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红4军主力南下作战后，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所谓的“****”组织，成员多是被俘的国民党第34师师长岳维峻的旧部，据说他们要在9月15日暴动，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这起案件还牵扯到红28团团长潘皈佛之妻。据说潘妻在暴动中承担了投毒和炸毁药房的任务，她在严刑逼供下供出了军事委员会参谋主任李荣桂。张国焘据此向中央报告说：“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计从9月13日至现在70天内，我们用了全力来肃清四军之反革命及整理四军……（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199—200页。）随后，政治保卫局在一些县委、区委内也发现有改组派，审来审去有不少事又牵扯到红军部队中来了。张国焘本来就对红4军鸡鸣河会议怀恨在心，据此他认为，不单是医院而且在整个鄂豫皖革命队伍中，“必然有一个反革命的极大组织”，必须严加清洗。
恰在这时，红4军主力南下占领了英山，蒋介石指使特务头子曾扩情制造了一个挑拨离间红军干部的阴谋。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了一个叫钟蜀武的小特务，带着他写给许继慎的信，到英山找许继慎。信中诡称许继慎已和曾扩情勾结，蒋介石表示欢迎许继慎投降等语。钟蜀武一到英山，许继慎即令12师政治部将其逮捕，并连人带信送到军部。徐向前和曾中生及时审问了特务，对曾扩情的信进行了深入分析，对许继慎的一贯表现进行了认真考察与研究，写了一份军部处理意见和一封给分局的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有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6页。）随后，他们连人带信及军部处理意见和给分局的信，一并送交中央分局处理。为此，曾中生、徐向前于8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许继慎一事专门作了说明：“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再说，许继慎真的要暴动投蒋，他能把特务和信交给党组织去处理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问题！后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刘峙也给张国焘写过信。信中说，张国焘派去的人已经见到，张先生那样办真是中国民族前途之万幸，请趁早下手等等。当时，省委书记沈****见信后，淡然一笑道：“显然是敌人挑拨我内部自相怀疑的一种把戏”。（注：《鄂豫皖苏区沈****来信》1933年。）这时，张国焘已在新集留守的红军中开始了“肃反”运动。张国焘在收到红4军押送来的特务及信件后，竟然根本不顾事实真相，主观武断地把许继慎主张红军主力南下的正确意见与曾扩情的策反信联系起来加以牵强附会，并以此为线索，在新集逮捕了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28团团长潘皈佛之妻等多人。张国焘随即采取严刑逼供和诱供等手段，制造出“许继慎、熊受暄等九人委员会，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于9月15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假案。张国焘还据此认为，红4军的南下行动“是曾中生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附和反革命”的企图。
张国焘回忆初到鄂豫边视察皖西金家寨时，许继慎曾派政治部主任带来他的三点意见：不满沈****、不满旷继勋的领导，希望取代旷继勋。于是，张国焘颇为生气，认为许继慎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于是，他开始关注许继慎。发现许继慎领导的皖西金家寨地区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在六安，许继慎只赞成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缩小了打土豪的范围，在独山发现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继慎之门。这些对许继慎都是非常不利的。（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198页。）前面说过，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对张国焘推行的错误政策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同时他又积极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作战。张国焘因此十分讨厌许继慎，并把他视为夺取红4军兵权的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曾扩情的策反信和特务钟蜀武又成了张国焘打击迫害红4军中坚持正确意见的干部最好的证据。然而，证明许继慎是忠诚的红军优秀将领的最好证据，却是特务冷欣与陈毅谈判时说的那句话：“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8页。）
1931年9月间，蒋介石飞到武汉，亲自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他先是将冯玉祥系统的将领第30师师长吉鸿昌赶走，委任李鸣钟任第30师师长，令该部驻信阳。然后调西北军张相印第31师、葛云龙第33师进驻黄麻地区；令第58师、12师和王牌军第2师进驻豫南；赵冠英第69师进驻鄂东；徐庭瑶第4师和俞济时的南京警卫师驻守武汉，担任战略总预备队。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张国焘在新集一手制造出许继慎冤案后，又认为红4军在“申明书”中对他及中央分局的批评是“哀的美敦书”，是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背着他将红4军与分局的不同意见报告中央，是对他的个人权威的公开挑战，绝对不能容忍这种风气的滋生。于是，他召开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紧急会议。在会上，张国焘提出：现在曾中生等人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他法。因此，会议决定由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4军政治委员。曾中生迫不及待地派陈昌浩到红4军中执行夺取兵权的紧急任务去了。
