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黎元洪再任大总统
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北京政府为曹锟、吴佩孚彻底掌握，直系即中央。但是曹、吴并不满足，他们还想获得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权，继而统一南北，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先设法扳倒曾将袒护奉方的现任大总统徐世昌，第二就是打倒南方国民党的护法旗帜，使“法统”掌握在直系手中，那时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而就在直奉战争以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吴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秘密到洛阳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法统”来促进南北统一，恢复旧国会，改造新政局。曾当过众议院议长的吴景廉原本是南下拥护孙中山护法的，但是孙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他竭力反对，回到了天津蛰居。直奉战后看准了时机，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字廉伯，王字孝伯，当时人称“兴城二伯”。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成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汉献帝的故事。
1922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黄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于是吴佩孚本人及指使的各省督军连电现任大总统徐世昌，逼迫其退位辞职。
其中有一电云：“……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虽然恋栈，但面对直系咄咄逼人的逼宫手段也只好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总统府。
6月2日，徐世昌在招待完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大使后，无限依恋的宣布辞职，离职全文云：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徐世昌颁下辞职令后，即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当日即挂专车由北京去天津。
同一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称：
“……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
“……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15省督军联名通电：
“……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那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法，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军阀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徐世昌离京的当天，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黎假惺惺地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在天津的黎元洪，陷于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奔走黎宅的，有大军阀的代表，有政客，有议员。黎元洪身边则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有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他们原来就在进行抬黎出山，现在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可放过，所以主张立即进京复职。一派是缓进派，以陈宦为首，他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在这种情势下登台，不过是直系的傀儡，不如在上台前先针对全国人民的趋向，发表一个大政方针，也试探一下直系的态度；如果直系反对，黎本人也可以获得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为将来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6月3日，黎分别接见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黎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能复职。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也是奔走恢复法统的主要人物，他听了黎要废督裁兵，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四处找门路，现在有了机会，你却又提出条件，真是莫名其妙！”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地说：“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如此了！”
6月6日，天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的两院议长，曹吴等重要军人的代表，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元洪亲切地招待他们，略致寒暄之辞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请大家传阅。他还补充说：“这个电稿上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请你们另选高明。”说完他就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自己则摇着肥硕的身驱退入内室。
这就是黎元洪著名的鱼电，由饶汉祥主笔，滔滔三千言，主张废督裁兵：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燮元）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镇冰）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暨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
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必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诟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
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
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官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艰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索。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
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宰制一省，复冀兼圻，……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以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
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有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
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拥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有别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
