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个人对社会的影响是比较弱小的。
在史书上看到的一些了不起的贤明之士。他们搬到一个地方生活，通过自身潜移默化的以身作则，就能使得整个地方的风气为之一变。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不过是凤毛麟角，比较罕见而已。
虽然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是个外星人，或者是个生化人，这种超越当时科技的东西和人，突然的出现在社会当中。他们作为个人，一定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然了，王润民不是一个外星人，也不是什么生化人。这本书是穿越历史，不是科幻小说。
不过相对而言，能够在近代和现代两个时空穿越，掌握着巨大财富和知识力量的王润民。比外星人，生化人，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还要大得多。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王润民不过是上过几天学，书读得比较多的吊丝宅男罢了。但是，对于清朝末年，这个环境来说，受到过专业系统的哲学教育，有着完善合理的政治理念的王润民，和清末茫然混沌的中国人相比较，就是有如外星人和原始人之间的巨大差异的。
毕竟从鸦片战争到太祖崛起这半个多世纪里。在全中国范围内，没有一个中国人，有着先进、全面、合理、系统的思想体系。
可以说，用科学革命理论武装了头脑的王润民吗，是有着改天换地之巨力的。
更何况，王润民还有着超级金手指，能够进行时空穿越。
所以说，即使穿越清朝的王润民，再怎么藏身于自己安逸的四合院中，想要当个书斋宅男。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是开始逐渐显现。
太祖曾经说过，“别把我想的那么有影响力，我最多也就能影响到北京附近一小片。”
王润民从没觉得自己有可能成为与太祖比肩的人物。但是，他的穿越还是影响了北京大栅栏他家附近的一小片地方。
1903年的北京市民，如果走到大栅栏附近的时候，会感到很惊奇。一条在全世界也比较罕见的水泥马路，从东交民巷经大栅栏，通过煤市大街，铺设至永定门火车站。
因为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这条马路又得到英国公使的大力支持，以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强烈拥护。王润民出资五十万银元，由他的学生完成实地测绘。在王润民培养的，曾经使用过现代建筑器材和材料，为他整修过住宅的那三建筑队的带领下，雇佣劳工三千多人，历时三个月修建完成。
这条7。5公里的水泥马路，共耗费水泥两千吨，沙子三千五百吨，碎石六千吨。不过，总共才花费了王润民六十多万人民币，用来在现代买水泥和相关施工工具。王润民为了筹备这次的施工的工程款，从清末弄了一个康熙年间的鼻烟壶，转手在现代就卖了三百多万。
这些钱，足够在清末修建这种五米宽的水泥马路五六条的。
所以王润民提出了高薪加速的办法。以每天一块银元的高薪，雇佣了工人三千多人。
正是这种高薪，导致的工人的工作热情狂热。加上那三施工队使用的先进器材，才使得这条马路，仅用三个月就得以建成。
王润民觉得，修建这么条乡村级水泥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对清末中国人来说，这条路还是相当的震惊的。
要知道直到1906年，唐山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之后，中国的水泥产量，才达到年产四万吨。也就是说，在1902年铺设一条这样的马路，在1906年，要启新水泥厂全力生产一个月才能满足。
这条惊人的水泥马路修成后，居然没有大面积的反对和对抗，这也是让王润民比较以外的。
他不知道的是，北京市政状况到底有多么恶劣。据《燕京杂记》记载：嘉庆以来，北京城已有收费公厕，“入者必酬以一钱”。但人们仍公然在街中便溺，住户又往街上倾倒便器，加上过往畜车的牛粪马尿，致使有的街道“粪盈墙侧土盈街”，大街小巷弥漫着恶臭。
当年大栅栏的同仁堂是有名的药房，每日生意兴隆，可门前却成为街人“聚而便溺之所”。有名的厂甸，当年人们在吕祖祠对面的大影壁后“即可随意便溺”。
由于北京城的一些街面污秽不堪，当年流传如此“医方”：“人中黄(粪)、人中白(尿)、牛溲、马勃、灶心土，各等分，无根水(雨雪)调匀之，用日晒干，车轮碾为细末，西北风送入鼻中服之，令人名利之心自然消灭。”
住在北京的社会各个阶层，早就对北京的街道环境深恶痛绝，忍无可忍了。
在王润民的水泥马路修建完成之后。这种鲜明的对比，使得朝廷的官员们也无法忍受。他们纷纷上书，要求整改北京市政。最终使得，原本在1904年才开始进行的北京市政建设，在1903年初全面上马。
新修建的马路，虽然不能达到王润民修的水泥马路这么高的标准。但是，也是在当时比较高端的。
修建这些马路，先用碎石填平，再灌石灰水，然后用汽碾轧平。当时称这种铺路法叫“锯子活”。这种路面平整结实，受到朝野一致好评。
在道路环境上也有很大变化。前门外大街成了北京最漂亮的街道，不但马路平坦，而且路旁栽上了杨柳和马樱等树。马樱花开时，大街两侧红绿相间，“往来行人，乐而忘倦”。
各街道修厕所，不准随意便溺，街巷禁止倾倒秽物，推垃圾车的以摇铃为号，按时来收住户的粪便垃圾。
马路上还设有清道夫终日泼水清扫。街面总是湿湿的不起尘土了。各街道的暗沟的沟眼处都立了木栏，晚上还点灯示意，“不至再遭当日倾陷之患”。
前门楼也改变过去“上灯闭门”，“三更时即开门，然许入不许出”的做法，不再关闭城门，以避免“闭门之顷，竞走飞驰”的混乱紧张场面。
在交通上也做了具体的规定，如前门楼内外规定东出西进，车马均从左侧行走，“有不遵者，以违警论”。
小街巷也制定了行走路线，出入不再任意而行，“插车之事，自此免矣”。
同时规定车辆不得随意停放在街面上，为了避免马嘶驴鸣的噪音和牲畜粪便，大街上不许畜车行走，行人因此“眼底耳根两清净，从今不见破骡车”。
北京城内还兴起了修跨街牌楼和改街名的风尚。“街市巷口，树立牌楼，异常华美，皆由各处居民集资建置”。遇街名不佳的，也“谐音更改”，如蝎子庙改为协资庙，阎王庙改为延旺庙，劈才胡同改为辟才胡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