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1853-1890)，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荷兰人民引以自豪的美术大师，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凡·高一生坎坷，穷困潦倒，长期在社会底层，在艰难竭蹶中挣扎，对贫苦劳动者怀有真诚而深切的同情心。凡·高对艺术追求执着，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传世杰作。不论是静物《向日葵》，人物肖像《农民》《邮递员罗林》，室内画《夜间咖啡店》，还是风景画《洛·克罗田野》《阿尔的小屋》，都充满对生命的爱，诉诸了他内心强烈的感情。他把油画中色彩和线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但生前凡·高的绘画始终没有得到世人承认。“是的，伟人的历史，依我看就是悲惨。”凡·高在给对他一生帮助很大的弟弟提奥的信中悲伤地写道：“他们不单在生活中遭到种种磨难，而且通常在他们的作品得到公认时已经不在人世了。”
凡·高一生孤独寂寞，生活清贫，性情孤僻，像苦行僧一般，与其他人交往甚少。这里所选的是他同被称为“法国绘画中象征主义首领”的高更关于对生命感悟的谈话。
讲词精要
“当我画太阳时，我希望使人们感觉到它是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旋转着，正在发出威力巨大的光和热的浪。当我画一块麦田时，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粒内部的原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开而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时，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自己的果实而努力！”
“在这儿，高更。促使庄稼向上长的田地，在深谷中奔流的水，葡萄的汁液和仿佛从一个男人身上流过的他的一生，这一切都是一回事，是同一种东西。生活中唯一的一致就在于节奏的一致。我们大家，人、苹果、深谷、耕地、庄稼地里的小车、房子、马和太阳，全都随着这个节奏跳舞。造就你高更的东西，明天将从葡萄里榨出来，因为你和一粒葡萄是一回事。
当我画一个在田里干活的农民时，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农民就像庄稼那样正向下融入到土壤里面，而土壤也向上融入到农民身上。我希望人们感觉到太阳正注入到农民、土地、庄稼、犁和马的内部，恰如他们反过来又注入到太阳里面一样。当你开始感觉到世间万物运动的这一普遍的节奏时，你才算开始懂得了生活。只有这，才是主宰一切的上帝。”
妙语佳言
当我画一块麦田时，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粒内部的原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开而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时，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苹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自己的果实而努力！
演讲技巧
这篇属于学术演讲，艺术理论见解深刻独到，是演讲者艺术体验的真切流露，具有真情实感，因此，说服力和感召力强。作为一位挚爱生命与艺术的伟大艺术家，凡·高的这段话明显地不同于演讲家的字斟句酌与结构上的精心安排，但对生命的热切爱恋与饱含的激情却是一般演讲者所不可比拟的。从两段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凡·高以自己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而赋予自然界一切事物以旺盛的生命力。旋转的太阳、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开而努力的麦粒、正把果皮撑开的果汁、促使庄稼向上生长的田地等一切生命力的来源都不仅仅是艺术家对生活的深入观察体会，而是来自凡·高整个身心对大自然的融入。正因如此，无论是在他的人物画、风景画还是静物画作品中都有一种强有力的生命运动感。
演讲富有艺术哲理，具有强烈的感发性和启迪性。艺术家并没有局限于对生命的发现与作品中生命力的汇聚，而是把它上升到一种哲理性的灿烂人生观。凡·高对大自然一切生命与人自身生命互相融通的理解，正是他人生观的闪烁点。给人以艺术的启迪和思考。
总之，这篇演讲言简意深，给人思索与玩味的空间大，充分体现了凡·高崇高的人生观与深刻的艺术见解，具有平静中浸润人心的生命情感震撼力与感召力。
逸闻故事
凡·高攻读过神学，却无法忍受神学院中死水一潭的沉寂。
他同情比利时博林纳日煤矿工人的非人生活，毅然来到他们中间，用自己的行为，而不是用布道的方式赢得矿工们的信任，医治他们精神上的创伤。他忙着照顾病人，侍候伤员，教孩子们读书，安慰无依无靠的老人。他把全部收入奉献给矿工，自己睡在泥地上的稻草堆里，吃最粗劣的食物充饥，苦熬着冬季的严寒，而布台赛尔的伪善者们却指责他不顾身份。
这“苦难的大学”不仅使他懂得人生，也促使他拿起画笔去描绘人生的苦难。那时他已二十七岁，似乎预感到自己的早逝而不知疲倦地作画，画挖煤的工人、老而丑的妇女，也画风景。
他曾试图进入美术学院学习。可是不久就发觉：整个欧洲没有一所美术学院能允许他画挖土、播种的人。模特儿摆好姿势，只是为了让别人画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艺术学府的殿堂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建立的，展现在面前的，只能是充满荆棘的自学之路。
还在凡·高的绘画艺术处在发育期时，他就愈来愈相信：“绘画的重大使命不是构图，而是色彩。这种色彩绝不是构图的侍女，而一定是构图本身；色彩不应该是静止的，而应该是活动的和有生气的。”有一次，他看到一片想画的景色，可是却无钱买他所需的大量颜料，只好使用厨房里的染料和咖啡壶里的渣。他就用这些东西描绘景色的全部自然色彩。
艺术上的成就未能带来任何生活的欢乐。他热爱人类，可是没有人爱他。他能忍受贫困的生活，但无法忍受日益加深的孤独感。
有一天，他在街头碰到了一个沦落在社会最底层的女子，满口秽言，肮脏不堪，不仅怀孕，还拖着一个孩子。她的悲惨命运激起了凡·高最深切的同情，在她的不幸中，凡·高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于是，凡·高就以她为模特儿，画下了苦难和耻辱的维纳斯。他在画室中放一只摇篮，像亲骨肉似地照料新生的婴儿，并准备稍攒些钱便和她结婚，可她把钱偷去喝得烂醉。一次又一次的恋爱悲剧加深了社会对他的敌意，在唾骂和嘲笑声中，凡·高终于看透了资产阶级的伪善面目，宣告和教会分道扬镳，从此只听从艺术的福音。
这时他的一个叔叔去世，留给他一笔小小的遗产，他便用这笔钱将贫病交加的高更接来同住。
凡·高寄最后的希望于艺术家之间的情谊，他在法国南部风景如画的阿尔租了一所小屋作为“艺术家的乐园”，和高更一起生活。白天，凡·高在太阳下的田野里逛荡。向日葵把他的想像力激发到了爆炸点。他一亢奋起来就彻夜不眠，一口气绘制了三十七幅作品。这使他疲劳极了。阿尔的居民把凡·高看成疯子，请市长将他关进疯人院。凡·高在雷伊医生的护送下进了圣雷米疗养院。这是一所精神病院，到处充斥着哀号之声。看到疯子生活的实情后，凡·高慢慢地克服了茫然的恐惧和对神经错乱的担心。他认为对自己最有效的药物恐怕只有绘画。两个月后，医生给了他一个小房间做工作室，后来又允许他走出院门去作画。他又恢复了早出晚归的习惯，在画布上抄录着大自然。
但为时不久，他与高更间的情谊烟消云散，高更目空一切，根本不把凡·高放在眼里，不断的龃龉与争吵导致决裂。凡·高失去了最后的凭借，在神经错乱中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
1890年7月27日，凡·高开枪自杀。两天之后，29日凌晨1时许停止了呼吸，年仅三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