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直三角同盟
为了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粤皖奉三派联合起来，组成同盟，时称“三角同盟”。实际上是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反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三角同盟。这个同盟起步较早。
孙中山为什么要同军阀张作霖和段祺瑞合作呢？据老同盟会会员宁武的回忆，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当时他３５岁，孙中山就电召宁武赴上海，向他交代革命任务。孙中山说：“在国际上要联俄，学列宁的革命方法；在国内，五四运动正蓬勃发展，中国新青年起来了。这是中国革命的新血液、新生力量。我们要把握时机，取得政权，擒贼擒王。首先必须打倒北洋直系军阀。因此，我打算即回广东，重组政府，亲率大军北伐。另一方面，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与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
在这里，孙中山明确地阐述了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目的。那就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集中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说其他。宁武认为这是孙中山的“一种策略”。孙中山向宁武交代任务：“你是东北人，派你回去做张作霖的工作。”可见，早在１９１９年秋，孙中山就已经开始实施同段祺瑞和张作霖合作的计划了。
同张作霖接近，必须有晋见之由。他们听说张作霖想要建设葫芦岛海港，就准备打华侨投资这张牌。１９２０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带着华侨资本家的信函急赴天津。几经周折，通过张景惠的介绍，先后同张作霖晤谈了两次。
第一次晤谈，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相约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直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指段）合到一块？”宁武笼统地回答道：“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这次晤谈给聪明的张作霖一个暗示，面前的这个青年人可能另有使命。
因此，在宁武离津的前一天，张作霖又接见了他。据宁武猜测，可能张作霖同他的幕僚已经“计议过了”。张作霖“仅含糊地表示，他已经考虑过了，可以试试看”。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派他的少将副官张亚东带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宁武很高兴。
孙中山高兴地接见了张亚东。先讲了些革命的道理，然后指出，“雨亭（张作霖的别号）在东北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帝制，处境是很艰难的；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了”。这次是孙中山和张作霖的初次联系，带有投石问路的试探性质。“中山先生自不便多谈，也没有什么具体表示，只写了封简单的回信，交张亚东返奉复命。”宁武回到天津，等待回音。
１９２０年秋，张作霖来北京，派宋文林到津，邀宁武去京会谈。见面地点是张作霖在北京的宅邸顺成王府。张作霖见面的头一句话：“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流露出对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的景仰之情。这次见面，张作霖兴致勃勃，不遮不掩，谈兴甚浓。话匣子一打开，无话不谈，就对宁武很亲近地说：“你离家乡多年了吧，应该回去看看我张某人把家乡弄得怎样。有个你的同县，这小子一向跟我过不去，也是个革命党。我不记前仇，你也可以叫他回来。”宁武好奇地问是谁。张作霖笑呵呵地说：“同你一个姓——宁武。”这里必须交代一下，宁武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化名为宁孟言。宁武很机警，他马上说是我的本家，人早已死了。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军阀面前，宁武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们的谈话还没有进入正题，报告曹锟来访，宁武只得回避。后来听说，曹锟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一进门就大喊道：“雨亭老弟，咱们兄弟不错嘛，为什么要和孙文勾结打三哥啊？”张作霖一惊，不知哪里出现了漏洞。但他机敏地极力否认，指天誓日地劝说曹锟不要听信外人的胡说八道。曹锟是有备而来的，马上拿出奉系杨庶堪、宋大章邮寄给宁武的两封信，信里牵涉到秘书长宋文林。物证确凿，使张作霖十分尴尬。但张作霖随机应变，看到信里只涉及宋文林，就把责任一古脑儿地都推到宋文林的身上。随即当着曹锟的面，给张景惠打电话，把他臭骂一顿，命令立即扣押宋文林。
演完这出戏后，把曹锟恭送出去。张作霖马上通知宋文林和宁武去见他。宁武听说曹锟来访的用意之后，见到张作霖，就立即说明我们往来的信件都是由日本邮局寄发的，从来没有出过差子。并告诉张作霖，我们知道北京宪兵司令秦华和曹锟他们有关系，常派人监视革命党，他和日本也有勾结。可能信是从日本邮局偷出来的。张作霖听了大怒：“******，做我的司令，跟别人干活，我要办这个小子。”最后，很认真地叮嘱他们，往后行事要严密点，免得惹出麻烦。又告诉宁武，北京这里有些不方便，让他去奉天再谈。他也马上要回奉天去了。宁武分析：“从张作霖的态度看来，曹锟这一闹一迫，虽把秘密揭穿，到帮了个忙，起了促成的作用。不然，还不知要费多少时日、口舌，才能正式提出合作问题呢！”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张作霖确实是想同孙中山合作的。
１９２１年２月，宁武来到沈阳。先见了杨宇霆和张学良，然后去见张作霖。这一次，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联络一下。”决定派旅长李少白同宁武一起南下晋见孙中山，并带去一本密电码。在桂林大本营，孙中山接见了李少白。通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
