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
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复杂，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卖身投靠，为一己之利出卖民族、国家利益。二是反日派，坚决同日本斗争，使其不能得逞，最后被日本人炸死，成了爱国英雄。以愚见，这两种说法都略显偏颇。其实自始至终他们之间都是一种即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的关系。张作霖身处东北日本强大实力的包围之下，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支持很难持久，但是没有既得利益，日本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支持他，因此毋庸讳言，国家利益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
以张作霖的个性，绝不会甘心做傀儡，所以在谋求日本人支持的同时，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他又拒不让步，尤其是国家主权和实际统治权，他是坚决维护的。所以矛盾斗争同样贯彻始终，以至于最后矛盾激化，才发生了“皇姑屯事件”。
下面只探讨一下奉系崛起的初期和日本的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垂涎中国。１８９４年７月到１８９５年３月，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历时８个月。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打不过日本，于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日本的马关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条款是，中国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都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２万万两白银。
割让辽东半岛，使沙俄很为震惊，因为这触及了沙俄在远东的利益。为此，沙俄勾结德国和法国，向日本提出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感到，自己一国敌不过他们三国，就忍痛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但中国必须交给日本３０００万两白银。中国向日本交纳赎金，赎回本来属于中国自己的领土。这是一个强盗的逻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
而沙俄自以为还辽有功，清政府也把沙俄看作救星，就同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根据这个密约第４款的规定，“中国允许俄国建筑一横断吉黑两省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是即中东铁路”①。后来，俄国又建筑了从哈尔滨至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支路。并借口防止德国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７日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就这样，俄国控制了东三省。
对此，日本并不甘心。于是，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０日爆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在美国的调停下，１９０４年９月５日，日俄两国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订了和约。其第５条是把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第６条是把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均转让给日本。《附约》中还规定，两国在各自占有的铁道两侧可置守备兵，“每一公里不过１５名之数”。长春至大连的铁路称南满铁路。日本按照俄国先例，把铁道两侧３０里的土地，都划为“铁路附属地”，设有警察。该地内的所有矿山，都归日本所有。同时，铁路附属地内的行政、司法、工业、商业、教育、卫生等，都归日本的南满铁路公司管理。这个区域完全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尚不满足。又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日，任命外相小村寿太郎为全权大使来到北京，同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等谈判。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３款，附约１２款。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的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的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１６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２０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沈阳）、安东（丹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的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这个条约，日本又变本加厉地攫取了许多额外的权益。
以上条约签订后，东三省就被日俄两国分割，以长春为界，北面称北满，南面称南满。北满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长春至大连、安东至奉天的铁路驻扎军队，同时在奉天的日本租界也驻扎军队。尽管在奉天省城内也有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或商务代表，但他们势单力微，没有左右日本的实力。实际上，在东三省的南部，日本已经形成了控制整个东北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很会分析形势的张作霖，就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人的身上。张作霖很会看风使舵，他深知，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只有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渐次发展。为此，他便不遗余力地讨好日本人，以图取得日本人的好感，并进一步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辛亥革命张作霖抢占了先机，取得了赵尔巽的信任，成为奉天最有实力的军人。
于是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张作霖就迫不及待地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自吹“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在本人掌握之中”，以便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并讨好地说：“日本国如对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１月３１日，张作霖又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书记生深泽说：“日本国在南满洲享有利权，乃属当然，毫不为过。”并叫深泽把他的谈话转达总领事，并进而转达日本政府。
２月５日，张作霖又和落合总领事说：“倘若日本对于本人及东三省人民尚有关切之情，则本人率众依归，并非难事。”当时的张作霖想的完全是如何扩张实力，为达此目的，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他的上述做法，完全是不择手段的卖国举动。但是，由于他的职位较低，而且过于殷勤，不免引起日本当局的怀疑。日本外相指示落合总领事，只可同张作霖“保持联系，互通声气”，不可“过于深入”。
但是，张作霖的亲日态度给日本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在靠近袁世凯的同时，还是不断地和日本明相往来，暗送秋波。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张作霖当上了师长，权力更大了。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来奉，张作霖认为这是一个表示亲近的好机会，便秘密拜访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后，张作霖又拜访了日本奉天满铁公所所长左藤，进一步表示对日本亲善之意。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和２７日，张作霖又两次拜访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政，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体援助”。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段芝贵派张作霖代表他到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期间，他乘机和日本驻朝鲜的寺内正毅总督会见，多方谄媚，对寺内极尽拉拢之能事，寺内对张作霖也百般笼络。后来，寺内正毅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国。这为他们之间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巴结日本，希图取得日本的支持，这是张作霖扩张势力、称雄东北的一个基本策略。不过，此时双方还处于起始阶段。互相靠拢，但还没有实际行动。
这期间发生了一起日本浪人刺杀张作霖的事件。
当时日本极力推行“满蒙独立运动”。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其实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日本的运动。日本妄想把内蒙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一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叛匪。而宗社党的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５日，清廷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坚决反对。他们为了保存实力，肃亲王善耆等一伙六十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２月５日密潜到旅顺，被日本人保护起来，待机而起。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组织，其成员都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东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必须除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
川岛浪速一派在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失败后，贼心不死，于１９１６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在前清时，曾担任过民政部尚书善耆的警政顾问，他们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川岛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华活动。这是当时日本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普遍作法。
他们表面上是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但实质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侵略别国的间谍。这一派的日本统治集团，在计划、财政、人员、武器等方面，都做好了在东北举事的准备，但后来由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认为“极为不妥”。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成功，便会有“暴露意外丑态之虞”。不如策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较为稳妥。这个看法，得到了日本外相石井和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支持。于是，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便没有举行，而是采取了策动张作霖独立的作法。
但是，川岛浪速一伙暴徒却策划了一个暗杀张作霖的阴谋。他们认为“擒贼先擒王”，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趁机操纵之。１９１６年５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会议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尉（少佐）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磨刀练兵，执行刺杀任务。他们选择了一个张作霖必定出现的机会，那就是５月２７日。