9月13日，陈昌浩乘坐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赶往向皖西运动的红4军军部，但因找不到着陆场而返回新集。第二天他再乘“列宁号”向皖西飞去，仍未找到可以安全着陆的地方，只好再次返回。于是，陈昌浩当天带着3名随员，骑马行程数百里，在安徽六安县的麻埠赶上了红4军的队伍。陈昌浩一到军部，就立即召集红4军领导人开会，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撤销曾中生红4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4军政治委员。接着，他按照张国焘的指示，在红4军中开始了坚决的“肃反”！徐向前回忆说：“部队一面‘肃反’，一面打仗。他（指陈昌浩）管‘肃反’，我管打仗。”“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3、155页。）紧接着，在与敌人激烈的战斗中，陈昌浩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10师参谋主任柯伯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及范沱等20余人。当晚，就对他们严刑拷打，但并没有得到什么有关口供。这说明张国焘在新集逼供出来的所谓许继慎等人的“全盘反革命计划”，是毫无根据的，完全是捕风捉影的牵强附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红4军一边向北行军，一边与土匪和反动民团作战，陈昌浩一边继续大批逮捕红军指挥员。红4军转战到斑竹园时，陈昌浩一次就逮捕了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5团团长王明、第36团团长魏孟贤等多人。徐向前后来回忆说：“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使人不可理解。”“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一天到晚大家在一起，吃饭，睡觉，行军，作战都是集体活动。谁有什么心思、动静，容易被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4-157页。）红军继续向北行进，继续与反动地主武装作战，陈昌浩继续在红军中逮捕人。红4军转战至商城以西的余家集的那一天，陈昌浩又逮捕了红12师师长兼皖西军委分会主席许继慎、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1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政委姜镜堂等人，并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供。陈昌浩按照张国焘的指示，给许继慎一案的牵连者数十人罗织的罪名是，“说这些人是4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4页。）陈昌浩在红4军中大肆逮捕红军指挥员，在红军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连军长徐向前也十分震惊，弄得人人自危起来。即使这样，红4军广大指战员在徐向前指挥下，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对光明与理想的执着追求，于9月底在仁和集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打垮国民党军第12师及其援兵三四个团。战后，红4军于10月初西返至河南光山白雀园。
张国焘闻讯，即从新集赶到白雀园镇，亲自主持“全力肃清4军中之反革命和整顿4军”。他为了防止红军指战员武装反抗，立即下令将红4军各师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将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的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部署妥当，他亲自下令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第12师政治委员吴荆赤、副师长肖方、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原第12师政治委员庞永俊、第10师副师长程绍山等多人。
张国焘和陈昌浩先后逮捕的红军重要干部是不是反革命呢？看一看他们的经历就知道了。许继慎、周维炯两员战将已作介绍，不再赘述。
姜敬堂（1902-1931），湖北英山人。高小毕业，当过窑工，教过私塾。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队，翌年7月入学生队，编入步兵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上尉党代表、上尉连长、少校营长、汉阳兵工厂上校科长等职。1927年春，被党组织派往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同年3月参加****领导的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后，离开上海到武汉。不久，党派他回英山以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杨家坊农民协会，领导群众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的斗争，与肖伯唐等建立了****英山县委。1928年6月，他继任英山县委书记。1929年春，他被党派到皖西六安工作。11月，他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六霍暴动。1930年1月，他任红11军第33师政治部主任。1930年12月任****鄂豫皖特委委员，同年3月任红1军第3师政治委员、红1军前委委员，率部参加了攻占霍山、英山、罗田、光山等县城的战斗。1931年1月，调皖西工作，任****皖西分区临时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4月，皖西分特委改组为皖西北特委，姜镜堂任特委常委兼军委主席。不久，调任红4军第12师政委兼师党委书记。
熊受暄（1903-1931）湖北英山人，安徽省立第一中学毕业。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队，翌年7月编入学生队步兵科，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成员之一。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研究在国民军中从事党务（国民党）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原则、方法及经验教训，对后来创立人民军队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1927年“4。12”后，****党组织派他回英山工作。他领导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1929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3月，任红1军政治部主任、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委员。10月，任****红1军前委委员兼秘书长。1931年3月，任红4军第12师政治部主任。
