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控制着武汉国民政府的软骨头汪精卫公开宣布把共产党全部从国民党内驱逐出去，并单独与南京政府媾和。苏联顾问也被驱逐，庆龄建议政府中的革命力量应转去广州巩固阵地。但是一些当事人或者犹疑，或者动摇。轰轰烈烈的革命就此彻底失败。蒋介石篡夺了整个的革命果实。除了纠正陈独秀右倾路线之后的共产党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之外，与之坚决抗衡的只有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鲍罗廷称赞她是“整个国民党左派中的唯一的男子汉”。鲍罗廷的说法未免夸张了，但从这种夸张的背后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当时正义人们的满腔悲愤。
许多当时在武汉和上海的外国记者对庆龄都极为推崇，说她能使所有见过她的人——不论男女，都产生一种近乎奇迹般的敬爱之情。伊罗生和希恩写过不少关于她的报道。斯诺称她为“不懈地支撑中国未完革命事业的道义中坚”。海伦·斯诺多年之后回忆时动笔，还情不自禁地说：“我认为，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
重读一读希恩对她当时形象的刻画吧。他的描述不但使今天的人们读来仍然激动，充满了历史的沉重感与纵深感，还能使人们亲切地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是怎样支撑着这位美丽的女性向着人生的顶峰登攀：
“我曾听到过不少关于她的事情，其中多数是谎言。美国报纸不遗余力地报道这一题目。按照美国报纸的说法，孙夫人是‘中国的贞德’；是一营中国‘娘子军’的领导人；她是这，是那，不一而足，全凭新闻记者的臆想推测而定。在上海，这种荒唐的传说中还夹杂着中伤性的谎言，以诋毁她的人格为目的——在通商口岸上海，这是一种政治论战的司空见惯的手法。尽管我有足够的理智使我对这些故事的多数不以为然，但这些故事加在一起却给我造成了某种印象，因此，曾以为会碰到某种难堪之事。然而，我面对的却是一位极有魅力、典雅温柔、孩子般天真纯洁的人物……她那端庄的仪态，堪称庄严。这种气质有时可在欧洲的王子或公主，尤其是年龄较大的王子或公主身上看到，但他们的这种气质显然是终身训练的结果。孙夫人的庄严迥然不同。它不是矫揉造作、故作姿态，而是一种天生的气质，内在的流露。她还具有罕见的道义勇气，使她能够在危难中毫不动摇。她对孙中山这个名字和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的忠诚经得起永无休止的考验……自己家庭的恼怒和这个世界对她的中伤，都不能动摇她的意志，也没有使她向她认为错误的行径屈服。”
“此后几个月的事态发展是大批共产党员被杀害，劳工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庆龄对此所表现的义愤，使她在人们眼睛里好像长高大了。她没有了不起的体力或智力，而是单靠品格的坚强、纯正的动机和一丝不苟的诚实成为英雄人物。在中国革命遭到挫折的时候，这种现象就更显得不寻常。将军和演说家们纷纷崩溃、投降、逃窜或保持沉默。只有一个革命者是压不碎的，而且永远也不会被压碎，这就是孙中山娇弱的遗孀。”
“他们是真正的同志”
“黑四月”大屠杀把人都吓呆了，全国陷于一片沉默。庆龄及其在中执委的几个同志发表了极为坚决的声讨蒋介石的声明：
“鉴于蒋介石犯下屠杀民众、镇压吾党的罪行……自应将他开除出党……我军将士务必遵照镇压反革命法将他逮捕归案，并送交中央政府严加惩处。”
但这是办不到的。左派政府设在武汉，军事力量却远在上海，它本身又缺少执法的手段。何况军队也是左、右派人士混杂的集合体，正忙于对付北洋军阀。在谴责蒋介石的问题上，武汉政府也未尽一致，汪精卫周围集聚了一群甘心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的人。有些早就对共产党存有戒心的人，也认为此刻是与蒋妥协的良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宋庆龄等几位寥若晨星的坚强斗士外，从国民党内部发出的反抗声音中却有一份来自遥远的莫斯科，来自蒋介石的亲生儿子蒋经国：
“蒋介石一度是我的父亲和革命朋友，现在却成了我的敌人。几天前，作为革命者的他已经死去，现在活着的是他反革命的灵魂。对革命，他曾满嘴甜言蜜语；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但机会一到却背叛了它……打倒蒋介石！
打倒叛徒！”
这个青年当时的正义感和勇气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除了使蒋介石勃然大怒之外毫无用处。
整个世界在焦灼地注视，人民在痛苦中沉思，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希望在哪里？这场在广州发动、充满勃勃生机、席卷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革命，就这样结束了吗？
正像密布的阴云必然要酿成雷雨，黑暗的尽头必然要出现曙光一样，没有被杀尽的共产党人在重新聚集力量。他们掩埋了同志的尸体，揩干了身上的血迹，又开始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汪精卫立即给庆龄写信，貌似忠厚地说什么“夫人遽行心至惶忽，及读宣言更为悚惕，夫人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能不服膺……”底下就转而对共产党破口大骂，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
