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这次发言文本的标题是《正确评价二程洛学》。他所以用这个发言主题，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意见很多，有的同志给以较高评价，认为有它的精华。但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没有什么价值，还有人要全盘否定，认为中国所以这么落后，主要是传统文化的关系。由于在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占主要地位；而儒家学说，自宋以后理学占主要地位；在理学里，程朱学派主要是洛学占主要地位。因此对二程洛学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评价。
张老讲这几句开场白是有针对性的，在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那些急于实现现代化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要想现代化就得抛弃东方主义的民族文化，所以要承认自己传统文化的前现代性，是有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危险，只有承认西方描绘的图式，才能开始融入世界现代化进程。这样说来，中国传统文化是没有什么价值而应该否定了。
张老是不主张这样简单粗暴来对待传统文化。认为要想走向现代化也不能割断历史，各个民族文化也是多元发展；不能只跟随一种西方图式。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过辉煌的年代，近代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凌落后了，但不能都怪罪传统文化，而应该给以正确的历史评价。
张老评价洛学，是遵照会议的主题发言，其实他在会前的1988年1月11日，写过一篇《宋明理学评价问题》，写得更加全面，可以结合起来讨论。
张老认为二程洛学的基本思想就是理性主义。理性是世界的最高实体，同时认为人有理性。宋明理学的基本派别，张载以气为本，程朱以理为本，陆王以心为本。这三种不同的本体论学说，都是为孔孟的伦理学说提供本体论的基础，使儒家哲学更加完整，建立了儒家哲学的新体系。理学的理论贡献有二：一是发展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二是进一步发扬了人的道德自觉性。对理学的偏失，主要也有两点：一是不重视自然知识的价值，二是不重视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至于理学家研讨了佛老两家所提出的问题，吸取了两家的一些观念，这正是理学家的优长之处，不应谓之“阳儒阴释”，亦不应说是朱子道，陆子禅。与君主专制主义的关系，基本上它是维护封建等级制，但也反对个人独裁，所以不能把后来专制主义的日趋严重归罪于程朱学派。
以上是张老在八十年代时，对二程洛学以至宋明理学进行评价时，提出的一些主要论点的简括表述，现在看来仍有讨论的空间。
张老在宋明理学评价的文章中，肯定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是宋明理学中三个基本派别，但没有说是属于唯物或唯心的哲学基本问题。而他在另一篇《关于宋明时代的唯物主义及其唯心主义的关系》（原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文章中，则认为宋、明的新儒家应分为四大派：
第一，从张载到王廷相、王夫之的学派，可称为唯物主义的理性主义。
第二，程、朱学派，系客观唯心主义。第三，陆、王学派，系主观唯心主义。第四，功利学派，包括王安石、陈亮、叶适。他们的学说都可称为唯物主义的功利学说。
在这同属新儒家的四派中，张老认为张、程、朱、陆之学被称为理学。应该承认：传统的所谓理学之中，包含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如果认为理学就是唯心主义，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张老对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又有什么看法呢？他认为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就是真理与谬误的斗争。而哲学史基本上是人类认识的历史，就是真理如何战胜谬误的历史，因而这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但也有相互影响之处。由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从而使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形成为螺旋式的发展过程，这就是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在历史上，唯物主义体系与唯心主义体系各自都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唯物主义不仅说一句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唯心主义也不仅说一句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而已，这也是应当注意的。
据此他认为唯心主义哲学家虽然对理、气关系和心、物关系解答错了，但是他们对于其他问题也可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朱熹宣称“理在事先”，“理具于心”，这是错误的；但他承认“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主张“即物穷理”，这却是正确的。王守仁宣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是荒谬的；但他强调个人独立思考，反对依傍权威，这却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曾起过一些进步作用。