李荣桂，安徽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党中央派他到鄂豫皖工作，历任红1军第1师政治委员、红4军第10师政治委员、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
魏孟贤，山东人。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2月在安徽六安率部起义，进入皖西根据地，任红军中央教导第2师参谋长。同年夏，任红4军第12师参谋长兼第36团团长。
王培吾，安徽人，****党员。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1930年4月任红1军第2师政治委员，后任鄂豫军委政治部主任。
陈翰香，湖北黄安人，****党员。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后，历任鄂豫边特委秘书长、鄂豫皖军委秘书长。
吴荆赤，河南信阳人，****党员。1927年参加信阳当谷山起义。1930年起，历任红1军机炮团团长，皖西教导第2师团长、红4军第12师团政委、师政委。
肖方，湖北罗田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罗田县农会委员长、商罗麻特支书记、罗田县县长。1929年领导商南起义后，历任红32师团长、红1军第3师副师长、红4军第12师副师长。
关叔衣，河南人，****党员。历任鄂豫皖特委委员、共青团特委书记、红军团长、红4军第10师政治部主任。
庞永俊，上海人，工人出身，****党员。红4军第12师政治委员。
程绍山，湖北黄安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4军第10师副师长。
范沱，湖北孝感人。黄埔军校毕业，****党员。曾任红1军参谋主任、红4军第10师参谋主任。
综观以上被张国焘逮捕而备受折磨的****党员，他们有的是红军名将，有的是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有的是农民起义领袖，有的是留苏回国人员，有的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大都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对张国焘推行的错误政策表示过不满或进行过批评的人。
张国焘“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8-159页。）张国焘把党内斗争、思想问题、日常生活问题与肃反问题混为一谈，把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荒谬第提出了“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的口号，“要在两条路线（反左与反右）的斗争中贯彻肃反”，“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发现反革命的线索”，“从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发现反革命”。张国焘还把肃反扩大到基层连队，先后逮捕了大批营、连、排级干部，甚至有些班长也未能幸免。
年仅十多岁的红30团团部指导员陈锡联和几个年轻同志一起在街上买了几个油饼吃，后来有人说他们组织“吃喝委员会”，要搞阴谋活动。张国焘知道后，指示政治保卫局把陈锡联等人抓起来枪毙。徐向前听说此事后，立即跑去找张国焘说：“小鬼们嘴巴馋，哪里懂什么‘委员会；呀！批评教育一下，放掉他们。”陈锡联等人因此幸免于难。后来，陈锡联常说，是徐向前救了他一命。（《中国元帅将军授衔全记录》第5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肖永正在《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一文中揭露说：“当时，我在白雀园，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肃反’。先是整军、师、团、营级的干部，而后波及到连、排、班。我才不过是个班长，也成了‘俎上之肉’。在那令人恐怖的日子里，白天照常迎敌作战，如不死在敌人的炮火屠刀之下，晚上就拉回来搞‘肃反’，班长以上的干部分批进行所谓的‘审查’。五个或十几个一批，由张国焘所豢养的那些彪形大汉来传呼，通宵地进行逼供，让被‘审查’的干部承认自己是‘****’、‘第三党’‘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光是承认自己是这是那还不行，还要证明有哪些领导干部是‘同党’。如果不承认，又不证明，那就要动刑，轻则跪板凳，重则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很多人被传呼走了，就再也不见回来。天黑传呼走，天不亮就被杀死在白雀园的荒郊。”
部队纪律严格，张国焘要抓就抓，要杀就杀，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住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敢怎么样呢？徐向前回忆说：“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更想不到那是掉脑袋的罪名。你说他是，就承认。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大片。”“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8-161页。）
张国焘逮捕高级干部，往往亲自审讯。在审讯中，他对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陈奇、李荣桂、曹大骏等高级干部采取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对他们进行吊打、踩杠、烙铁烙、坐老虎凳、十指竹钉、烟熏鼻孔、倒灌辣椒水、赤脚站烧红的砖头等等。这些酷刑，就连当年在政治保卫局任过职的人，都说看了害怕。政治保卫局对其胡作非为，是绝对禁止向外泄露的。（注：《****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0页。）张国焘捕杀人，“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60、161页。）