其余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
这通电报发表后，胡适曾在北京出版的努力周报上撰文批评说：“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
黎元洪的鱼电发表后，吴佩孚于7日有虞电赞同，电略云：“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吴佩孚原决定亲身赴天津迎黎出山，因接到鱼电而中止。
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了这个题目，老实说谁敢反对，所以曹锟、吴佩孚还有联合通电响应，电略云：“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黎收到曹、吴联电后再补发一个电报云：“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于是直系军人一致发出赞同之声，江西督军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接着陕西督军刘镇华、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湘、山东督军田中玉、安徽督军张文生、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林葆怿、杜锡珪、萨镇冰等均纷纷通电赞成。
曹、吴之间对于迎黎复任大总统并不是真心一致的，曹的左右所谓保定派一心要拥曹登上总统宝座，吴则认为事机还没有成熟。曹锟虽然一再表示：“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的野心正是保定派的愿望，就是总统自为。但是吴却要迎黎，曹当然不便反对，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当他听到黎提出条件要裁兵废督后才肯上台时，他就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骂道：“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保定派的人不断向曹诉说黎忘恩负义，说迎黎复职不过是吴佩孚不愿捧老帅做总统的挡箭牌。因此主张由曹自己到北京做临时大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选举总统前的过渡机关。
吴佩孚知道曹的左右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一再向曹表示，迎黎是一种政治手段，为了对付广东，是拆广东政府的台，因为旧国会恢复了，广东护法就失去了根据。将来要怎样做就容易了。吴的这番话最后终于被曹锟所接受。
黎元洪于6月11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赴北京，北京火车站上盛大欢迎，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判若天壤。当天黎元洪正式宣布复职，并以外交总长颜惠庆署理国务总理。
贪恋权威真是人性中最大的一个弱点。黎元洪当年在总统任上何等煎熬，此时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又跳进这个大火坑。接下来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
1922年6月12日，黎元洪发表了两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发表新内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颜惠庆署理。
外交总长颜惠庆兼。
内务总长谭延闿。（署）
陆军总长吴佩孚。（署）
海军总长李鼎新。
农商总长张国淦。（署）
司法总长王宠惠。（署）
教育总长黄炎培。（署）
财政总长董康。
交通总长高恩洪。（署）
第二道命令是撤销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命令”。
黎复职初期颇得中外好感，外交团对黎呼吁废督裁兵一事极为赞同，且对直系不以总统自为，而以维护法统迎黎复职，极为欣赏。
但是接下来黎元洪的噩梦便开始了。
黎复职后拟任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为什么黎要任命伍廷芳呢？原来黎元洪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同时南方护法政府成立后，伍在广州为孙中山所倚重，黎上台后自然想凭自己的力量达成南北统一。所以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以示好于南方。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黎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件。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对现实低头，因此乃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了回来，同时决定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了这道命令。
内阁问题和统一问题是相连的，因此黎相信他要伍廷芳复任总理是一个好办法，同时邀请一些知名之士与南方有关系的人物参加北京政府是有益于统一的。其实他这个办法首先就让拥他出山的直系所不高兴，这就像徐世昌一样，徐是安福国会所拥立的，他上台后也以为自己可以统一中国，因此他的做法先让皖系和安福系所不满，如今，黎也走不出徐的旧路。
黎的梦想逐渐落空，6月15月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16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好像根本不承认黎元洪的总统地位。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黎所殷望的伍廷芳也不理黎，6月20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末了并说：“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的电报，这个电报上公开骂黎叛国，骂黎元洪和旧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
这一连串的反对和置之不理态度，真把黎元洪打得个发昏，简直是十七八桶冷水泼到他的头上，使他一团高兴和一些自以为很不错的做法，完全付诸流水。黎想拉拢南方人物参加内阁，以期促进统一的计划现在是彻底地落空了。
更伤脑筋的，是颜惠庆也不肯长期署理国务总理，吴佩孚也表示不就陆军总长。黎劝吴如果不能长期在北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吴却摆起面孔说怎可尸位素餐。
这一来，内阁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统一，而且根本就残破不全，七拼八凑，不为各方所重视。除了许多热中名利的小政客奔走热闹，像戏台上锣鼓喧天和跑龙套而外，对政局毫无改善。
黎元洪上台前唱出废督裁兵，且以此为条件，当他上台后究竟废督裁兵实行情形如何呢？
先讲废督，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于6月10日自动宣布解除督军职务，为什么陈光远如此漂亮呢？原来这时广东的北伐军长驱直入江西，使陈光远无法立足，只好借废督下台。陈自动解除督军职务后，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元洪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吴佩孚对此无意见。
