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总统曹锟
1923年6月6日,黎元洪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张绍曾内阁总辞职。同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与会代表很愤激,大家都说:“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黎元洪勉强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一肚子的冤气,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尚称恭顺,乃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乃退出。
8日,一帮不三不四的人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1万人,举行国民大会,由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他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叶某说完,复有登台演讲者多人。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7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可是没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黎以一国元首身份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简直不好说什么。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所以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当然是很严重,9日这一天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均告撤走,黎见此情况,也只好枯守东厂胡同,不好去总统府。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洋兵巡街,这消息一经公布,当晚7时,警察遂自动复岗。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由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总统退位”等纸旗向黎邸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均是攻击黎的词句。到了黎宅,请见总统,黎自然不肯接见,请愿“市民”便在黎宅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黎叫人去找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来维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围者到了午夜才散去。这晚黎宅电话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亦被堵塞。
这到底又是唱的哪一出呢?
原来拥曹的津保派已经按耐不住,恨不得马上就让曹锟当上总统,而黎元洪碍手碍脚,必须先将其驱逐,于是一幕一幕滑稽戏连篇上演。
12日下午3时,黎元洪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这七道命令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对于挽救实际的政潮,丝毫没有裨益。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毕业,和唐继尧、赵恒惕等同期,他长了一脸大麻子,大家都呼之为李大麻子。他在政治上不是个成功人物,可是却是一位著名的风云人物。
6月13日上午,张怀芝来见黎元洪报告,据说冯玉祥向他说:“总统不应该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十一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的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我们当然干不下去,只好辞职了。总统挽留我们而不解决欠饷问题,我们留下来如何对官兵交待?请向总统要求,于十二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
张怀芝对局势也很悲观,他认为冯玉祥、王怀庆等的态度已很明显,丝毫没有磋商的余地。
张走后,黎元洪叫秘书刘远驹来,把先一天的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个名。同时咨请国会撤销辞职,文云:
“本大总统去年复职之始,曾补行公文,向贵院声明辞职在案。现在国难方殷,万难卸责,特向贵院声明,将去年辞职公文撤销,即希查照。”
另有函致国会和外交团,函云:
“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特闻。”
黎还有通电宣布离京去津经过,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有云:“曹巡阅使迫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移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各项手续办理完竣,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去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自己则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禄等十余人及卫队40余名驰赴车站,匆匆开车径趋天津。黎动身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15颗交给他的如夫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直卿)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就近促请黎把印信交出,以免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并请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北京复职国务总理,以便摄行总统职权。张绍曾于当日下午上了火车,可是甫上车就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火车。
黎离京的当天,6月13日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
