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海不仅限制了对外贸易，限制了明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还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海防废弛。清初政府为水师所订的明确职责为防守海口，缉私捕盗，巡哨洋面，捍卫海疆。实际上，水师的职责很单一，就是为了防守海口，缉私捕盗，禁止沿海洋面上与外国的贸易活动。这只要求战船灵便快速，而不要求放洋远出。因此，1797年，清政府下令将沿海战船“一律改小”。1806年，则下令严禁民间“违例制造大船”，限制每船“水手不得超过20名”。这些愚蠢的做法，导致中国的造船工业严重萎缩，致使中国的水师“仅能就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去”。
中国从15世纪开始，到16世纪中期达到高潮的禁海，以限制对外贸易为主要目标，失去了海权发展的基本动力，从而也没有发展海军保护贸易的基本动力。
18世纪以后，从英国起步的工业革命蔓延于西方世界，蒸汽动力的出现，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为资本主义贸易活动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商品，激发着西方进一步开拓市场的热情，资本主义魔法般地从地下喷出巨大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着。而东方的中国，正值康乾盛世，但生产仍停留在手工操作的水平上，农业与手工业基本没有分离。在雍正五年的上谕中说：“四民之业，士之外农最贵……故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也。”事实上，与蒸蒸日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相比，封建主义的盛世，何盛之有呢？
18世纪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军已开始了由古代向近代的过渡，战船的结构、动力、武器装备和战术技术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皮特计划”为代表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而中国的水师，眼界狭小，徘徊于沿海口岸，恋恋不舍于刀矛弩矢，武器仍是一二百年前的旧物……
400年的禁海，400年的蒙昧，中国从此与海洋无厚缘，与海权无厚缘。
睁眼看世界
1842年8月29日，长江下游南岸的巍巍古城南京尽失其往昔虎踞龙盘的雄姿，反而显得格外得沉寂和闷热难当。在高昂着黑洞洞炮口锚泊于江面的英国侵华远征军“皋华丽”号军舰上，中国清政府的钦差大臣耆英身着汗水浸透的厚重官服，用颤抖不已的手笔签署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这个世人尽知的不平等条约，以其割地赔款等13款内容，无情地揭开了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耻辱篇章，将曾经强盛至极的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黑暗世纪。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双眼，用较为客观冷静的目光，仔细审视起周围的世界。
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清朝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要保卫海疆必须建立一支海军，要建立海军必须创办海军学校。我国最早的马尾船政学堂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于同治五年（1866年）应运而生的。当时清政府派左宗棠主持福建，他保荐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并聘请法国人普罗斯佩·日意格和保罗·德克彼为船政正副监督并负责筹建海军学校。同年11月招生，次年1月5日开学，先用一年半的时间专修外语，然后学习轮机、航海、枪炮、枪械制造、制图、船艺和实习。学校有严格的考试和奖惩制度，学校开办历经40余年，先后毕业生有600多人，其中涌现出严复、邓世昌、刘步蟾、萨镇冰、詹天佑等一批出类拔萃的海军人物。
在马尾船政学堂创办成功后，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严复任总教习，学堂设驾驶、管轮二科。共有6届学生200多人毕业。光绪十三年，张之洞在黄埔创办广东水师学堂，至民国二年，共毕业驾驶、管轮学生14届，208人。光绪十六年，曾国荃创办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自1890年至1911年，共毕业学生198人。光绪二十九年，萨镇冰创办烟台海军学校，只设航海一个专业。至民国17年，共毕业学生540余人。
我国早期的海军学校培养人才最多的要数马尾、天津、广东、南京及烟台五所学校。
