，古人类学家玛利·利基在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奥都威峡谷发现了大批石器，把人类历史一下子从50万年前推到175万年前。
而且在发现石器的地方，还找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类似于大猩猩的头骨化石。她当时认为这些石器就是这块头骨的主人生前制造的，于是给他起名为“东非人包氏种”。后来其他的古人类学家对这块头骨做了进一步研究，认为他应该属于“南方古猿”的一种，因此就改名为“南方古猿包氏种”。
1960年，玛利·利基的儿子又在他母亲发现“东非人”头骨的不远处，找到了一个小孩的头骨，随后又在同一地区发现了更多的人类化石。这些化石后来被命名为“能人”，意思是“手巧的人”，其生活年代估计为距今190万年前。
有些古人类学家做了进一步的考察，认为原来发现的“东非人”的石器，实际上可能是这些“能人”制造的，而“东非人”或许是“能人”的猎物。
南方古猿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人们用来区分人和猿的标志是能否制造工具。但是1960年一位英国高中毕业生的研究改变了这一看法，她的名字叫珍妮·古道尔。通过对坦桑尼亚河边密林中黑猩猩的观察，她发现有时候黑猩猩会摘掉草枝上的分叉，用剩下的主干插到蚂蚁窝里，等蚂蚁们爬上草枝时再抽出来吃掉蚂蚁。这个现象表明，黑猩猩不仅能够利用现成的天然物品，而且还能对其进行改造，这就意味着它们也能够制造工具。可是如果这样就把黑猩猩归入人类当中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后来人们逐渐废除了用能否制造工具来划分人和古猿，而改用新的标志：能否直立行走。
这样一来，人类的历史就又要再往前推了，原来已经发现的能够直立行走，但还不会制造工具的南方古猿也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