在保定装聋作哑的曹锟,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令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已是北京城的主宰者。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接到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要他搜查黎元洪携走的总统印信,他乃偕同警务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赶到杨村来阻劫黎的专车。这时黎的专车已先到,刚好碰上王承斌登车,杨以德则率军警监守车门。王承斌气势汹汹地走到黎的坐位前,傲然向黎说:“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答说印信仍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目露凶光说:“分明带了出京,为何不说老实话。”黎也忿然说:“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看你们怎样?”王冷笑说:“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黎气得说不出话来,大家就僵在一块。
下午4时半,黎的专车抵达天津新火车站,黎的天津寓邸靠迫老火车站,所以他命令把专车开去老站;王承斌却命令他所带来的军警通知火车站把车头卸下来,让火车开不动,同时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长公署去休息。黎气昏了,老毛病又发作,像个泥菩萨一样,不理不睬。王承斌这时竟先下车回省长公署,车站内外有1000多名全付武装的军警围困,如临大敌,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公子黎绍基赶来新站探视乃父,竟被军警阻止。这些军人把总统当成俘虏,当成犯人,真是可恶之至。
黎困在专车上,气极了,同外界联络完全断绝,乃派美国顾问辛博森下车,密携电稿往电报局拍发,电云:“上海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有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
辛博森把电报发出后,并到英美两国领事署报告黎被劫持情形。英美两领事均派其副领事到车站来问候起居,亦被军警挡阻。这一来可激怒了洋人,他们愤然说:“中国军阀如此无理横行,可以劫持总统,真是世界所无的怪事。”
黎元洪在车厢中来回踱步,举枪欲自杀,被福开森把枪夺下,枪弹已射出,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13日晚10时,王承斌再返天津新站来见黎元洪,索取总统印信。他对黎说,既然总统已经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这倒真是黎的老毛病,黎对总统的印信特别重视,民国6年他被张勋威胁退位时,就暗中把大印交给他的亲信丁槐秘密带去上海,躲在租界,结果冯国璋派人索取不到,发生了绑票夺印的趣事,这次黎又如法炮制,他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危氏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由机要秘书瞿瀛陪同照料,黎认为只要印信不交出,总统地位就可以存在。
王承斌一年前在天津请黎复职总统时,泪随声下,极为感人,这次劫车索印,也非常激烈,和一年前恰巧是极端的对照,他表示黎如果不交出印信,就只有永远住在天津新站的专车上。黎在这样威胁下,只好软化,告诉王承斌说印信留在北京,不在自己手中,王就要黎打电话到北京去交印,黎只好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找瞿瀛,要他们把印信交给国会。对方答复没有总统口谕,就不交印。唐回到车厢,黎叫唐再去打电话,说这是本人的意思。唐二次打电话,仍无结果。最后黎不得已,只好亲自下车到车站去打电话。他在军警重重保护下,和他的姨太太通了电话,他们用湖北乡音接谈,北京方面知道非交印不可,才答应照交。吴毓麟这时在省长公署听消息,听到北京方面答应交印,自己乃赶回北京收印。当晚因北京未收到印,所以王承斌等仍不许黎元洪回天津私邸,黎仍被软禁在天津新站的站长室住了一晚,王承斌则回省长公署,军警依然在新站附近戒备森严。
6月14日清晨,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经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黎元洪如夫人处取得印信,于是他便赶到新站来见黎,手持三通电稿,一致国会,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内容相同,略云:“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逼黎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形同囚徒的大总统怎敢不依?乃一一签字。
黎元洪复电到京后,北京方面拥曹派立即采取行动。14日下午1时,高凌霨(内长)在国务院召集特别会议,列席者包括张英华(财长)、李鼎新(海长)、程克(司法)、沈瑞麟(外次)、孙多钰(交次)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高凌霨发言,略谓黎大总统既然通电辞职,依大总统选举法之规定,应由国务院摄行职权。张总理又在天津,节关日迫,在座同仁应以国家为念,共同维持现状,勉任艰钜,同时要请财政部速行筹款,尽于端阳节前拨付各机关经费。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讨论结果,作出几项决议:
(一)总统辞职问题,议决由国务院通电,声明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用电话商请吴交长,即日前往保定接洽国务院摄政办法。(二)节关财政问题,议决由财政部负责筹款,所有军警饷项及各机关经费,均赶于节前二日发放;至京师治安,仍由各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乃由高凌霨领衔发出通电云:本日奉大总统寒电,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等因奉此。本院谨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务,特此通告。
16日王克敏召集银行垫款100万元,决定在端午节(18日)那天发放一批欠饷。
恼羞成怒的黎元洪在天津郁闷了一段时间,于9月12日南下上海,欲在南方重组政府。然而时过境迁,世态炎凉,人们对这位手无寸铁的大总统并不在意,备受冷落。黎元洪在上海不得意,因为大家不仅没有把他当做总统看待,反看他为招惹直系的祸水。只不过收到了云南唐继尧和东北张作霖的两封书,还尊他为总统,算是差强人意。其实军人实力派仅仅以秀才人情纸一张表示拥戴,对于形同丧家之犬的黎大总统又有何用?唐继尧和张作霖虽是实力派,但他们不会竭诚拥护黎元洪,他们只是不愿意直系真正成为中央力量,因为直系尤其是吴佩孚,最大的野心就是武力统一中国,也就是要消灭其他的力量,所以他们想拉拢黎元洪反直系,又不愿真的拥戴黎元洪。
黎元洪自离湖北北上后,将近十年,虽然宦场并不得意,可也能游刃于中国第一人第二人之间。这次是他北上后,首次南下,他抱了极大希望南下,怎知却是乘兴而来,大失所望。一遇江浙人士的婉拒,二受各省代表的太极拳,三遭议员的指名攻击和不承认其总统地位,四被地方军事首长指桑骂槐地搞了一下。这四重打击,可真把黎元洪打得头昏眼花。
黎元洪因人成事,时势造英雄,可是在军阀短兵相接,总统自为的局面下,其政治生涯遂逐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了。
而此时的北京又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曹锟欲当总统,不能不利用国会。军人虽然能一手遮天,但过场还是要走的,为了有十足把握,拥曹派于是启用了一种最为卑劣,最为蹩脚的手段,贿赂。