许继慎在行军作战途中被陈昌浩逮捕。陈昌浩对他施以严刑拷问，但他始终坚持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坚决拒绝张国焘强加给他的罪名，被打得遍体鳞伤，连怕都爬不起来。陈昌浩只好令人用担架抬着他行军，继续对他进行逼供。他被陈昌浩押解到白雀园后，又同周维炯、肖方、熊受暄、漆徳鲁、潘归佛一起，被人捆在担架上抬到鄂豫皖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张国焘对他用尽了各种酷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是，许继慎坚贞不屈，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始终只有一句话：“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张国焘搞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法证实许继慎是反革命。1931年10月初，许继慎被抬到曹家河滩上，张国焘继续对他严刑逼供。当时任红军班长的肖永正目睹了许继慎被害时那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绑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只听得一声吼叫：‘绑到马上，拖，拖，拖他！’发出这种残酷号令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秃头秃脑，贼眉贼眼，心狠手辣的张国焘。在张国焘的吼叫声中，几个惟命是从的打手，把许继慎同志撂倒在河滩上，牵过一匹高大的战马，将许继慎栓在那马的两只后腿上。此时，我们红军前任的军长，现在的师长，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听凭张国焘一伙摆布。我的心房颤动，泪眼模糊。但听得一声鞭响，那战马便飞奔在河滩上，许继慎同志的躯体被拖过去，河滩上留下了一片深痕及斑斑血迹。使敌人闻风丧胆的我鄂豫皖红军优秀指挥员，就这样被王明的‘钦差大臣’张国焘下毒手，活活拖死在曹家河河滩上。”（注：肖永正《从麻城起义到西入川陕》。）许继慎牺牲时年仅30岁。后被葬于河南新集城西西大山山洼里。他的夫人王望春也在此前后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
红11师师长兼第33团团长周维炯，是商南起义的领导人，红4军的创建者之一，驰骋沙场的红军战将。他对张国焘到根据地后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抵制。因此，张国焘一心想除掉周维炯这颗硬茬。张国焘根据敌特口供，诬陷他要和许继慎等带兵投降蒋介石，并把这个捏造的假案刊登在党刊上。周维炯被捕后，遭到陈昌浩的严刑毒打，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张国焘要的所谓拉队伍到长江边投敌的“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口供，却一句也没有。周维炯此时拼尽全力，痛斥张国焘：“我从暴动到现在，没有离开过根据地，天天和反革命打仗，我不是反革命！你专门残害革命同志，你才是正真的反革命！”不久，张国焘下令在白雀园杀害了周维炯。在临刑时，周维炯还大声痛斥张国焘：“老子不是反革命，你才是正真的反革命！”周维炯牺牲时年仅26岁。（注：《不屈的共产党人》（4）第192-193页。）
在白雀园“肃反”中，张国焘先后杀害了红12师师长许继慎、副师长肖方、师政治委员庞永俊、吴荆赤、姜镜堂、师参谋长兼第36团团长魏孟贤、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11师师长周维炯；红10师师长陈奇、副师长程绍山、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师参谋主任柯伯元、范沱；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军委秘书长陈翰香，原红4军政治部主任曹大骏，以及潘皈佛、罗炳刚、査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钢、王长先、袁高甫、王明、任难、廖业祺、刘性成、吴云三、王则光、曹光南等团以上干部。营以下干部和战士被杀害的不知其数，现已无法准确统计。红4军4个师12个团的团级干部，经过“肃反”，只剩下两个人，有的团、营以上干部换过3次，排、班干部大部分换过两三次，有的换过4次。（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40页。）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承认：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600人，······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慎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30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作《关于此次肃反详情之报告》中说：这次肃反中被戴上改组派、****、第三党帽子，作为反革命被杀的，仅在红4军中，就“有两个师长许继慎、周维炯，1个师政治委员（庞永俊），8个团长，5个团政治委员（团长潘皈佛、吴云三、高建斗、王则先、肖方、王明、魏孟贤、曹光南；团政委封俊、江子英、袁高甫、吴荆赤、刘性成）两个师政治部主任，12个团政治部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亦有许多，连、排长亦有一部分。这次肃清改逆1000人，富农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1931年12月24日，《列宁报》社论说红4军中“肃反”，“逮捕了1000个改组派、****、第三党分子。”（注：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44、145页。）
徐向前、倪志亮在《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中也写到：”4军移白雀园后，张国焘亦由新集来白雀园主持肃反，……在这一主观主义的逼供信的肃反中，红4军中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幸免者外，几乎都一网打尽了。以前逮人还在上级，这时捕人已深入下层了。在这次大肃反中……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今天屈指可数者只剩下倪志亮、王树声二人，其他都被捕杀了。据程世才个人回忆，在肃反过程中，30团换过3次团长，政委、主任也换过二三次，……有的换过4次。这大批撤换的各级干部，都是以改组派、****、第三党的名义逮捕了，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或用石头打死。如30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估计起来大约有500人上下，其他各团，并不少于30团。这些被逮捕的各级干部，除少数几个放出来未杀，或仍回军队工作外，一般都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而杀害了。又据徐琛吉回忆，“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这次一下子就捕了200余人。这说明当时在地方武装肃反中，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的。”当时“在苏维埃政权中，党的各级机关中、工会中与群众中逮人杀人的现象也和军队内一样。”