但是，在他们归奉途中，看到报纸报道说，张作霖密派代表到桂林，拥护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消息，感到十分吃惊。知道大事不好，这是有人造谣。果然，他们回到奉天后，张作霖见到李少白，破口大骂道：“谁派你******代表，我只叫你去送信，你胆敢说我拥护孙文做大总统！”李少白被骂得蒙头转向，不敢辩白。
第二天，经宁武冷静的分析剖白，指出这是安福系造的谣，目的是破坏粤奉合作。张作霖才恍然大悟，险些中了敌人的奸计。同时，宁武又转达了孙中山的一点意见：“革命党是不怕失败的，因此这回讨伐直系由我们先发动，奉天只要扯扯后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失败了，还可以再干。不要把雨公一生事业给毁了。”听了孙中山的一席感人肺腑的话，张作霖很是感动，态度立刻转变过来，毫不迟疑地决定：“我也派兵出关。”并要宁武密报孙中山。
１９２１年４月，国会非常会议集会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孙中山想尽快北伐，但前途多难，进展不顺，后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至沪。１９２２年４月，爆发了直奉第一次战争。奉军孤军作战，在北京的奉军张景惠的两个师不堪一击，很快缴械投降。孙中山没能助战。但张作霖并没有埋怨孙中山，他很理解孙中山的处境：“那边有个陈小子。这边有个张杂种，坏了事。胜败乃兵家常事，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为难的。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国家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来用武力收拾他们！”
孙中山脱险到达上海后，张作霖找到宁武，很仗义地说：“宁孟言，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到东北来住。”宁武到上海晋见了孙中山，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婉言谢绝了。但提出，可否向张作霖商借一笔款子。张作霖听后，毫不犹豫地说：“患难中交朋友。好！我送孙先生１０万元做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详细面商，你去发电报。”此后，孙中山曾派汪精卫、叶恭绰、宁武、程潜、孙科等到奉天同张作霖商谈合作事宜。张作霖也派姜登选、韩麟春、杨大实等同孙中山见面会谈。人员来往，电函去回，十分密切。
１９２２年８月３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杨雨霆致函国民党人张继称：“去今两载，彼此函电宗旨相同。”史学家吴相湘根据这条记载，证明早在１９２１年奉系同孙中山就有来往。其实，这是不确的。从以上当事人宁武的回忆，可知粤奉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２０年夏季。
奉系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登选，字超六，河北冀县人，１８８１年生。早岁留学日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五期工兵科毕业。１９１２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教官。１９１３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参谋长。后来，朱庆澜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庆澜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姜登选结交广泛，人缘甚好，特别是他同广东很熟。自然，奉系同孙中山的联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当时，奉系张作霖除通过宁武这条线和孙中山联系外，还派姜登选同广东联系。姜登选曾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的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孙中山先后两次派汪精卫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吴大计。后来又派伍朝枢来奉天考察，进一步促成粤奉合作的实现。
汪精卫可以认为是孙中山的首席代表，他到奉天两次。汪精卫，名兆铭，号精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１８８３年生。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以后追随孙中山筹建革命组织。１９１０年，谋炸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判终身监禁。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后被释出狱，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到过日本、南洋和欧洲，是个闯荡世界的人物。
在辛亥革命前后，汪精卫的大名是显赫的。对他的到来，张作霖异常兴奋。随同他来的还有路孝忱，时任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参军。张作霖说，汪精卫他是久仰了。他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决定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亲自接待，并命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具体安排。奉方做了精心准备，以高规格的大型宴会欢迎汪精卫等人。
欢迎宴会是在帅府大厅举行的。高朋满座，贵客如云。场面宏大，盛况空前。张作霖身着大礼服，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宴会上。这一切，都给见过世面的汪精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看出了张作霖对孙中山的景仰之情，也体会到张作霖同孙中山合作的意愿是真诚的。