曹锐是替他三哥曹锟安排一切的首脑人物。他和王毓芝作主,把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923年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是由京兆尹刘梦庚开出来的,刘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他一共开了3450名,名单送到曹锟手上,曹吓了一跳,因为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700人中挑选愿意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议员,怎会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呢?这其中有个内幕,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而列名七八个“政党”,“政党领袖”逢人就拉,只要一个名字,就算自己的党羽,自己的政治资本。刘梦庚负责开列名单,为了简化手续,就找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由他们把名单送来,将来的顾问津贴亦交给各“政党领袖”。这些“领袖”们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曹锟看了好半天才闹懂,大骂刘梦庚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整理这个名册。高凌霨根据参众两院议员名单核对,重复者删去,这一来又发生了新纠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他的名册是重复的,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发放津贴之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他所领导的“新民社”党羽,先向银行借了100万元,发给属于他旗下新民社的议员,同时宣称其他党的议员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担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伤脑筋,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于是议员们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无可躲避,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人须在支票存根上盖章,以避免重复和冒领。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了1040余张支票,多领的,留待下月扣还。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
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不过是国会议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因为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而议员们只有200元,待遇距离太大而吵闹不休。因此曹锟遂改派袁乃宽负责经手发放2月份的议员津贴,可是还未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过年。
国会自从护法运动分裂后,留京议员已占少数,而留京议员并不是全部赞同直系拥曹派,所以拥曹派实在是少数集团。他们想透过合法选举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宪法会议达到目的,更不可能,于是计划以(一)捏报出席人数;(二)以非议员冒名顶替;(三)强迫签到之议员入场,或以绑票方法强制议员出席。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所定的选举总统会,必需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当时两院议员为870人,三分之二的数目是580人。留京的议员无法凑到这个数目,不但总统选举会开不成,就是宪法会议(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数)也召开不成。
留京的拥曹派议员当然也要挣扎,可是国会问题必需“钱”,黎元洪就因为自行决定给国会经费和议员出席费而引起了政潮,现在黎虽下台,国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1923年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约集了152位议员谈话,由吴提出临时给费方法三条:(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一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这个提议以77人赞同而通过。
吴景濂的这个决定,就是在北京的大多数议员也不同意,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均有函给吴,表示反对,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具文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
拥曹派希望留京议员不要星散,同时争取南下的议员回京,除了津贴出席费100元外,同时安排另一计划。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923年10月10日届满,如今已是七八月了,国会分裂,无论在上海或在北京的人数都不及法定数目,都无法开会,10月满期转瞬即到。吴景濂针对这个弱点采取行动,由众议员王茂材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案,于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云:“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无限期的延长。因为下届议员不选,现届议员就可以一直担任下去。以此为饵,吴景濂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诱各议员返京,每人发给旅费400元。
离京南下的议员,在8月底统计,有385人,不过议员分子复杂,离京南下的385人中,并不是意见一致,有的为了旅费和月费,有的为了破坏南迁国会,有的态度游移,可南可北,因此国会本身就是不健全的。
此时的国会,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却也是是非最多的地方。当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辞职,而继任议长没有选出,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时局关键人物了。吴景濂虽然重要,可是他所扮演的脚色并不讨好,反曹派认为他依附曹锟而不齿他,而拥曹派则认为他在6月13日政变后所行所为极不高明,把事情弄得很复杂,时间拖得很长久,因此对他也大加指责。