1931年9月19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指示：“把知识分子从党内洗刷出去”。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发表社论说：“什么是党内异己分子？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而没有正真无产阶级化的分子。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注：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42-143页。）张国焘在“肃反”中还采取斩尽杀绝的十分残忍恐怖的血腥政策，究竟杀了多少知识分子，哪个说得清楚？张国焘不断加紧“肃反“才两个多月，仅在红4军中就“肃清了1000个改逆、****、第三党分子和将近两千个富农”。在1000个改组派中，“有700多个共产党”，而当时整个鄂豫皖苏区的共产党员总数才12000多人！（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第124页。）张国焘在这一罪恶的大肃反中，肃掉和排斥、清洗了部队中的大批知识分子，以及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干部，使红军在军事理论、作战指挥能力上大大削弱，整个部队元气大伤，战斗力日减，造成了部队和地方上排斥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十分恶劣的严重倾向。
经过白雀园“肃反”，张国焘认为还没有达到清洗曾中生这位高级将领的目的。10月上旬，在泼皮河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满以为可以顺利地处理曾中生、徐向前等所谓南下的军事行动问题，斗倒曾中生。但是，许多干部仍然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红4军南下在军事上、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军事行动方针上，虽然张国焘承认原定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他又诡辩说，“军委会当初并没有决定‘占领安庆’的计划”，只是“进逼安庆，引陈调元的军队向这方面集中，然后去扫六霍”。他不顾事实真相，污蔑红4军南下执行的是“占领武穴，然后沿江岸往安庆的计划”，是“盲动冒险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29页。）张国焘在军事行动方针论争实质上抓不住曾中生的把柄，陷于孤立，便用狡猾的政客手段，避军事实质而不谈，转而对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一事实上进行攻击。说鸡鸣河会议是“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这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最后，张国焘给曾中生加上“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武断地宣布将曾中生调离部队，接受“考察”。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据张国焘的意见，做出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4军的决议——改造红4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指责红4军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认为中央分局与红4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是路线上的争论……
张国焘对曾中生等红4军领导人进行先斩后奏的宗派主义打击迫害的事情，竟得到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的承认，“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局关于4军的决议、中央局的报告与4军的报告及4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之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注：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30—131页。）从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个人独裁便在鄂豫皖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白雀园“肃反”中，张国焘杀害了大批红军优秀指挥员，但还嫌不够。他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议的总结中说：“现在4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就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陈昌浩也指出，要“把反改工作，普遍深入到地方、红军地方武装和各种革命组织中去”，“坚决运用这次红4军中肃反的经验与教训，深入一切武装的反改工作”，“学习前方肃反经验，利用到后方来”。（注：马建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
对于鄂豫皖根据地内部反革命改组派、富农情况估计的严重化，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中央到鄂豫皖特委，从鄂豫皖早期领导人舒传贤到曾中生、沈****，再到后来的张国焘等都对根据地内的敌情持基本相同的看法，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不仅存在，而且还发展有较大的组织、较多的人数。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构成主要是富农、地主、豪绅、流氓、被党开除的分子以及受过处分的人，还有一些被“解决“的改组派的亲属等人。认为反革命的改组派已经打入到了党组织内、苏维埃政权机关内、工农红军内、青年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内随时随地都在进行着反革命的破坏活动；认为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工作犯了ybq；机会主义的错误，致使反革命的活动愈加严重；认为造成根据地肃反工作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立三路线没有肃清等等。