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魏晋以后，名士隐居曾成为一种时尚。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东晋大臣谢安（公元320~385）曾有隐居东山，终生不仕的志向，但后来还是担任了桓公（桓温，公元312~373）的司马。有人送给谢安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远志。桓公就问谢安：“远志又叫小草，这两个不同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呢？”当时在场的人借此调侃谢公说：“这很容易理解，隐于山中时叫远志，出山之后叫小草。”这个故事巧借中药的异名来讽刺那些假作隐居实则求仕的名士们。针对此事后人还填有“清江引”一首词“谢公出山为小草，远志偏羞道。自教人不易老，竟惹彼无端笑。知出山在山功大小？”
中药异名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历史、融入中国文化，犹如撒盐入水有味无痕。上面提到的中药远志，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历代本草多有记载，小草是指其地上部分，其根称远志。苏颂《本草图经》有云：“古方通用远志，小草，今医但用远志，稀用小草。”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此草服之能益智强智，故有远志之称。”因此，远志是小草根的异名。
许多中药的异名十分有趣。正像一个人拥有本名、乳名、外号、斋号等诸多名号一样，一味中药通常也有若干稀奇古怪的名称，每一个名称又都有自己特殊的说道。
国老是中药甘草的别名。甘草的功效是调和诸药，善解百药之毒，故历代医药学家把甘草这种功能与中国的官称相比附，认为有“安国定邦”之功，得到“国老”的别名也就不足为奇了。《本草纲目》中有：“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南北朝的大医家陶弘景对甘草的解释是：“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药道同于人道，甘草协和群品，善治百邪，得王道之化，有元老之功，可谓药中之良相，称之“国老”名副其实。
将军是大黄的别名。该药能荡涤肠腑之污秽，泻下腹满之宿积，其推陈致新有锐不可当之势，故被誉为将军。由于大黄主要产于四川，故又有“川军”的别名。清代诗人袁枚曾患痢疾，延请他医，用参、芪进补，病遂大剧。其老友张止厚精医道，诊其脉嘱服所制大黄，医者惊恐，袁枚毅然服之，三剂而愈，于是赋诗致谢：“药可通神倍不诬，将军竟救白云夫。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岂有鸩人羊叔子？欣逢圣手谢夷吾！全家感谢回天力，料理花间酒百壶。”诗中所云“将军”乃大黄是也。
补益珍品天麻别名为赤箭、定风草。我治疗的一病人喜读史，尤喜读医史。某日，他给我讲一故事：唐明皇李隆基，每日清晨调服一盅赤箭粉。作为滋补上品，早餐可不吃，但赤箭粉则必服，服之临朝则倍感神清气爽。在他登基不久，他的姑母太平公主，欲仿效祖母武则天，企图谋权篡位，即命潜伏在李隆基身边的心腹宫女袁蓉蓉，在为李降基调制赤箭粉时下毒，不料事泄，阴谋败露，太平公主篡权未果。李隆基依旧当他的皇帝，每晨照常吃他的赤箭粉。这位病人说，他问过很多医生均不知赤箭粉为何物。我告之曰：“赤箭粉就是天麻粉。”宋朝大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药议》中说：“古之赤箭即今之天麻也。草药上品，除五芒之外，赤箭为第一，此神仙调理养生之上药。”天麻最早的名字叫鬼督邮，入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属《神农本草经》中的“上品”之药。此草独茎而叶攒其端，无风自动，故名“鬼独摇”后人以讹传讹，遂称“鬼督邮”，此为一说；还因其专主鬼病，犹司鬼之督邮，此又为一说。每当初夏时节，天麻块根成熟后，从其顶部长出一根箭杆样的黄赤色独苗，谓之赤箭，其高4~7尺。这只单一直立的独杆，受风面积不大，风吹之时，摇动不剧，给人的感觉是“有风不动”；天麻独杆在夏季炽热阳光的曝晒下，会慢慢向下弯曲，一点微风便使之随风摆动，又给人“无风独摇”之感。古人据此又谓之“定风草”。由此可见，我们的先祖观察万物是何等细致、精微。