和对蒋介石的7月来信一样，庆龄对汪精卫的谎言也根本不屑一顾，却和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邓颖超、邓寅达、谭平山、彭泽民、屈武等二十二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汪集团“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党之罪人”，并提出了七项政治主张，旗帜鲜明地要继续反帝和解决土地问题。
同时，在共产党占领南昌城、成立革命委员会、她被推选为委员时，不惟不拒绝，反而和邓寅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主席团。
通过签署这一声明及参加这个委员会，庆龄不仅公开表明了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还公开表明了她对武力推翻蒋介石的支持。
庆龄迈出这在她漫长革命之路上关键性的一步，绝非偶然，也决不是出于对蒋、汪集团的一时义愤，而是有着她深厚的思想基础的。
早在中山先生还健在、革命一再遭受挫折时，他们闭门著书、共同学习时，她就开始涉猎马列主义。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庆龄不但十分向往，而且在孙中山的支持与鼓励下立即开始学习俄文和德文，为加强联苏做准备。
1918年以后，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开始函电往来，庆龄担负起所有孙中山致列宁函电的起草工作。之后，在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中，更深受影响。1921年，在桂林参加孙中山同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商谈，马林是经共产党人李大钊介绍来的。双方商谈多日，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的两项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首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庆龄和孙中山一样，都很赞同这些建议。
1922年以后，无论是孙中山与李大钊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着手改组国民党时，还是在他与列宁所派特使的交往中，庆龄都在座倾听，并为之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工作。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终于形成了。可是，在国民党内部有一批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右派坚决反对，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
形势严峻，又错综复杂。事情从来是这样，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从事革命数十年，历尽千辛万苦的孙中山，在千军万马的敌人阵前，从来沉着镇定，可是为了不能说服这些党内同志，心情却起伏不定，焦躁不安。
庆龄为他的健康十分担心，却又无可奈何，因为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了。
一个初冬的夜晚，孙中山吃过晚饭，告诉宋庆龄：晚上要在总统府开会，讨论改组中国国民党和国共合作问题。
广州的冬天虽然不冷，庆龄不知为什么，却感到一股凉气袭来，她知道又将是一场鏖战。
孙中山默默地看着她，心里也有千言万语。但他望着她那单薄的身子，日夜操劳显得多少有些憔悴的脸色，把要说的话又咽回去了。
他没有告诉她，就在他在东江督战时，党内一些元老不但被那些人们说服了来一同反对他，而且还是用的让他最最难以忍受的方式，即拿在那艰难的革命岁月中，海外侨胞为祖国革命慷慨解囊和大义赴死的无数感人故事来指责他，说他忘了华侨的毁家纾难，辜负了他们的赤胆忠心，竟要把国民党出卖给共产党……庆龄一边替先生整理着要带的文件，一边劝慰地说：“即使争论再激烈，先生也要注意保重。真理在先生手里，总会慢慢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
像每次一样，庆龄安详和从容的神态，总能使先生的激动慢慢平静下来。中山先生感慨地说：“争论我不怕。多少年来，我在寻找一条真正的革命道路，像在黑夜中寻找光明一样。我终于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也总结了我们过去失败的教训……你放心，我一定耐心地说服他们……”庆龄微微笑着，送他出去。她没有想到，这一场争论比以往哪次都更厉害。“为什么要联俄？”孙中山说，“因为我奔走革命数十年，曾经不辞劳瘁地寻求国际支持，多次向列强资本主义国家呼吁援助，结果完全落空，我从那文明的、富庶的世界得到的只是冷漠、观望和欺诈……”
“为什么要联共？”孙中山又说，“因为他们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军阀和帝国主义。如果你们硬要把这说成是投降，是赤化，死也不赞成改组，不容许注入新的血液，甚至辱骂工农群众和共产党，视他们为敌，而宁肯向军阀妥协，那么我党必将堕落而走向死亡……”
在这样的反复解释，劝说无效之后，中山先生不禁勃然大怒，说出了最后决绝的话：
“我的主意已定，决不反悔！你们如果实在不赞成，可以退出国民党。假如，确如你们所说，党内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改组，我就宣布解散国民党，自己一个人去参加共产党。