在这种认识下，张国焘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强调：为了做好肃反工作，今后要加紧建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革命法庭的工作，以打击一切反动派。会议要求：“加紧肃反工作。改组派、第三党等反革命组织，在苏区尽力破坏革命党要在理论上去揭露改组派和其他各种反革命政党政纲，要针对着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等反革命的宣传口号，举行日常宣传工作；严密戒严和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去消灭苏区境内反革命的组织和他们的活动。”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监委发出通告，指出“当党内隐藏了许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作为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来发动两条路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之一”。“当清洗某一同志时必须注意他的成分、社会关系、斗争历史、政治倾向以及日常生活的表现中去找到反革命的线索”。（注：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40-141页。）为达此目的，张国焘还发出《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的一封指示信》，令各县要“严重的来注视肃清党内反动与异己分子的工作”并“当成为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来抓。（注：马建离《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问题》）。接着，《列宁报》、《列宁两日刊》等报刊也相继刊登了反所谓改组派的文章和材料。
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张国焘便肆无忌惮地在地方武装和党、政、群机关中掀起了肃反恶浪。张国焘也承认：“红4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4军中各师团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
皖西是张国焘肃反的重点。他从中央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开刀，把党、团特委主要委员，各县县委书记，以及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都打成“改组派”、“反革命”加以逮捕关押。把皖西英山县委整个组织都打成“第三党”，从县委书记到秘书长，从苏维埃秘书长到保卫局长等都被诬为“第三党”而遭到迫害。在皖西六安、霍山“肃反”中，张国焘一次就下令杀掉六、霍两县优秀党员和干部200多人。其中，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幸免外，从县委书记到基层一般干部全部被杀。政治保卫局一次就逮捕了六安独立团班长以上干部200多人。英勇善战的英山警卫团第8连从战士到连长100多人，被政治保卫局一次杀光。（注：《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0页。）11月初，张国焘派了一个正规团到皖西霍山“肃反”，将县委直接领导的独立团集中于黑石渡，强行缴械后，竟以“第三党”、“****”、“改组派”的罪名，把班长以上干部全部逮捕，集中杀害于诸佛庵。（注：《不屈的共产党人》（4）第217页。）1931年冬，张国焘下令将舒传贤杀害于金家寨至麻埠之间的一座石山下的水沟边。舒传贤牺牲时年仅32岁。
在黄安，张国焘把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大都清洗出党，进行打击迫害。黄安独立第1师在一个晚上就被政治保卫局杀害200多人。（注：《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0页。）
在麻城，从党、团县委领导人到县苏维埃领导人，从红军独立营营长到班、排长和游击队长，被张国焘诬为“改组派”重要分子而加以迫害的就达50多人。
在彭杨军事学校，张国焘一次就清洗了49名工作人员和学员。
在黄安清洗知识分子中，张国焘说：‘淘汰异己分子，即黄安一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已经开除200多异己分子。”(于吉楠《张国焘和》第142-143页。）
郭述申回忆说：“白雀园‘肃反’以后，张国焘又把军队中的那套‘肃反’搬到地方上，又杀了很多在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我在陂孝北任县委书记时，县苏维埃主席魏祖圣同志（大革命时是孝感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是当地的农民领袖，1927年配合黄麻起义，破击京汉铁路就是他带领农民协会会员干的），是个好同志，被张国焘用‘肃反’名义杀掉了；我在陂安南工作时，第二任县苏维埃主席陈金台同志（第一任是李先念同志，带领陂安南参军的大队到红军中工作去了），也被张国焘利用‘肃反’杀掉了。张国焘是通过‘肃反’，达到他排除异己的目的。”成仿吾也回忆说：“这次‘肃反’完全由张国焘一手控制的政治保卫局进行，别人无权过问。我当时是红安中心县委书记，但根本管不了肃反工作。我的秘书是个很好的革命青年，也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抓走，给‘肃’掉了。当时的省委所在地新集是一个3000多人的镇子，‘肃反’闹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人们也不敢一个人走路。和我一起到鄂豫皖的六个同志，有3个被张国焘杀掉了。”（注：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29-30页。）
地方“肃反”的结果，张国焘杀害了罗山群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云、原鄂豫边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注：曹学楷，湖北黄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任农民政府主席。1928年后历任红31师参谋长、鄂东北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红4军第11师政治部主任、第13师政治委员，后被张国焘调任县委书记。1931年冬被张国焘杀害。）、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31师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注：王秀松，湖北黄安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黄麻起义后，历任鄂东北特委书记、红军团政委、红4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32年被张国焘杀害。）、戴继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悌云、皖西道委书记方英，陂孝北县苏主席魏祖圣、陂安南县苏主席陈金台、中央分局委员舒传贤等创建鄂豫皖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造成了惨痛的巨大损失。
