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0卷，有一篇由胡华撰写的《萧明传》。萧明与胡华在日本投降后，共同领导了张家口的工人运动。我军撤出张家口后，萧明担任张垣地下市委书记，之后又担任察哈尔省城工部长、敌工部长，发动群众，配合我军进行平、津、张战役。北平解放后，他担任了北平市委委员，工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等职。1956年因多年劳累成疾，患高血压，胡华曾多次探望这位老领导。1959年萧明逝世，胡华甚为悲痛。前辈曾与胡华围炉夜话，讲述建党、旅欧、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言传身教指导胡华进行城市工人运动的组织宣传……年轻的胡华深深感佩前辈的斗争精神和无私奉献。前辈默默离世的情景深嵌在胡华心里。让《中共党史人物传》记述下来这位前辈的事迹，胡华自感责无旁贷。
胡华在治史过程中，交结了一位亦师亦友的革命前辈——刘型。刘型解放后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农垦部副部长、中纪委常委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型写了《黄洋界保卫战》等不少革命回忆文章，胡华常常向他请教，刘型也常常向胡华询问一些党史问题并索要文字资料。20世纪50年代，他们经常就党史的史实和理论进行探讨，并常有书信往还；在假期，有时二人作竟日的盘桓。第一次大革命的武汉时期、井冈山的斗争、中央苏区的创建、红五军团和长征、三五九旅的南下……许多重大的历史征程，刘型都是亲历者，而且一向是一个重视党史的有心人，所以对这些历史过程，他记忆清晰，评述中肯，如数家珍。
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他也很有见地，他不仅革命经历丰富，理论修养也高。所以能较深刻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胡华从这位革命老同志的言传身教中，得教益很多。1981年8月7日刘型因病逝世，当时胡华正在中央党校主持全国党史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6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繁重的会务中，胡华赶到刘型家中吊唁并参加追悼会。1982年刘型逝世一周年前夕，胡华为王首道、萧克、何长工等前辈撰写了《怀念井冈山老战友刘型》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同时，胡华组织写作班子，开始《刘型传》的撰写，经他修改审定，《刘型传》编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4卷。1986年2月15日胡华又撰写了《劫后余生，重视党史——怀念刘型同志》，文中讲道：“‘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后，刘型同志这样的正直的忠厚的老共产党员，当然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同我一样，都是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我还年轻，身体也还经得住，而他是伤残多病之躯，年事已高，我很关念他，但音讯不通。后来听到一个消息，说井冈山博物馆在1970年，找了一些在江西的当年井冈山的老同志萧克、刘型等开了一次座谈会，他们如实地回忆了当年的历史情况，被林彪集团指责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得悉后，一则得知他还健在，再则也担忧林彪进一步对他和萧克同志下毒手。
“林彪败亡后，周总理支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展批评林彪的极左思潮，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许多老同志纷纷从各劳动营地回到北京。1972年初，周总理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准备开放党史陈列，先筹办一个研究室，我被提早从江西干校劳动营地调到革命博物馆任党史顾问，这时刘型和他的夫人程宜萍大姐也被调回北京治病。那时，我临时住在一个五层楼上两间小房间里，他老两口扶着病躯爬到五层楼上来找我，而他俩也临时住在火车站旁边一间狭隘阴暗的小房间里。相见如梦寐，我们是又经历了一场劫后的余生，握手喜极，置酒倾谈。我们庆幸林彪的败亡，大的动乱似已过去，但仍担忧江青一伙尚在台上，周总理处境仍很困难。刘型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反对过江青，他对时局的隐忧，我是深深了解的。这时，逐渐得悉小平同志将恢复工作，我们对此寄予很大的希望。这几年，他总是把小平同志逐步恢复工作的消息，小平同志同江青一伙斗争的消息，尽先告诉我。
“粉碎‘四人帮’后，他很振奋，仍决心把井冈山斗争历史写成。直到他病重住院，胡耀邦同志去看他时，他仍念念不忘，想把他已收集的大量材料及打好了腹稿的井冈山历史写出来。耀邦同志很鼓励他的志愿。可惜他竟赍志而殁。
“他一生勤俭朴素，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作风十分正派。从不做任何有损于党和人们利益的事，对亲属也是严格要求。从一九七二年后半年，他搬回原住址后，小小的四合院，陈设一直是那样简单朴质，只是卧室、工作室里的书越堆越多。小小的庭院里种了几株他心爱的桃树和葡萄，他余暇时和程大姐松土、施肥、浇水、修剪，以此为乐。到秋季丰收时，他每年摘一点送我品尝。斯人已去，德馨长留。我和子女们每提起刘型伯伯，他们都说，共产党员如果都像刘型伯伯那样一身正气，简直是用不着整党了。所以，我说：我们党是光明的，有希望的，因为有刘型这样毕生正派不苟的老同志做我们的榜样。”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0卷，主编胡华撰有一篇“编后记”，文中讲道：