三七的异名叫金不换，三七属五加科植物，与人参是本家。李时珍说，因其味如人参故有人参三七之名。我们的祖先真了不起，在没有分析化学来鉴别药物的古代，从三七的直接味觉便感觉到它与人参的亲缘关系，并命名为“人参之三七”。由于三七为杖伤跌仆，止血定痛的神药，民间早有“止血金不换”的别名，以示其医用价值的昂贵。驰名全球的云南白药、百宝丹、上海白药，均以三七为主药。清代朱东樵在《本草诗笺》中有诗赞三七：“善走阳明与厥阴，独于血分见知音。损伤杖仆能除痛，止散肌肤更卫心。内服浊瘀胥荡涤，外敷肿毒总销沉。人参形似功堪并，甘苦兼温不换金。”
其他中药的异名又如，马齿苋因其根白、茎赤、叶青、花黄、子黑，恰符五行之色，人送异名“五行草”；西瓜皮青凉透爽，碧绿喜人，入药时改换雅号“西瓜翠衣”；牛蒡子由于其果实多钩刺又有黏附性，老鼠碰了它常钩黏在身难以摆脱故人称“鼠见愁”。五代后唐候宁极曾戏造《药谱》一卷，尽出新意，给药物改立别名：牵牛子曰假君子；款冬花曰赤肺候；藿香曰玲珑霍去病；甘草曰偷密珊瑚；柴胡曰芦头豹子；“将军”大黄则谓之无声虎……颇多巧构，宜助谈资。
大枣也有几个挺别致的雅号。大枣色如丹唇，甜如蜜饴故称红枣、甜枣。还有一个别名夸大枣的保健功效，叫“百益红。”陶谷在《清异录》中有载：“百益一损者枣，故医氏目为百益红”。看来“百益红”这个名字是医生送给大枣的。细思，医生送大枣这个雅号实则是“以貌取号”，红为枣色，百益是古医家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中的一种体验，枣属阳，外表火红如丹，食之健脾开胃，补中益气，好处多多，医家自然喜用，喜用自然熟知，熟知自然会给它起一个雅趣的名号。大枣的另一雅号叫“赤心君子”。所谓赤心者，一则相对于枣果实，其核乃赤心；二则相对于枣树全株，其树干亦是赤心。枣之称君子亦有二解：大枣核赤，丹心美实；大枣皮红，赤胆如君心。果实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正是君子之风。
据说贩枣出身，且“面如重枣”的关羽关云长，心如其面，义不负情，忠不顾死，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只为那结义桃园的哥哥刘备刘玄德。其所作为，薄云天，朗乾坤，故被尊奉为忠义之神，并因此成为京剧“红脸”的代表。后人曾撰联赞之曰：“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驰驱时无忘赤帝；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赤面秉赤心”，正合枣象，也恰是君子之风貌。
漫话中药的药性
中药之所以能治病，是因为每味中药都具有独特的药性。广义的中药药性应包括四气五味、归经脏腑、升降沉浮、有毒无毒、功效配伍、君臣佐使、禁忌剂量等内容。谈到每味具体的中药则首先要谈其性味。此处之“性”是指药物的狭义药性即寒、热、温、凉四种药性，中医称四气，又称四性。
四气之说始见于《神农本草经》：“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以有寒、热、温、凉四气。”至宋代大医学家寇宗奭《本草衍义》中为了与“腥、焦、香、腐、臊”五种气息之“气”相区别，特指出：“凡称气者，即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则是药之性。他的这种改“气”为性的观点被后世医家所接受并沿用至今。