张国焘亲自主持的以白雀园为中心的排除异己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引起了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的怀疑：“反革命有多少？有的从民国16年搞起，革了多少年命，还说是个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不早就打白旗！”“今天还是领导着群众斗争，指挥部队打仗的人，明天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地主富农不革命不满意还可以说，但有些是雇农，掌握了政权有什么不满呢？为什么当反革命？”但是，张国焘却把群众的不满当作“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斗争。几个青年男女在一起，是恋爱委员会，几个人在一起吃东西，是吃喝委员会，甚至战士的枪口上沾点土，米袋破了，说几句怪话，也会被当成改组派、第三党、****加以处决。张国焘杀人真是杀红了眼，到了嫉极度疯狂的程度！
张国焘的屠杀政策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抗。黄安5区的干部群众高喊：“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打倒保卫局”的口号。他们贴出“反对不走群众路线的肃反！”“反对保卫局乱捉人！”“红4军快来搭救工农群众！”“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杀人的刽子手！”等标语。他们把保卫局要捕杀的领导干部藏入山洞，掩护起来，并拒绝保卫局来捉人。全区数万群众在区委领导下，拿起武器，驱赶乱捕干部的保卫局人员。张国焘对群众的反抗进行了残酷镇压，仅黄安5区就有60多人被杀。（注：《党史资料通讯》（1982）第281-282页。）黄安仙居区的群众和干部对张国焘的肃反也极为不满，集体逃进山里“避难”。临走前还派人给区委送来500多担大米和1000多双鞋袜，还写了封信，说是送给红军的。（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21页，1987年版。）
张国焘在鄂豫皖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和无法统计的群众。为了掩盖这一血腥罪行，他于11月25日给临时中央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的报告。他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作了颠倒黑白的污蔑：“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和高利贷者，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他说黄麻地区党坚持武装斗争创建红军的革命活动是“采取了土匪行为的政策，经过了烧杀、苦战、立三路线，以致与真正土匪之分化”而形成起来的。污蔑商城的共产党员“实是国民党左派”，“脚踏两只船”，“成则为工农革命之英雄，败则摇身一变而为国民党”，“始终与改组派联系着”。污蔑六、霍、寿县等处的党组织始终是地主富农分子占绝对优势，“皖西反革命之特别多，几乎各级指导机关充满了反革命“。在报告中，他还吹嘘这一杀人如麻的“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整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受骗于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却于11月3日致信鄂豫皖中央分局：“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1932年2月28日，临时中央又指示皖西北中心县委：“研究和学习鄂豫皖肃反的经验与教训，广泛地在党内党外宣传反革命的一切破坏革命的阴谋与罪恶，要成为你们目前一切工作进行中的不可分离的工作。”
1931年9月开始的以白雀园为中心的大“肃反”，是张国焘借推行王明宗派主义肃反政策，达到剪除异己，实现其军阀主义个人独裁统治目的的，“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极为惨痛的教训！
1931年9月，张国焘亲自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被冤杀的干部战士，据全国解放后编写的有关资料估计，总数约在2500人以上，不知名姓的地方干部和群众被冤杀的，就更不知有多少！被以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和杀害的知识分子，谁也说不清有多少，被以肃反手段残害的人有多少，至今也无法精确统计。
张国焘“借口肃反排除异己，对不少优秀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罪恶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此后，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便在鄂豫皖区红军中逐步占了统治地位。”（注：徐向前《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从1931年9月开始的，张国焘亲自主持的，以“肃反”为借口，达到排斥异己，实现军阀主义个人统治目的的大“肃反”，杀害了大批红军和地方的为创建鄂豫皖红军和根据地的干部，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杀害一大批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红军将领和中下级军官，使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军事理论水平大大下降；杀害一大批地方干部和群众，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清洗并杀害大批知识分子，使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研究水平日益低下，使红军的智力结构发生极其严重的恶劣变化；实行大规模的清洗政策，把那些出身不好，而革命又最早、最坚决的好同志清洗出革命队伍，极大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力量；实行不给富农经济出路，不给地主以生活出路，扩大了根据地的不安定因素；实行过左的土地政策和不正确的阶级划分，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使中农发生动摇，使贫农、雇农孤军奋战。这一大“肃反”，也极大地助长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领导和党内随声附和、盲目服从的不良风气，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组织干部政策受到极大破坏。所有这些，都无疑地种下了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祸根。
