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的“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的观点，既是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智慧的继承与发挥，也是其在唯物论基础上的道德理想主义的阐扬与创造，是对“义利”、“理欲”问题作出的深刻注解。
张岱年对国学研究的思考
迟成勇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摘要：“国学”，最早是指国家开办的学校。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学名称流行于民国初年。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同时又紧密结合学术研究的时代走向，继承和发展了国学概念，即国学，既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既包括传统儒家学说，也包括历史上各家各派学说；既包括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学术，也涵盖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学术。张岱年先生提倡国学研究，是应对全盘西化论和儒学复兴论的挑战。国学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观点，以辩证分析为基本方法。今天研究国学，对于文化传承创新、增强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岱年；国学；国学研究；方针；方法；文化背景；现实意义
张岱年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也是著名的伦理学家，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中，张岱年先生撰写了大量的有关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论著，其中，有关国学研究的专门论文有《说国学》、《如何研究国学》、《漫谈国学》、《国学与时代》等，体现了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国学研究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学术旨趣。
一、国学名称的流行
从词源学上看，“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正义》曰：“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国学”，最早乃指国家开办的学校。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设于国都的学校称为“国学”。据《礼记》、《周礼》等记载，西周国学分大学与小学，礼、乐、射、御为“大学”，书、数为“小学”，两者合称“六艺”。国学在汉代称“太学”，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晋代称“国子学”，隋朝至明清时期称“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学部时才最终废止。可见，我国古代典籍中所指称的“国学”是指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随着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到了清朝末年，国学成为国家最高层次的学校。
事实上，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只有天下的观念。因此，人们并不把中国的学术称为“国学”，而是称为“天下学”。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晚清以来逐渐形成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中国学者以西学为参照系，对中西学术加以比较，才逐渐形成“国学”概念。在近代早期，学者们把中国学术叫做“中学”，把西方学术叫做“西学”。同时，国内学者又把“西学”称为“新学”，相对于“新学”而言，中国学术又称为“旧学”。“旧学”、“中学”、“国学”，三者尽管称谓不同，但在外延上则是一致的。而且作为现代意义的“国学”之名不是国产的，而是来自日本的借词。曹聚仁说：“‘国学’，乃是外来语，并非国产。日本人原有‘支那学’、‘汉学’这样的名词，因此，十九世纪后期，留学日本归来的学人，译之为‘国学’，也就是‘中国学术’之意。日译章师的《国学概论》，便是《支那学概论》。”20世纪初开始，“国学”名称就提出来，章太炎“独欲任持”，影响昭著。至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设立，国学概念就流行起来了。张岱年先生也认为，“国学”之名，兴起于民国初年。章太炎先生著《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论》的讲演（由曹聚仁先生笔录），是关于国学的代表。20世纪初，即在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当时国内一些研究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演讲，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总之，国学名称流行于民国初年。
二、国学概念的考究
“国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人们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事实上，自晚清以来，对“国学”概念或名称使用是否切当，有人提出质疑。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马一浮也从学理上论证说：“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名。此名为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国学概念是“亦恐不立”抑或“不甚恰当”姑且不论，但就国学概念本身而言，“学术”则是国学的内在意蕴。学术是“学”和“术”的复合词。国学大师梁启超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其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严复也对学与术的关系进行明确的界定，在《原富》中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可见，所谓学术是“发明真理”与“运用真理”的统一，或者是“据既知之理”与“求可成之功”的统一。”而“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想认知的系统化，而且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到性的品格。既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成果，具有形而上的特点，这才是学术思想”。国学作为传统学术思想，既是一个民族思维智慧的结晶，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
纵观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论著，对国学概念或名称的使用则没有提出质疑。相反则顺应“国学热”的掀起而更加自觉地使用国学概念并不断地加以阐释。一般而言，国内多数学者都从“传统学术”或“传统学问”来界定国学的内涵。吴宓认为：“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也有学者认为：“国学指未曾染指西学的中国学问。晚清学者讲‘中体西用’的与西学相对而言的中学应当是国学。”张岱年先生也是从传统学术的视角来界定国学概念的。张岱年先生说：“关于国学，首先应了解所谓国学的意义。所谓国是本国之意，国学即本国学术，亦即中国学术之意。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一个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学。”张岱年先生又说：“所谓国学即中国学术之意。20年代至30年代，在大学、中学的课程中，中文成为国文，汉语成为国语，所谓国俱指本国，事同一例。在西方有snooy的名称，直译应是支那学，一般译为汉学，现在定译为中国学。”“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所谓国是本国之意。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就不能说是研究国学了，应该说研究汉学或中国学。”总之，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外国人研究中国学问，只能称之为“汉学”或“中国学”。并且认为，每个文明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
关于国学概念之内涵与外延，张岱年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与论证，提出自己对国学概念的具体理解。张岱年先生认为，国学范围很广，往日的目录学将古籍分为四大类：经、史、子、集。此种分类方法到今天已经过时了。“明清时代有些学者将学术分为三类，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有的学者又加上一类，即经世之学。从其内容性质来看，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即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经世之学即是政治经济学。今日看来，应更加上一类，即科学技术，可简称科技之学。与哲学相联系的是宗教（佛教、道教等）；与文学相联系的是艺术（书法、绘画、雕刻等）；与政治相联系的是兵法（军事学）；科学技术更包括天文算学、地理、医学、农学、工艺等。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在《〈国学通览〉序》中，张岱年先生又指出，在古代著作中最能显示中国学术的丰富内容的是《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班固依据刘向、刘歆的《七略》而撰成的，著录了汉代皇室所收藏的学术书籍。《艺文志》包含‘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六艺’是上古经典，即上古的历史文献，其中包含六经及《论语》、《太史公书》（即《史记》）与‘小学’（即文字学）。‘诸子’是哲学、政治学。‘诗赋’是文学。‘兵书’是兵法之书，即军事学。‘数术’包含天文学及占卜书信。‘方技’指医学。这明确表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多方面的内容，也显示了军事学、天文学、医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的地位。”在《漫谈国学》一文中又说：“传统学术范围很广，哲学、文学、史学是最重要的，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学、各种艺术，都值得研究。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农学、天文算学；艺术包括音乐、建筑、绘画、书法，都有其独到的特点。”在《说“国学”》中，张岱年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学术，照传统的说法，包括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义理之学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是文学，经世之学是政治学、经济学。其实传统学术的领域不止于此。此外还有天算之学（天文学、数学）、兵学（军事学）、法学、农学、地学、水利学、易学等等。”在《喜见〈国学丛书〉出版》中，张岱年先生又说：“中国传统学术包罗万象，既包括以往学者经常提到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也包括天文、地理、算学、农学、医学以及宗教学等等。中华学术具有多方面多层次的丰富内容，在世界上是自成体系的。”张岱年先生既从中国传统学术分类，解析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又运用西方学科分类法阐释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