据此他认为宋明哲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两点：第一，当时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把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达到朴素唯物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当时一些哲学家，包括一些唯心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一些辩证观点。
在八十年代初期，对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与唯心两军对战，唯物总是进步，唯心必然反动，这种绝对的观点，在学界和社会还是比较流行的，而张老则是全面看问题。他注意到所谓两军对战是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影响，所以哲学思想的发展是辩证的形成为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上面谈到，他对我们教材审稿时，基本同意书稿中提出的螺旋形发展的圆圈论，可能与他当时所持的观点相近，但也不主张讲得过于绝对，认为各阶段总结出的圆圈，不能都是那么圆。
张老在《宋明理学评价问题》一文中，说到五十年代以来，许多历史学家、文学史家，表现了激烈的反理学的态度，认为理学是宋元以来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潮；也有一些哲学家，以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从而肯定宋明理学在理论思维上所取得的成就。这段话很引起我的思考。
不同学界对宋明理学的评价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我认为可以理解的。由于不同学界对宋明理学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哲学家看中的是理论思维上的贡献。对先秦儒家，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谈到孟子时，也说“他的著作的内容也是道德性的”，所讲者就是道德、治国之本、历史等。但这类的具体者本身并不是哲学性的。
但将孔、孟儒学哲理化发展的宋明理学，情况就大为改观。张老指出：理学家都有比较完备的哲学体系，他们研讨世界本源问题、伦理道德基本原则问题，以及认识真理的方法问题，也就是研讨理、气、心、性、致知、穷理等问题。一般认为理学是宋、明哲学的主流，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张老作为哲学家，很重视宋、明理学家对儒家哲理化和提高理论思维的成就，当然会给以较高的评价。那么历史学家、文学史家以至社会学家，为什么表现了激烈的反理学态度呢？因为他们并不看重理学家在理论思维的成就，而是着眼于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如朱熹在上给皇帝的奏书中有段话，流毒最深，最为后人所诟病：
臣伏愿陛下深诏中外司政典狱之官，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断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窃以为诸若此类涉及人伦风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经术义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论，异端之邪说，俗吏之私计，得以行乎其间，则天理民彝几何不至于泯灭，而舜之所谓无刑者，又何日之可期哉！（《朱文公文集？戊申延和奏札一》）
朱熹这篇奏文，不单是对天理民彝、人伦风化的说教，而是要求在刑法诉讼时施行。后果其然，在《大清律例》中明文规定：“凡子孙告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但诬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妾告妻者，虽得实，杖一百。”按照这种律例，在封建家庭成员中也是等级森严。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妻妾对夫，妾对妻，地位是不平等的，卑幼者即使有事实有道理，也不能上告尊长，否则就算干名犯义，受到鞭杖甚至死刑的处罚。《清律》这种规定，可以说对朱熹主张审理狱讼时，先讲尊卑名分思想的恶性发展，在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方面的流毒是十分深远的。
宋明理学除提倡尊卑的不平外，还有意于男女的不平，而且不分场合和处境都要求妇女保持贞节。对此宋恕曾给以深刻揭露和猛烈抨击。他指出社会上有“莠民盗人妇女，卖入娼寮，开寮莠民，酷刑迫娼，不从者死”，“民之无告，于斯为极”。对这种遭难的妇女，本来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道学则斥难妇为淫贼”。天理本于人情，对受酷刑的难妇，并无同情心反而斥其失节，“则道学之丧心也”。下面就用不无嘲弄的语气说：“夫彼（指卖入娼寮的难妇）身坠莠手，不从则有炮烙寸磔之刑，假使正叔（程颐）、仲晦（朱熹）作妇女身，同彼遭遇，宁死不从，吾未敢必，乃责世间妇女以必尽能为睢阳、常山耶？不设身处地，而动加丑诋，洛、闽之责人，鞅、斯之定律也。”“于是盗卖迫娼诸莠男女之势，遂横绝海内，而诸弱妇女之苦，永无顾问者矣。”（《六斋卑议·教惨》）
宋恕对程、朱轻侮的人身攻击，是有点不够厚道，不过批判宋明理学宣扬社会的各种不平等而引起情绪激动的亦不乏人，如现代思想史家蔡尚思在《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中，对各种不平等就把宋明理学大骂一通，这就谈不上是学术评价。另“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据有知情人说，这“孔家店”并不属于孔子，而是成为封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因为以理杀人与吃人的礼教，是在理学兴起之后才出现的，所以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同是对宋明理学作负面评价的还有侯外庐学派撰写的《宋明理学史》，该书前面的总述中，将宋明理学定性为思想发展史中的“浊流”。有一次武夷山参加纪念朱子诞辰860周年的会议，有位参会学者问我这个问题，觉得不可理解。我向他解释，思想史家看重的是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后在社会历史上起到的负面作用，所以称之为“浊流”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作为哲学家的张老，从另一方面立论，认为理学宣扬道德的自觉性，因而特重节操、气节，真正的理学家，尤其是周、张、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确实是言行一致的。宋、元、明、清时代，著名的理学家都是清官。多数理学家表现了脱离实际的“迂阔”态度，但都能保持学者的优良品德。依此说来，理学在思想史的长河应该是“清流”。