自6月13日以后,国会的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因不足法定的人数,所以一直流会,由于南下的30余议员返京,因此9月7日众院常会乃召开成功,出席的众议员有302人,主要议题是延长议员任期案。马骧表示此案关系重要,请议长当场指定审查员。吴景濂遂指定牟琳、马骧、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为审查员,即开审查会,审查完毕后,由胡祖舜向常会报告。胡说:审查会对五议员修正案认为可以成立,其理由:(一)众院任期将满,国会万不可中断。(二)国家政争终无统一希望,不可不有统一国会以维系之。惟原修正案系对众院而言,中华民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织成立,故对于参议员任期,亦须顾及。兹修正如次:第七条下增加一条,“前两条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众院常会对审查员的报告鼓掌表示满意,遂由主席吴景濂把这个修正案提付表决,在场出席者308人,起立者261人,以多数通过。当天即开三读会,会后咨送参议院。
众议院通过议员延长案,舆论大哗,认为这就是贿选的前奏;反对派乃寄望于参议院,希望参议院能够予以纠正,不使这个法案通过以维持国会的信誉和声望。
留京的参议院议员们,听说众议院通过了国会任期延长案咨请参议院通过,于是部分议员发表公开函表示反对。
虽然具有正义的议员们如此反对,可是参议院仍于9月26日开成常会,出席者138人,由议员谷嘉荫主席,议员赵连琪提议变更议程,先议众议院移付任期案,在场的多数赞成,且有议员主张不必讨论,即开审查会,当场审查。由主席指定宋桢、纳谟图、王湘、陈铭鉴、娄裕熊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完毕,由陈铭鉴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内,速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即予通过。
两院自行延长议员任期案通过后,即以咨文送达摄政内阁,摄政内阁对这件大事不敢公布,尤其是洛阳的吴佩孚特别反对。可是吴景濂和两院议员却用这件事作为同意大选的交换条件,反复争论,摄政内阁迫不得已,乃于10月4日将国会延长任期令和众议院议员改选令同时公布。
吴景濂既然不见谅于反曹派,同时他在事实上又倾向于拥曹派,当他受到拥曹的直系津保派激烈攻击后,他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于是他不能不为己谋,不能不积极做选举的打算。他咬紧牙关向贿选这条路走,乃命令众议院的秘书处发出议程,于9月9日(1923年)开选举总统预备会,同时分别通知各议员,凡是在这天参加的议员,都有出席费200元,如果抱病在身而力疾出席者,还加发医药费。虽然如此将就,这个预备会竟因人数不足而开不成。第二天再开,还是人数未足。吴景濂觉得如果等足人数,恐终没有开成之望,因此命秘书长郑林皋派了许多职员代议员签名,捏报出席人数,靠了这样才开成总统预选会。
当然,这种欺骗手段是不能掩盖一切的,所以预选会的第二天,即有不少议员向吴质问。
最令吴景濂难堪的,是众议院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也发出通电,揭露“大选预备会”捏报人数的真相。如果照今天法律用辞,则吴景濂犯了伪造文书之罪。
众议员张瑾雯由于吴景濂不理睬议员们质问,乃第二次具函质吴景濂,要求正式声明改正人数。
离京的议员对北京非法的“总统预选会”更不会予以承认,因此发出通电,坚决反对。
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真是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
贿选投票,票价初步确定5000元一张,所以付款办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这一张“神圣”的选票,而付款人又怕议员拿了钱不投选票。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小,亦可以说很大。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最难,谁也不信谁。
贿选形势,在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陈炯明二票,陆荣廷二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一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行《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赴保欢迎矣。昨日阁议决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会同礼官处筹备的职典礼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数月之忙,未免目前暂告失败,今日直派机关各报特别标明合法当选,盖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对派也。
此事之急转直下,盖有两因:(一)奉浙西南通电已出,筹备诸人认定不疾速办好,则夜长梦多,将有变局,必赶于数日内做成。(二)吴佩孚勘陷两电,反对众院延长任期,其中扼要之语,即谓******前合法当选,可无话说,一过******不必选举。高吴诸人本以延任事请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吴氏两电则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为如期选举之交换品。故四日午间议员方面包围催促,而次日选举亦同时确定,此中交涉,吴景濂而外,骆继汉之力为多。二因吴氏谓过双十则不要选,津派诸人遂认双十以后吴氏别有办法,彼等筹备之功,将付流水,不可不赶紧办好,以间执吴口,此三十日以后,红罗厂、大甜水井、小麻线胡同、兵马司迭次密商之结果,而于甘石桥见之实行者也。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了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合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
同日《北京报》大选拾零云:大选形势经经纪人之拚命奋斗,一部分拜金议员贸然来归,自命制宪派诸人亦牺牲主张,于四日宪会告成后,当晚即下苦功,召集各政团会议,决定翌早(五日)十点钟大选。一方面发出通知书,一方面鉴于前次流会,更漏夜为缜密之布置,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道口,因防议员出京起见,四日宪会散后,即分布便衣军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数议员欲微服离京,均被截回。众院附近更张天幕六个,院内外均加临时汽灯,准备日以继夜,非达到目的不已。大选当局与摄政阁员复包赁众院左侧大中公寓,组设大本营,临时安置电话多具,议员方面除特种关系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关系之议员暨军警各一,乘汽车分途为拂解式之迎接,自十点钟以至下午一点钟,汽车尚满街飞跑,好在预约之安系议员袁振黄等十余人,适于是时乘汽车赶到,(此辈约定投票领款后,即行离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两次延长时间,仍不足法数,又为最后之搜索,虽病人亦用软床抬入院内休息室,其中凡属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后必令先入大本营,与大选当局见面,略谈数语,而后入院,是殆当局要预留印记。然因此种种,直至下午二点半钟始凑足五百八十五人,宣布开会投票。是日本许人旁听,各界男女前往参观者尤众,新闻记者另有招待室,但在开票前既不许入场,又不准出院,议员诸人虽亦同被困在院内,究竟有午餐茶点,旁听人则只给两个面包果腹,正尔嗟我叹互怨触霉头间,会场宣布开票,旁听人乃纷纷入场参观。