看到孙中山这样坚决，他们不敢再说话了。但他们并没有死心。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所说的大多数人不同意根本不是事实，因此，他们要想制止此事，必须在大会前另设计谋。想来想去，他们决定去找宋庆龄。一来他们知道中山先生一向尊重宋庆龄；二来以为庆龄年轻可欺，就约上对宋庆龄有”恩“的国民党元老邓泽如，一道去看夫人。
为什么说邓泽如对夫人有”恩“呢？这是因为他对孙中山的不幸婚姻十分同情，当他得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革命工作中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时，曾多次分别写信给孙和宋，鼓励他俩冲破世俗观念，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后来，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闹得满城风雨时，邓泽如又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一边，不但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反复做解释工作，而且义正词严地为他们辟谣。
他们没有想到，宋庆龄虽然年轻，但她政治上并不幼稚。她虽然对邓泽如的友谊很重视，但她在原则问题上从不妥协。孙中山新的三大政策的形成和制定不好说她的功劳究竟有多大，但如前所叙，她不但是个从始至终的参与者，还是个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因此，在他们拜访宋庆龄时，庆龄虽然态度谦逊热情，但在他们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时，宋庆龄立即很警觉。
“夫人，听说中山先生要在会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政策，是吗？”其中一个人故作不知地问。
“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庆龄回答。“听说还要请共产党来改组我们国民党？”又一个人说。
“是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庆龄礼貌又准确地纠正。“我怀疑这能行得通吗？”第三个人又问。“怎么行不通呢？”庆龄说，“这是先生积几十年革命的经验提出来的呀！”庆龄知道他们中有的是党内元老，有的是党内高层人士，也从中山先生处知道他们中有些人想不通，想趁此正好对他们做些工作。从哪儿说起好呢？宋庆龄正在沉吟。
这几个人见宋庆龄沉吟不语，以为有机可趁，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邓泽如先开口说：
“夫人一向绝顶聪明，顺事理，通人情，党内同志，无不尊重您的……”“我们来拜谒夫人，是想请夫人劝一劝中山先生。”宋庆龄完全明白了。他们不是不理解，不是一时想不通，而是根本反对。这就不是靠解释和说服可以奏效的了。于是她也故作不知地说：“劝先生什么呢？”“请他放弃联俄、联共政策。这样改组，实际上是向共产党投降，拱手让权。这样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我们追随先生革命多年，出生入死，决不能坐失权力……”
话已说得够明白的了，宋庆龄虽然心里不齿，但仍然礼貌地说：“提出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这是先生作为党的领袖，同党内外、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反复磋商做出的决策。对于这样的大事，我虽然是他的妻子，也不该干预。诸位先生作为党的元老……”
庆龄本来还想做些解释工作，但他们已怒冲冲地叫了起来：“共产主义不适合我们的国情……”
“共产党不可信……”“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是最可怕的敌人！”宋庆龄见已不可理喻，就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说：
“我和先生们的见解不同。中山先生说过：‘共产党人是我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我对此也深信不疑。大敌当前，只有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同志呀。”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中，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
宋庆龄坚持原则，顶住了那些国民党右派的压力与计谋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她那句说共产党人才是真正同志的名言更是在许多人心里扎下了根。
这样，到1927年，她毅然和蒋介石决裂，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的武装斗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是，这记打在宋家小妹积极追求者脸上的响亮耳光，未免使得蒋介石气恼不堪，他立即派出特务对她进行监视。宋庆龄的中外朋友都为她的安全担心。但宋庆龄判断：在蒋介石千方百计拉拢整个宋氏家族时，还不敢危及她个人的生命。她说：“不，我担心的却是我的名字可能被蒋介石利用来干不利于革命的活动。”“该说的你都说了，你还能做什么呢？”她的一个好友不安地说。“我想再采取一些什么行动，让人民都明白我决不会同蒋介石同流合污。”“如果你公开访问莫斯科，就能向全中国以致全世界表明你的这种立场。”
鲍罗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