清朝末年，时任海军大臣的奕缳在视察了北方沿海海防，检阅了北洋海军和由南方赶来的福建海军的部分战舰后，见偌大海军中竟没有满族人的身影，感到大清海军被汉人把持了。因此极力建议抓紧培养满族海军人才，以便将来控制海军。他的奏折递上去仅3天，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经过3个月的紧张筹备，一所拥有百余间校舍的新海军学校——水师学堂建成。因为它坐落在颐和园西垣外昆明湖左边，所以也称昆明湖水师学堂。1887年1月8日开学，学员是从皇家禁卫军中招收的40名八旗子弟，教员来自北洋海军和金州水师营，学校的章程完全依照天津水师学堂。学员在学习期间仍享受供俸，这样优厚的条件，人们称它是贵族学校是恰如其分的。
创办水师学堂的目的，主要是为培养满族的海军指挥人才，因此只设驾驶一门专业，学期5年。到了1893年学习期满，只有35人肄业。又由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此时已没有海军让这些贵族子弟去控制了。最后只有3人上舰任职。贵族学堂在1895年停办。
1890年清政府在旅顺创办的北洋旅顺海军学堂，运转了短短的10年，在1900年就关闭了。这个学堂虽为清王朝的水师培养了一批人才，但也记录了清王朝的一段耻辱的历史。
1890年，主管旅顺口防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看到从外国购舰容易，而舰上人才难求，为解决这一矛盾，决定在旅顺口建立培养下级军官和技术兵种的专门机构。于是“北洋海军旅顺口鱼雷学堂”、“北洋海军旅顺口管轮学堂”、“北洋海军水雷营学堂”就相继在旅顺口诞生了。
“甲午战争”结束后，沙俄占领了旅顺口，1900年6月，沙俄关东州总督何克列赛耶夫借口清政府在旅顺的水雷营学堂藏有武器弹药，下令关闭了水雷营学堂，把学生全部押解到海参崴充当囚徒。从此，清政府在旅顺口创办的海军学堂全部关闭。当时，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对此不敢声张，这种不是殖民地但实际上是殖民地地位的日子，使人们对富国强兵的意义感受极深。
在1882年，我国清政府从德国定购了2艘战舰，1885年10月接收回国，并编入北洋水师建制，命名为“定远”号和“镇远”号。这两艘是清朝最大的军舰，也是主力舰，其中“定远”号为北洋水师旗舰。
“定远”舰排水量7335吨，长191米，宽19.5米，吃水5.9米，航速14.5节。舰上装有2座双联装305毫米主炮，2门150毫米副炮，4门76毫米炮和12门5管机枪，有3具鱼雷发射管。该舰的装甲厚达14英寸，指挥台装有8英寸的装甲，一些关键部位，如机舱、锅炉舱及弹药库皆有装甲防护。为提高生存能力，该舰设有双层船底和分隔成154个隔舱，以便阻滞进水和失火时的蔓延。该舰还携带有2艘鱼雷小艇。“定远”号和“镇远”号的性能在当时均不逊于西方战舰而优于日本的主力舰。武器的优劣虽然是取得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的因素，还必须制定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才行，甲午一战我北洋水师不敌日本的联合舰队就是很好的例证，这个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几欲入海终不能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叫黄河；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
这首如泣如诉的歌，是对古老文明的赞颂？还是对文明落伍的哀怨？也许二者兼而有之才是它强烈撞击炎黄子孙心扉的魅力所在。
甲午战争后不久，中国的一些军政要臣不断提出重建海军和海防的建议。湖广总督张之洞说：“今日御敌大端，唯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戊戌维新的代表人物康有为说：“吾中国无海军，即无海境。”光绪皇帝也再度提出：“国家讲究武备，非添设海军，筹造兵轮，无以为自强之计。”果然，几年后，八国联军再度漂洋过海，打进北京城，迫成条件更为苛刻的城下之盟。中国更深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海，辽阔的海疆和国土被列强划分为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中国即使想要重建海军，也已找不到一处属于自己的优良军港。一些有识之士的历尽劫难，前赴后继，试图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抗击帝国主义，拯救中国，求强求富，但都相继招致惨败。
中国人几欲入海终不能。
1907年，清政府费尽周折，终于拼凑成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分别负责海防和长江江防。1910年底，清政府设立海军部，任命萨镇冰统制指挥巡洋、长江两舰队，这是中国海军开始有第一位总司令。次年，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被人民推翻，海军官兵投奔国民革命。清政府苦心经营半个多世纪的海军海防宣告终结。
清王朝覆灭以后，在中国比较深刻地认识东临太平洋的中华民族必须建设海权、发展海军才得以兴国者，莫过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