组建红四方面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开始了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危机深重，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全国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发展了反蒋抗日的政治局面。蒋介石无视民族利益和人民要求抗日的愿望，一面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面加紧策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蒋介石派往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兵力，一下子就增加到15个师20多万人。1931年11月，在国难当头，蒋介石重兵压境的严重时刻，张国焘考虑到反“围剿”需要投入大批力量上前线作战；以白雀园为中心的大“肃反”，基本上实现了他建立个人军阀主义独裁统治的目的；黄安五区人民反对屠杀政策的反抗精神以及根据地其他各方面潜在的对他错误政策的反抗能力，都不得不使他放弃以屠杀为主的“肃反”政策；改为以自首为主的政策。开始集中精力整编队伍，强化组织，增强反“围剿”的力量。根据地的民心、军心，才得以逐渐安定下来，投入到反“围剿”的斗争中去。八、九月间，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在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进行了全面的反围剿动员和准备。地方武装根据鄂豫皖军委的指示，进行了整编。所有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改称赤卫队，由村到县，组成班、排、连、营、团、师，年满18岁至35岁的男性公民（除地主、富农分子和残疾者外），均动员参加赤卫军。17岁以下的少年，组成少年先锋队。妇女组织参加赤卫军的救护队和侦察队。同时地方武装和赤卫军都进行了军事训练，在鄂豫皖军委之下还设立了各县军区指挥部。这样一来，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有了严密的组织，可以更好地配合红军作战，或者单独执行作战任务。在此期间，根据地人民积极参军、拥军。仅6-8月，就有7460人参加红军，群众支援军粮达40000余石，现金11万元，鞋袜4万余双。民主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红军田，用以分配给家在白区的红军战士，或以其收入救济红军家属、烈属和抚恤残废军人。广大群众还积极为红军家属代耕。以上这些，既为反对新的围剿做了充分准备，也为红军扩编提供了有利条件。
10月25日，红4军第12师与皖西地方部队合编，在麻城宣告成立红25军。11月7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安七里坪举行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张国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宣布红4军和红25军以及独立1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编制序列和领导人为：
鄂豫皖军委：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参谋长曾中生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政治部主任刘士奇。下辖第4军、第25军、独立1师、彭杨军事学校
第4军（原第4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指挥部，第4军无军部，由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军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兼）。红四军辖第10、11、12师。第10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政治部主任梅光荣，下辖第28团，团长王波（后曾庆息），政治委员戴克敏（后吴先楚）；第29团，团长许升长（后何海洋），政治委员李景文；第30团，团长王振亚，政治委员刘杞。第11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政治部主任舒竟舒。下辖第31团，团长赵次吾，政治委员叶宗伟；第32团，团长廖荣坤，政治委员张广才；第33团，团长吴云山，政治委员李先念。第12师（原红四军第13师改编）：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参谋长郭炳，政治部主任张世海。下辖第34团，团长陈奇（后许世友），政治委员董徳洪；第35团，团长高绍先（后王学礼）；第36团，团长高建中（后徐海东、余天云）政治委员郑如意（后张成台）。
第25军：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副军长李特，政治部主任黄超。下辖第73师（原第12师改编），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后张广才），政治部主任赵箴吾。下辖第217团，团长洪美田，政治委员张宗凯；第218团，团长陈启光，政治委员林英安；第219团，团长袁芳菊，政治委员李绍徳。
独立第1师：师长曾中生，政治委员熊兴富，副师长吴永达。所属第1团，团长曹光南；第二团，第3团。第74师、75师也在积极筹建之中，两师于1932年3月间成立于皖西；74师副师长张成功，75师师长廖荣坤、政委戴克敏。
由少先队员组成的少共国际团和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于方面军总部。各县独立团及全区15个不脱产的地方师共20余万人，分别归各县各军区指挥部指挥，隶属于鄂豫分局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整编基本完成以后，全军近3万人，便与根据地党政军民一起，开始了紧张的反“围剿”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