但这里张老所说的情况，也暴露出一个问题：这些学者虽有优良品德，却是“迂阔”不通世故，即使是为官清廉，但是不会管理政务。虽然朱熹、王阳明等开创学派的人，还是有才干的，但他们的后学以至末流，却是每况愈下。理学是讲气节的，张老也说南宋以来，坚持民族气节，不向外来侵略势力屈膝的爱国志士，都是受过理学熏陶的。这当然值得称赞。但保持气节也要有本领，如明末出现国变时，却有一批“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愧无济世匡时策，得有微躯报主恩”的忠君死节之士。我们可以说其志可嘉，其情可闵，却于世无补，只能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
我认为宋、明理学最大的偏失，是没有全面继承和发展先秦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道德心性的修养是内圣，经世致用的本领是外王。《大学》中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是内圣，通过修身、齐家的中间环节到治国、平天下是外王。内圣是可以通过内心的道德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外王治国则需要有济世匡时的外在本领，做到富国强兵。否则大谈为万世开太平，只是一句空话。
对理学的偏失，张老认为理学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中，尊重“义”与“理”是必要的，忽视“利”与“欲”就不对了。由于忽视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提高与改善，于是不重视对自然世界的研究，不重视对于社会实际问题的探索，其消极影响是严重的。
理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理学进行反思还是必要的。这是张老三十多年前写下的话，至今还值得重视吗？
敬祝张岱年先生九十五寿辰
并回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历程
贾顺先
（四川大学哲学系）
张岱年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界德高望重、受人尊重的老一辈学者。他和蔼可亲，善于引导和启发后学，使我们受到不少的教诲。甚至当我们的学生向老先生求教时，他也是有问必答，并不因为这些年青人所问肤浅，或理解有误，而不答复。一位国际友人告诉我们说：“一见到中国的张岱年先生，就像见到中国儒学的典范一样，不由得使我们肃然起敬。”
自1999年10月，在北京见到张先生后，至今已是四年。今闻先生因年高多病，更引起我的特别思念！在先生九十五寿辰之际，遥望北京，写此诗以表我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情。
一
太原大会见先生，道德文章领群英。西湖月夜议理学，开封日暖说二程。
太原大会：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界约二百多人在山西太原市，召开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大会。主要议题集中在：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和原苏联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定义上。会中争论激烈，起了研究方法上解放思想的作用。大会中成立了中国哲学史全国性学会，选出了张岱年先生任会长，任继愈、石峻、王明三位先生为副会长，杨宪邦教授为秘书长。从此开展了中国哲学史的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讨论大会。
西湖议理学：1982年10月，正是江南暑热刚去，月明如镜之时，在杭州西湖宾馆，召开了“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有国内外的学人二百多人参加。美国的陈荣捷老先生还热泪盈眶在大会上吟诗。会中对宋明理学的性质和是非功过都作了重新的评价，否定了“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张岱年先生通过亲身研究的经历，在大小会上作了几次发言，获得大家的赞同。
开封说二程：1996年5月，正是中原风和日暖、牡丹盛开时，“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河南开封召开。张岱年先生到会与国内外学者交谈，肯定二程创建理学的功绩和对宋代学术发展的影响。
北京会场听论孔，成都草堂评诗人。八册宏文传千古，中华美德照乾坤。
二自强不息人尊仰，宽容平等待众生。德高不拒童子问，才博更听细人声。书评题字指精髓，诱导点拨解迷津。国际友人齐肃立，“儒家典范”先生存。
悼唁张岱年先生仙游
贾顺先
2004年4月26日惊闻张岱年先生去世，使我痛感失去一位尊敬的长者和引路人。张先生勤劳治学一生，他为探索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规律，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华，提出儒学应“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综合东西方文化之长，走创造更新的道路等思想，都是有功于国家，有利于华夏子孙万代的。他培养后学、教育学生，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国际儒联、中国哲学史全国学会带病工作；团结国际上的学术友人，勉励国内的青年同志奋发图强，这些精神，都是令人钦佩，应永世长存的。
遥望星空，无限怅惋！悲恸之余，成此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