6月15日黎政府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开会，黎自称以旁听资格列席，在会中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出缺，一概不许简派。黎的建议获得通过，当天就发布了准陈光远辞职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的命令，17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事实上，这位节制各军的总司令根本就是变形易貌的督军。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浙江。浙江的卢永祥，对北京是半独立状态，6月15****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接着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发言，认为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作一个决定。于是卢永祥宣称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善后督办一人，仍推卢永祥担任。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20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这一废督措施并不是拥护黎元洪，却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因为善后纲要的要点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这就是变相的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浙江就要武力对抗。因此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极大的忿怒，准备向浙江和上海用兵，以铲除皖系的残余势力。曹锟、吴佩孚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节制。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6000人在上海登陆，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命令，可是黎元洪不主张用兵，曹、吴也不敢干为戎首，遂授意齐燮元和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之间的大战才告避免。
第三个表示赞成废督的是奉系领袖张作霖，他也承认黎元洪为事实上的总统，并且写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了，因为奉系战败退回关外时，他就改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行使东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和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的名义行使吉林和黑龙江的统治权。奉直停战协定成立后，黎本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变相的东三省巡阅使，因为由北京发布了这道命令，就在形式上使东三省仍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而废督的省区又增加了三个，岂不是使黎面子好看得多，可是由于不能打通吴佩孚这一关，所以这一道命令没有发出。
吴佩孚对于废督裁兵问题，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军区，实际上“军区长”就是“巡阅使”，黎早在鱼电中表示反对，未便接受。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在这个时候，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曹锟这通电报到了北京，裁兵命令便留中不发了。
因此黎元洪的废督裁兵，变成了督不能废，兵不能裁，吴佩孚又不肯就任陆军总长，使黎的第一炮完全放不响。黎为了下台，遂在国务会议上建议设立全国裁兵委员会，以北洋派王士珍为委员长，南方的李烈钧为副委员长。这个建议也无法实现，因为王、李两人都不肯就职。其实，即使他们就了职，也无法贯彻裁兵的任务。
后来，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
黎打电报给山西督军阎锡山，劝他辞去督军名义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
又打算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
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都不理睬黎元洪的主张，根本就不答复黎。同时江苏的齐燮元则反对黎把江苏划入苏豫皖剿匪区域，因此黎的这三个打算也都无法实现。从6月18日到7月24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怎敢取而代之，黎乃改派王承斌。后来除了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他五位黎任命的省长都没有到任。
黎元洪的废督工作由于受制于军人，因此根本行不通，彻底破产。而曹锟和吴佩孚还和他开玩笑，一再来电保荐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因为江西虽因情势改变面废督，可是究竟还是第一个废督的省份，所以他只好用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这和卢永祥改称军务善后督“办”只有一字之差。
裁兵问题也一样破产，曹吴电保靳云鹗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旅扩充为师），周荫人升任第十二师师长（这一师本是陈光远兼师长，陈已下台）。黎对于曹、吴这个电报违反裁兵原则，不好答复，改由陆军部批准备案。
6月15日，重作冯妇的黎元洪颁布了全国停战命令，企图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两军的战争。可是“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拒绝黎所派的欧阳武进行调解工作，并拒绝黎所任命的江西省长谢远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击。为了适应各省自治潮流，实现军民分治，黎分别任命了七个省长，其中五个省长受到军阀的拒绝而不能到任。
黎所派的湖北省长汤芗铭，早在民国4年就做过湖南督军，当时曹锟还只是第三师师长，驻防岳州，吴佩孚则在曹下面担任副官长，曹曾派吴到长沙去和汤芗铭有所接洽，汤对吴极为赏识，向曹要求要留用吴，因此使曹对吴刮目相看，所以汤可以说是最早识拔吴的，也可以说汤对吴是有旧恩的，如今曹、吴得势，汤因和黎同乡的关系受到黎元洪的提拔才得到湖北省长一职，黎叫汤到保定和洛阳去见曹、吴，联络一下，不料汤到保定后，见到了曹，曹的态度非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先去问吴佩孚。汤到了洛阳，吴竟拒而不见。同时曹、吴都有电报给黎，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黎看到这个电报不禁忿然说：“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便叫汤芗铭直接去湖北接事。
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萧耀南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阻止汤所搭的火车通行，汤只好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可是江岸上不少的“迎汤派”，竟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
萧耀南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见汤，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萧，萧竟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自己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
汤搞得很惨，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黎，请求辞职，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
萧耀南是吴佩孚所提拔的，因此黎元洪希望这位捧他复任总统的吴大帅能出面替他撑腰。可是吴却不声不响，装着没有这回事一样。
黎元洪现在的日子并不比刚下台的徐世昌好过，总统一点权也没有，随时要看军阀们的嘴脸，随时要碰军阀们的钉子，这总统实在不如一个有实际权力的县长。
黎元洪上台前所高唱的废督裁兵问题，在他上台后受到各方冷落。曹锟借口全国战事还未停止，督可废而兵不可裁，又一再电催任命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说明他的真意在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废。吴佩孚虽然口称拥护裁兵，可是却在直、鲁、豫三省大招新兵，补充第三师的缺额。7月4日吴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露骨地说：“裁兵废督，须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此时贸言裁废，适以增乱。”