不同种类的药物能治疗不同种类的疾病，这种不同是由药物的药性来决定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云：“入口则知其味，入腹则知其性。”很显然药物的药性是我们先祖通过千百次咀嚼、品尝、体味药物后的直觉。历代本草对寒、热、温、凉还提出程度不同如大、小、微，并提出平性。所谓“平”即中和之性。中和本是儒家思想，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与儒家文化早已形成一种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药物中和之性则适于人之中和之体。药物有中和之性，便有寒热之别，故通常仍称之为四气。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是人体由于某种致病因素导致阴阳失去平衡，从而出现阴阳偏盛偏衰的结果。《素问·调经论》云：“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阳盛则外热，阴盛则内寒。”说明人体外在的寒热表现，实则是体内阴阳失衡的根本原因。中医就是利用药物不同的性气，即不同的阴阳属性来调和平衡机体内偏盛偏衰的阴阳变化，使之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神农本草经》说：“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的治疗原则。李中梓在其《医宗必读》中对药的阴阳补泻属性有这样简洁的概括：“故凡温热之剂，均为补虚；寒凉之剂均为泻实。”兹对寒、热、温、凉、平五种药性特点、功能、主治分述如下：
寒——寒性属阴，味多苦。寒性药物具有清热泻火、清热解毒、清热燥湿、清热凉血等功能，清热泻火用于火热亢盛的病证，如石膏、知母、芦根清肺胃热邪，栀子泻三焦之火，黄连泻心胃肝胆之火，黄芩泻肺火，龙胆草泻肝胆之火；清热解毒用于温病、疮痈、肺痈、热痈、热毒痢、丹毒等由于热毒、火毒所致的病证，如金银花、连翘主要用于温热病、痈肿，蒲公英善治痈疮肿毒，鱼腥草治肺痈，败酱草治肠痛，白头翁、秦皮治热毒痢等，清热燥湿用于湿温疫病，湿热黄疸、湿热痢疾等病证，如，苦参治疗湿温之疫病，椿根皮治疗妇科湿热带下，茵陈治疗湿热黄疸，黄芩、黄连、黄柏则是治疗里湿热之要药。清热凉血，性寒而又能入血分的药物则能清除血分之热，具有凉血作用，如生地、牡丹皮可治疗热伤血络之出血及血热发疹发斑。
热——热性属阳，味多辛。药物大辛者多大热。热则能补阳气，祛寒邪。临床可用于治疗阳气不足、虚阳外泄的病症。具体到脏腑来说，如助心阳则可通血脉以治胸痹，药如桂枝；补肾阳则可益元阳以治肾阳虚衰，药如肉桂；温经散寒可用于治疗风寒痹痛、寒疝腹痛，药如附子。
温——温性属阳，药性次于热，味甘平。温性药物一般有发散表邪、温中和胃、温通气血的功能。性味没有热性药那样烈性，趋于平淡，中医常称温补，即大凡温热之剂均有补虚的作用。如，辛温发散、透发毛窍、发汗解表作用的麻黄、紫苏、羌活；和胃调中、斡旋中州的砂仁、白豆蔻、厚朴；温中散寒以治冷滞不消、寒痰停滞的吴茱萸、丁香、荜茇；温通气血、补气助阳的，当归、人参、黄芪、鹿茸等。
凉——凉性属阴，气味次于寒，味多甘寒。凉性药较寒性药药性缓，大多用于表证初起以清散表热，药如薄荷、竹茹；亦可用于热病后期或虚热证以养阴清热除烦，药如青蒿、白薇。
平——药性平和，非寒非热。平性药以中和为本，不火不热、非寒非凉。功在调养脾胃、益气生津，作用舒缓柔顺，如党参。临床用之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湿，润肺而不犯寒凉，养血而不滋腻；大枣用之可调补中气、健运中州、鼓舞清阳、益气而无刚燥之弊，养血而无阻遏气机，因其性平，临证配伍范围较广。医圣张仲景在其经典医著《伤寒论》中开宗明义治太阳表证第一方之“桂枝汤”中，四味中药即有大枣一味。因大枣药性中和除可入药外，尚可做药膳、酿药酒、煮枣饭、榨枣汁。沧州是著名的金丝小枣之乡，盛产的金丝小枣汁，风味独特，享誉国内外。
漫话中药的五味
“味”的字义《说文解字》释之曰：“滋味也。”这里的滋味通常是指饮食中的肥美之味。而中药中所说的味，则是指药性之味，是中药的基本药性之一。