“……这里，特别要提到我们的战友、《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廖鑫初同志。他的不幸以身殉职，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事情发生在1982年暑期在长春和吉林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审稿会上。
湖北财经学院教师廖鑫初作为该传编委，也遵胡华嘱托到会并带来了他与夫人夏志英合著的《张浩传》。他按主编的意见完成的修改稿，令胡华十分满意。不料，8月2日早晨，46岁的廖鑫初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英年早逝。对廖鑫初的猝然殉职，胡华非常痛惜。他率众审稿会人员与廖鑫初遗体告别，又于宾馆举行追悼会，胡华致悼词。接着胡华与廖鑫初所在湖北财经学院领导通长途电话通告此地料理情况。8月3日胡华又写出廖鑫初因公逝世的报告，就廖的后事料理及家属来吉等项召集会议。他还一方面与廖鑫初所在湖北财经学院沟通，厚遇抚恤廖夫人夏志英和子女；一方面致信关怀并安慰夏志英。在将廖鑫初、夏志英写的《张浩传》编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卷后，胡华在第10卷“编后记”中高度赞扬了因公殉职的廖鑫初（见本书“力旌群英”一节）。
这一切使中年丧夫的夏志英深受感动，她在致胡华的一封信里说：“一年多来，您时刻关心着我和孩子，我从内心表示感谢。您利用各种机会多次赞扬鑫初，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我决心学习鑫初的精神，好好工作，好好抚养孩子……”
廖鑫初虽然是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而胡华那痛失良将的扼腕叹息，那细致入微的人性善后，亦见其朴厚情怀。
胡华担任系主任期间，本系先后有两位学生在就学期间病逝。在她们治疗期间，胡华都亲到医院关心慰问，鼓励学生与病魔作斗争。77级本科生袁某1980年3月入北京铁路医院住院，20日该生病危，胡华闻讯即赶到医院看望，并安排系办公室给予细致周到的照顾。1982年10月，79级本科生尹某病逝，16日胡华亲自会见安慰家长，参加为该生举行的追悼会并致悼词。看到百忙中的胡华教授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家长们都十分感动。
武汉大学丁俊萍教授撰文回忆1978年8月作为本科生入校时胡华关心新生的情景：“当时人大的校舍非常紧张，北京的学生几乎全部走读。记得刚到的学校没几天的一个晚上，胡华老师就和党史系的几个老师一起来到我们学生宿舍，专程看望我们这些刚从外地进京的学生，嘘寒问暖，勉励有加。这让我们这些刚从外地来到北京的学生十分感动，倍受鼓舞，觉得很温暖。因为身为系主任的胡华老师那么繁忙，既有刚刚复校的许多事务，又有党史教学和党史研究中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可是，他却在百忙之中，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利用自己晚上的休息时间和系里的其他领导一起来看我们。从这一举动中，我看到了一位革命老干部身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看到了一位大学者的平易近人风范和真诚待人的美德。”在2001年纪念胡华诞辰80周年的座谈会上，贺捷生讲到1973年11月与胡华在延安考察时的一件往事：“我们去延安是个冬季，一次外出调研后回城里招待所，路上由人指点，一起去看了我父亲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曾经住过的窑洞。当时的院落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窑里冷飕飕的，土炕上躺着一个衣着单薄的老人。老人称，是给贺老总守窑的……胡华在我们走出窑洞时，放慢了脚步。黄昏中，我们叫他赶快上车，他却返身又回到窑洞里……吃晚饭时，我见他，紧裹着外面的大衣，显得很冷。我问他，他说胃有些疼。我觉得他似乎少穿了什么，大衣显得空荡荡的。再问，胡华才说，把毛衣脱给了那个老人。我当时心里酸酸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是胡华自1939年离开延安、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三十多年来第一次重返革命圣地。当年的青年革命者，历经岁月风雨，已步入知天命的年代。此时此刻，胡华在想些什么，没有对人说出；但此情此景，却透视出他当年心向陕北的思绪，他那心系老区、一心为民的朴厚情怀。
他对身边的年轻人总是业务上扶植帮助，生活上关心入微。据党史系原副主任何东等人回忆，解放初期，胡华还时常要买些鞋袜、毛巾、肥皂等生活日用品送给大家，或者邀请大家一起改善伙食。
1997年12月，戴逸在纪念胡华逝世十周年的座谈会上说：“我跟他解放初期一起工作了四年，当他的助手四年，胡华老师待人宽厚，对同辈非常的尊重，非常的和睦相处。对晚辈、对青年人，爱护体恤，有不对的地方，他也明确地指出来，对青年要帮助教育，但要与人为善，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对青年确实是从专业上、政治上，甚至从生活上都是非常照顾的，我是深有体会的。他与人和睦相处，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非常宽厚，我觉得这是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善良和完美。在进城以后，长期的‘左’的思想比较严重，胡华一段时间里也是挨整的，但他从来不整人，从来不怨恨一个人，从来都是检查自己的缺点。”