七八月间，黎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了“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的新办法，为督军们下台后保留将军尊号预留地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办法，因为袁世凯早就采用了。袁就是用这个方法废督，可是就没有行得通。袁都行不通，黎又如何行得通。
北京依然还是一个老问题——财政问题。北京老早就面临财政破产的绝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借款。奉直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会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进行统一。日本为了要消除它曾经援助奉系的嫌疑，所以也同意参加。可是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没有消除，所以日本内阁讨论“参加”与否问题时，认为时机未至，主张推迟进行。
北京政府由于借债迟迟未成，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于是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光是七八两个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就传来一片兵变之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发生了多次的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务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北京城内到处听到哭穷诉苦之声。7月15日陆军部被裁人员700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那位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跑迟了一步，竟被请愿索薪的人员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也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下耳光，吓得他狂呼救命。事件过后，他感到“穷”官不易为，第二天就提出辞呈，坚决求去。
财政困难，巧妇难为无米炊，这是北京多年的老病，黎元洪当然救不了，北京政府的前途风雨飘摇。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3亿元的统一大借款，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所以不敢做这笔买卖。
黎上台后，内阁本是由颜惠庆暂时代理，颜只答应看守到8月1日国会复会那一天为止。黎一直想在南方找一位人出来，以达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他原本请伍廷芳，因为他前次下台时就是伍廷芳代理阁揆，现在他复职，而伍已是南方政府的巨头，如果伍来北京担任国务总理，一切都显得非常圆满。可是伍廷芳却在陈炯明叛变时，气忿而死，于是黎又想到南方的另一位“名流”唐绍仪，想请他北上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
7月下旬黎派金永炎到保定和洛阳，把拟请唐组阁事先征求曹、吴两位老板的意见。曹、吴都很客气，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我等决不干涉。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吴佩孚补充了一个人，就是请曹同意仍由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
7月31日，黎派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
8月5日黎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北上前仍由王宠惠暂代。阁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高凌霨
交通总长高恩洪
陆军总长张绍曾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王宠惠
农商总长卢信
黎认为这个新阁算是各方兼顾了，因为曹、吴两位大老板的人都容纳在重要位子上，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张耀曾属政学系。为了慎重起见，在提出卢信和张耀曾时，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取得吴的同意才拿出来。
组阁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广东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没有办法，也不敢出任艰钜，张绍曾则意存观望，田文烈宣称不愿与人竞争而不肯就职，于是这个新阁仍是残破不全。
然而对于唐绍仪组阁，吴佩孚是很不赞成的，又不好明白干涉，于是用他的老办法，发通电。
8月6日，吴的通电说：
“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决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畸（王宠惠）代揆，高交（指高恩洪的交通总长）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钟秀）诸君，（按上三人均为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
8月7日又有一电：
“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上海八年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按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惶惶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
同一天，吴另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些电报像几枚炸弹一样，震动了北京政坛。很简单，吴佩孚现在正是北京政府的后台老板，他公然表示对于现状不满意，这个政府怎么还能存在？
黎元洪很生气，但是后果并不严重。他一度试图与后台老板斗斗法，甚至以去就相威胁，结果可想而知。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组阁，阁员名单如下：
王宠惠署国务总理
顾维钧署外交总长
罗文干署财政总长
张绍曾署陆军总长
李鼎新署海军总长
徐谦署司法总长
汤尔和署教育总长
孙丹林署内务总长
高恩洪署交通总长
高凌霨署农商总长
董康署大理院院长
在这张名单中，所有吴佩孚反对的人都榜上无名，吴的嫡系高恩洪仍长交通，孙丹林由次长坐升总长，因此人称这是“洛派政府”。同时内阁阁员中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都是英美派，不属于国内党派的无党无派人士，所以又有好人政府之称。
这次内阁名单，是黎元洪对实力派的全面低头。
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黎满足了洛阳方面，却使保定方面大为光火，在新阁中属于保派的，只有一个高凌霨，曹锟当然不满。而在曹身边的人，如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午诒等又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到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总统了，曹锟竟然被他的左右说动，以为吴有篡位的野心。于是保定方面遂以吴为唯一敌人，对于其他的新仇旧恨都化敌为友，希冀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边守靖吸收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保派声势。曹锟向张作霖致电，表示弃嫌修好，而直系内部不止是保派，凡不是吴佩孚的嫡系，都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起了莫大的反感。
吴和国会方面也没有搞好关系，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嘴，当8月1日国会复会时，吴给他们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这时，既有总统、国会和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