药性五味的提法，始自《神农本草经》：“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但在《黄帝内经》及后世诸家本草中尚有“淡”“涩”二味，这样药味之数就超过了五之数。而为什么仍称为五味呢？这是由于中药的药性与中医学基本理论中的五行学说相配属有关。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内应五脏是肝、心、脾、肺、肾，相应五味则是酸、苦、甘、辛、咸。《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咸”，及“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的理论依据。
药性的五味是怎样提炼、总结成中医基本理论的呢？一方面是我们先祖、医家、圣贤，经亲口品尝，体味感悟出药性，早在《淮南子》中便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记载，生动地反映了先祖们认识药物的艰难过程。古人经过无数次有意识的试验、观察、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性常识，其中必然包括五味的知识。另一方面则根据药物的实际功效按中医药学中的五味理论加以推理和归纳而被认识，并随着临床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以功效定其味。如，葛根、皂角刺二味中药并无辛味，但前者有解表散邪的作用，常用治疗表证；后者有消痈散结的作用，常用于痈疽疮毒初起或脓成不溃之证，二者的作用皆与“辛能散、能行”有关，故皆标以辛味。磁石并无咸味，因其能入肾潜镇浮阳，而肾在五行属水与咸相应，磁石因之而标以咸味。五味的实际意义，一是标药物的真实滋味，二是提示药物作用的基本特征。
五味之名首载《神农本草经》，而五味的功效则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有：“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大枣味甘，故大枣可用于治疗肝病）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泻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素问·至真要大论》有：“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依据前人的论述和用药经验，兹将药性五味的作用简述如下：
辛味——能散、能行、能润。能散，有散邪，散结之义。散邪，散在表的六淫之邪，以解除表证，如，麻黄、薄荷等；散结，散气结、痰结，以消梅核气（慢性咽炎）痰核、瘰疬诸症，如，半夏、天南星等。
能行，有行气，行血之义。行气，行气滞，散郁结，以减轻或消除胸腹胁肋胀满疼痛之感，如香附、佛手；行血，活血化瘀，以消癥、通经、止痛，如，川芎、元胡等。此外，有些味辛而香气浓烈之药，其性走窜，能开窍醒神，亦属行的功效，如，麝香、冰片等。
能润，有润燥润下之义，如，郁李仁。
苦味——能燥、能泄、能坚。能燥，有燥湿之义。湿邪为患，阻滞中焦，困遏脾阳，治之则用苦味药。如湿热证用性味苦寒的黄连以苦寒燥湿；寒湿证用性味苦温的厚朴以苦温燥湿。
能泄，有药性向下发挥之义。苦泄若细分之又可分为降泄、清泄、通泄、如苦杏仁降泄肺气以平喘，栀子清泄心火以除烦，大黄通泄肠腑以祛滞。
能坚，有坚阴之义。坚，固也，坚阴即固阴。具体地说，就是苦味药能固护肾阴。肾阴与肾阳相互滋生，相互依存，保护着一种动态平衡。若肾阴不足，肾阳相对偏亢，阳亢便化火，故用苦寒入肾经的药物黄柏、知母以泻火而固肾阴。此源于《素问·藏气法时论》：“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
酸味——能涩、能收，有收敛之义。酸味能够收敛大病、久病后被病邪耗散的正气和津液。比如，芍药之酸可收敛正气，又可收阴气而泄热邪；五味子之酸能收敛被耗散肺气尚能止咳嗽，临床常用的酸味药有，五味子、诃子、乌梅、白芍等。
能涩，有固涩之义。即有封藏固涩精气以防外泄，如芡实、金樱子填精髓固肾气以治遗精早泄；固涩又有涩肠止带的作用，如赤石脂治疗滑肠便溏的久泻久痢。
酸能生津，酸性药有酸甘化阴之作用。药如乌梅，成语“望梅止渴”即为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