实如戴逸所言，胡华的善良还表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中，他从来不去整人，而且总是尽力保护和关怀蒙受冤屈的同志。
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副教授侯大乾被划为“右派”，后下放到人民大学图书馆做资料工作。由于被降职降薪，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胡华虽然无力回天，但暗自每月接济着侯大乾一家的生活。因运动而遭受逆境的人遇到困难，他也尽力体恤帮助，如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安庆师范学院的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教师章起，在平反后，遇到评定职称致信胡华，胡华热情的致函该校，帮助章起解决问题。章起致函胡华说：
胡华同志：
年初，我系总支书记姚侃同志带回您给我们夫妇的短札，纸短情长深为感动。总想等到事情有些眉目时再给您回信，所以便拖延下来了，请原谅。
您写的推荐书热情洋溢，我读了不胜惭愧，不胜感激。戴逸、王淇、鹿鸣三同志也都应邀写了类似的推荐书。他们的友情，令我回顾了五七年前相处的日子，永远不能去怀……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林茂生的夫人杨云若，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党史教师，但被原单位错划为“右派”。杨云若也离开了专业岗位，工作和生活都遭遇了很大困难。1978年原所在单位确认1957年对杨云若的“右派”问题“纯属错划”，恢复党籍，恢复讲师职称，恢复原工资。这时，一度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复校，胡华已担任人大党史系主任，他一直关心和同情林茂生一家的情况，立即果断地向校人事处提出调杨云若到人大党史系。在胡华多次催促下，1979年，杨云若调动成功，回归所学专业。她说：“这件事，使我们深刻体会到胡华同志真正关心同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伟大胸怀，我们全家人都很感激他。”1982年4月《中共党史人物传》在镇江召开审稿会，郭洛夫作为责编，第一次代表陕西出版社参加此项活动。20日审稿成员报到，胡华即和蔼地对郭洛夫说：“明天会议开始，你给大家讲讲审稿要求，但要注意方法。参加审稿的编委们，都是在各省、市有点影响的专家，又都是基本上没有报酬来这里白尽义务，所以我们讲话，要立足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怎样审稿，出版社有什么要求，要讲清楚，但不要用‘你们必须怎样怎样’、‘你们应该如何如何……’这些对别人不够尊重的语言。”几句话令郭洛夫顿时明白胡华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专家学者，围在周围，无私地为人物传做出奉献；几句话道出了作为一个编辑该如何从思想深处像胡华那样尊重作者、尊重编者的哲理。郭洛夫曾深情撰文说：“胡华教授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却满面慈祥，待人忠厚，平易近人，没有一点骄矜孤傲之气……”许多人都与郭洛夫有同样的感受。从年轻时就求教过胡华的老党史工作者邱峰说：“胡华老师对待外地调访同志，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接待，不但有问必答，有救必应，而且主动引导，提供线索，对我如此，对江西、湖南各省市的外调同行都如此热情接待。我和安源、井冈山、莲花、永新、瑞金等地的党史、革命史工作者，无论在调访中、在研究中每有疑难，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胡华老师请教，总会得到热情答复。大家都把胡华教授当作良师益友。”
只问耕耘
胡华1981年接受《浙江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贡献微小，谈不上有什么经验。如果问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体会？那么，我可以回答一条：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热爱党史，安心于一辈子做一个党史教员。我愿意在这个岗位上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陕公校友丁一岚曾评价胡华说：“他……真是个质朴的人。他为国家、为社会付出了很多很多，但他却不索取什么。”胡华从一个少年爱国志士到共产主义战士，历五十年，经过了血与火的艰苦磨炼，能够由信念到事业，抱定革命史学，矢志不移，埋头耕耘、甘为人梯。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华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并结合敌后战场形势需要，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国情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学；同时兼任队长和党的支部、总支部工作，风餐露宿，出生入死，率学员在山林教学，同游击队一起参加反“扫荡”，足迹遍及北岳恒山地区。
抗战胜利后，他负责晋察冀边区张家口市总工会宣传工作，出色地指导和组织了张家口工人的反奸清算斗争和生产竞赛运动；从领导新解放城市建设和工人运动的实践中，进行经验总结与研究，有多篇文章在《北方文化》、《晋察冀日报》等报刊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