这一天，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都返日经过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闲院宫的经过表示尊敬”，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等乘５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关附近，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刺客是时任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但是，他们没有见过张作霖，看汤玉麟煊赫的气派，把汤玉麟误认为是张作霖了，炸弹就投向了汤玉麟。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正路过小西边门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蹿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在马队卫兵的护卫下，绕道从胡同穿过大西门驰回将军行署。但在途经奉天交涉署时，又遭到炸弹的袭击。张作霖在路经大西城门里的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玩马的出身，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可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两次刺杀，没有动张作霖一根毫毛，张作霖可谓命大。当然，这和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有关。
张作霖惊慌失措地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也就是后来的大帅府。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径直进到府里，赶快去见张作霖。张作霖气愤地问道：“他妈拉巴子，谁干的？逮着没有？”汤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话刚说完，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慰问是假，探听是真。
张作霖正在更换衣服，他一愣神，脱口而出：“来得好快呀，让他们进来！”日本人进入客厅，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将军，您受惊了！”张作霖和他们虚与委蛇，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声音朗朗地说：“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还有劳各位前来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哈哈大笑，接着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事后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形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这一次炸张，本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其实，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形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过去了。
多年以后，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回忆录时，道出了真实情况：“这个凶手是日本人。”“这个阴谋丢尽了日本的脸。”这位日本人倒是能够面对历史事实的。其实，第一次爆炸后，矢田总领事立即跑到现场。他看到，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堪言”。矢田总领事“拣到没爆炸的炸弹，并带回给本乡房太郎上将看，本乡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当时日本人就明了是他们日本人干的。
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他知道，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张作霖。１２年以后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郑家屯事件
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３日，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给价太低，卖鱼的小孩不想卖，吉田就动手痛打这个小孩。驻地奉军是第二十八师骑兵第二十八团，其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恼羞成怒，对士兵报以老拳，打不过，就跑到日军守备队，告歪状。并由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二十余人，奔至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不得不开枪还击。结果发生枪战，双方各伤亡十余人。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一面电求附近日军来援，一面向辽源当局提出中国驻军须一律撤出城外３０里。后日军两个大队从铁岭拥至，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并张贴告示，无理地宣布自郑家屯至四平街３０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当时四郑铁路还没有通车，日军就将此一线路划归了日本。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家屯事件。
日本制造郑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内蒙马贼头领巴布札布为首的蒙古叛匪。同时，帮助大连的宗社党叛乱。日本的设想，是在郑家屯这个战略要地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
在郑家屯事件之前，于６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宪奎和日本军官纠集五千余胡匪，打着“勤王复****”的旗号，蜂拥南下。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６日，被吴俊升部击败。巴布札布龟缩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伺机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军的保护。此时，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八百余人也组成“勤王军”，乘坐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败军。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汇合的局面。８月３０日，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给予犒赏，并鼓动他“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踪是掌握的，对川岛浪速的所为也是了解的。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对他的东北王的地位是个严重威胁，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铲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势力强大，亦不能轻举妄动，要适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围郭家店的情况下，又同川岛浪速进行了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布札布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一举将其歼灭。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张作霖也担心事态扩大，就对巴布札布的撤退采取了规避的态度。这样，巴布札布就安然地退走了。
１９１６年９月，他们向热河方向逃窜。１０月７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西林县，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由于准备比较充分，打退了巴匪的进攻，并俘获了一些巴匪。李传勋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经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逐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系帮助巴匪。”可知，巴匪内还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后来，巴布札布被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击毙。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由于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决定对北京政府给予支持。日本当局便决定甩开宗社党这帮无用的老朽，于８月１９日同宗社党达成协议，在两个月内解散宗社党，头目给予巨额遣散费。从此，宗社党便消失了。
关于郑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国提出了８条苛刻的要求。张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１１月２６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反复交涉，张作霖断然拒绝了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的侵略要求。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后来北京政府在驻警的问题上，有软弱的表示，张作霖当即表态：“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患无穷，“亟应继续拒驳”。
最后，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２２日结案，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基本内容是：申斥二十八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本抚慰金５００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
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警察和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要求，均被驳回。这虽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关键的事项上还是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当然，张作霖知道，要想实现他的更大的政治野心，还必须依靠日本。这是张作霖当时的内心想法。
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５月７日，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５月９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有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蒙独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１８５２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文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于１９０６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１９０８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１９１６年６月和９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政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得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是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１９１７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作为回报，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他们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订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６款，时间是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据统计，自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１年，１９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１８人。其中军事顾问１３人，私人顾问３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１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于日本人。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五四运动爆发。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
由于张作霖的镇压措施，全国“独奉省当局严加取缔，并添派军警监视，各校学生行动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运动终于熄灭”。对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表示感谢。这些只是张作霖亲日的部分表现。在张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结是主要的。当然，随着张作霖的羽翼逐渐丰满，势力逐渐强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渐激化了，以至一发不可收拾。这乃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