昨日大选成功,固得力于金钱与手术,然反直派其初亦曾准备最后之拆台,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御河桥旁之北京饭店,均设有机关。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然以前历次宪会拆台用款既多,临时后方接应未曾赶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发通知书。一方又复扬言将展至八日大选,以是大受影响。第一批交易之三四议员,虽得着实惠,后来者无以为继,乃为直派所罗致,大拆台计划,遂归失败。但据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骗得支票出头控告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势,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云。
又《字林西报》北京6日通信云:当大选之时,当局检查电报极严,防止描写实况之新闻漏出北京。凡有报告大选形势不稳及各方反对大选,各地军事行动,与夫行贿情形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据多数人传说,邮件亦受同样检查,但犹未能证实,其他事务,当局亦无一不取防范手续,以求大选之最后胜利。
议员在未投票以前,无一付以现款,仅与以支票一纸,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团领袖经手办理,此等多数领袖,每人得一万元,但闻议员中之无能者,所得并有不满二千元者。据院秘书之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二十人。当选日之上午,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乃选派人物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之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院内外军警受吴景濂之指挥,禁止入院议员复行出院。据一议员言,大选经理人当时准备,如第一次投票,议员中有不依其办法投票者决以强力维持法定人数,至三十六小时之久,务使曹锟产出而后已。
至各车站方面,均密布便衣警探,凡议员欲于是时乘车离京者,则遽使人上前揪扭,诬以逃债,军警然后借端干涉,两造带入警所。至此乃由人向议员劝说,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车或马车,载往议院投票。是故院前马车汽车之拥挤,尤为历来所罕见。至有不愿直接得款之议员则以顾问等职饵之,昨日有参议员对记者言,其友曾绝对拒绝款项,其初态度甚为激烈,后因劝说结果,情愿受月薪四百元之顾问等职,放弃良心主张,当由双方约签条件,乃此议员竟开出七人姓名,均要求与以四百元月薪之顾问,谈判重复决裂,次日接洽者复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为投票之代价,该议员懊丧之余,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
民国12年10月10日,北京众议员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曹锟。这一天,保定城内商家都奉命悬挂国旗,曹派的人就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一片欢欣。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谎话,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
于是吴景濂伴着曹锟,乘原车回北京,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并不隆重,因为参加的除了曹派人物而外,就是拿了钱被人责为“猪仔”的议员,撑场面的尽是北京的军警,如此总统就职大典,未免太不像样,其实花钱买总统来做,又能像什么样呢。
曹锟就职后即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曹锟是河北大沽口人。大沽口地方穷困,当地人士多以驶船为主。曹家贫苦,曹锟兄弟姊妹六人,老大曹镇,老二是女的,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弟兄五人中,只有曹锐和曹锳念过书,不过书也念的不多。直奉第一次战后,曹锟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曹锐做了直隶省长,曹锳也做了镇守使,一门富贵。古人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想不到大沽口一个驶船人家,竟出了一个元首,可惜这个元首逆取逆守,不能克享太平。
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
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12月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3年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
总理:孙宝琦
内务总长:程克
财政总长:王克敏
外交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陆锦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吴敏麟
农商总长:颜惠庆
孙宝琦内阁于1924年1月15日就职,5月29日孙主张将德款案提交国会,致与财政总长王克敏主张相冲突,乃提出辞呈,经曹锟挽留,但孙、王互相排挤,而曹则袒护王克敏,孙遂坚决求去,并且为了表示决心,避居北京郊外承泽园,不出席国务会议,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至7月1日联合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2日曹锟予以批准。任命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法学博士,回国后受唐绍仪赏识,且和唐的女儿结婚,因此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为外交部)任职。民元任外交部秘书参事,受知于袁世凯,4年7月任驻墨西哥公使,没有到任,又调升为驻美公使兼驻古巴公使。8年1月受任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语惊和会,光芒四射,当时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赞喻顾为中国小猫,9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顾为驻英公使。10年顾以中华民国赴欧专使被举为国际联盟行政会会长,11月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11年6月受任外交总长,因罗文干案于同年11月29日去职。12年4月张绍曾内阁中外交总长黄郛假满辞职,黎元洪命顾继任,10月曹锟就任大总统,顾仍蝉联外长,13年7月,国务总理孙宝琦辞职,顾又兼代国务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