在奉期间，汪精卫同奉系张氏父子及杨雨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多次会晤。汪精卫提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是军事方案，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奉军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奉系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这一点取得了共识。
第二个是政治方案，即提出打垮曹吴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这个问题奉系方面根本没有考虑过，因此，张作霖父子只能含糊回答以后再说。这一问题是一个未解决的悬案。
在此期间，奉粤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的，函电往来频繁。仅在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中发现的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函电，就达１１封之多。凡是孙中山致张氏父子的信函，都是孙中山亲自撰写。我们看到的一封影印件，信封的正面上书“面致张总司令雨亭启孙缄”，正文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文字是标准的孙中山楷行体书，布局讲究，行笔严谨，一丝不苟，雍容典雅。漏写的两个字也用小字谨慎地添在行侧。现将《致张作霖告讨贼军情并派叶恭绰前来面洽函》，抄录于后。这是孙中山派叶恭绰赴张作霖处，通报军情，感谢资助的面交信函。写在１９２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全文如下：
雨亭总司令大鉴：自去年陈炯明听吴佩孚唆使叛乱于后方，致我北伐之师中道挫折，因而致奉天师旅亦不克扫荡燕云，擒斩****，良用为憾。失败而后，只身到沪，犹奋我赤手空拳与吴贼决斗。一年以来，屡蒙我公资助，得以收拾余烬，又闽回师；又得滇军赴义，川民逐吴，遂将****在西南之势力，陆续扑灭，而广州根本之地，得以复还，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惟自得广州之后，残破之余，元气一时难复，而财政之困，日以迫人，以致不能速于扫荡，竟使叛逆尚得负隅东江，为患至今。而吴佩孚、齐燮元近日济以大帮饷弹，逆贼乃得倾巢来犯，旬日以来，石龙不守，广州危机。本月十八、十九两日，我军为背城之战，幸将士用命，将敌人主力完全击破，广州得转危为安，从此广东内部平定可期，而北伐计划亦可从此施行矣。故特派叶誉虎前来领教一切，并详报各情，到时幸赐接洽为盼。并候
大安。孙文。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从以上信函可以看出几点：
其一，孙中山急需张作霖的资助。尤其是在北伐途中，突遇陈炯明叛乱，如果没有张作霖的大力资助，孙中山的后果不堪设想；
其二，张作霖对孙中山的资助是有力的。张作霖对孙中山在资金和武器上都给予了援助。曾一次给孙中山资助５０万元，以后又资助几十万元。孙中山说的“此皆公之大力所玉成也”，不是客套话；
其三，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张作霖非常景仰、非常佩服孙中山，认为是开国元勋。张作霖可能有个英雄情结，对真正的英雄他是服膺的。孙中山有难，张作霖是能够拔刀相助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张作霖为了打倒直系曹吴，也需要和孙中山合作。
至于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合作，也是有缘由的。张作霖所带之兵原属袁世凯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然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北洋一系。因此，段祺瑞和张作霖本来就是老关系。此外，他们都是亲日派。在对日关系上，他们早就是好搭档。１９２０年直皖战争后，奉系主张对皖系从宽处理，而且暗中同皖系建立了联系。所以，“皖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这是因为有张作霖这个保护伞。第一次直奉战争前，段祺瑞由京赴津。战后，他们之间的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据亲历者回忆，张作霖给段祺瑞以很多资助，用来分化瓦解直系部队。
当时，属于皖系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处于直系军阀的包围之中，他自然愿意同孙中山和张作霖合作，共同对付直系军阀。１９２４年９月１日，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赴奉天谒见张作霖，请张作霖接济款械，借给飞机，张作霖全都答应了。此时，曾召开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三人会议，人称三公子会议。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三角同盟。
孙科在他的《八十自述》一书里写到，他奉孙中山之命自上海乘船经大连至沈阳，拜访张作霖，是在１９２４年９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三公子会议召开。孙科回忆他对张作霖的印象：“张作霖个子不高，人也清秀，毫无绿林出身的样子。他当时每天都派车子来接我去他的办公室，共进早餐。早餐也总是那些小米高粱等熬成稀饭，很简单的。吃过以后，他的秘书长就带着一大堆公文进来。他听取秘书长的报告后，也马上用口头指示。秘书则一旁记录。因此，每天一百多宗公文，不到一个钟头都可处理完毕。显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他住所花园里有个拱门，门上刻了‘慎行’两个字。时许世英亦衔段祺瑞命南下迎中山先生北上。是年十二月四日，中山先生抵天津，晤见张作霖——据汪精卫报告：张见中山先生后告汪：‘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什么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张作霖给孙科留下了既俭朴又聪明的印象。
粤皖奉三派尽管各自的主张不同，但是他们在反对直系军阀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