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8年，大清国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
暮春时节，古都北京才徐徐露出一些春意，山杏、碧桃、丁香、海棠、榆叶梅次第开放。而来自居庸关外的北风却也挟裹着漫天黄沙，呼晡不止，把好端端的春色葬送了。残萼败蕊，落英缤纷，真正是“寂寞开无主”。当年以奇才名满天下的龚定庵，曾有诗单道这京城落花：“如钱塘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一支生花妙笔，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却也凄凉而又无奈。等到风沙渐歇，不觉过了清明、谷雨，那短暂的春天已匆匆逝去，立夏就在眼前，天气骤然热了起来，礼部依例奏请皇上批准，朝廷官员换去暖帽貂裘，开始戴凉帽、着夏服了。
天色空濛，太阳从薄云后面透出一轮惨白，傭懒地照射着禁宫内苑三海一山，照射着九门五城纵横街衢两千胡同十万人家芸芸众生。然而在这平静的空气之中，似乎孕育着某种躁动不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风暴正在步步逼近……
东单牌楼底下，川流不息的人群之中，一位年轻人步履匆匆地往北走去。
此人高挑身材，头戴玄缎便帽，身穿银灰色直罗夹袍，外罩古铜色亮纱暗花马褂，身后垂着一条油黑乌亮的大辫子，脚下双梁布鞋。他年纪在二十七八，肤色白皙，面目清癯，两道长长的剑眉，一双深邃的眼睛，鼻梁挺且直，口阔而唇薄。此刻，他眉头微蹙，嘴唇紧闭，脸颊上便显出两道对称的月牙形细纹，隐隐有悒郁之色。他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地径直向前走去，那副神情，既不像寄情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也不像留连京都街肆的远方客商。显然，他是一个久居京城的人，对这里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现在正有一件紧急的事情去办。
东单牌楼北大街已经走到了尽头，再往前就是东四牌楼南大街了，这两条街首尾相连，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而北京人却把它们看做两条街，分别隶属于南北相望的两座牌楼。他走到这里，抬眼看了看两侧，左首是西堂子胡同，右首是东堂子胡同。
他向右首拐了个弯儿，走进了东堂子胡同。
远远地，他望见胡同里的一座大门楼，门前停了好几顶绿呢官轿，旁边守着一些穿着号衣的轿夫。他于是放慢了脚步，缓缓走上前去，端详着官轿后面的那座门楼。
这门楼呈品字形，三开间重檐覆瓦，红柱方础，颇似一座牌楼，虽不甚高大，却也威严。正中门楣之上，悬一块匾额，书“中外褆福”四个大字。匾额下面，牌楼两侧，分开站着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头戴红缨伞形帽，身穿号衣，两腿笔直地鹄立，表情木然地望着前方，连眼皮儿也不眨。从牌楼往里再有三尺进深，才是真正的院门，一名蓄着络腮胡子的彪形大汉在悠闲地踱步，不时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外面。那是朝廷大员的侍从武弁，满洲话叫“戈什哈”，就是“护卫”的意思。
年轻人朝这座牌楼式的大门走去，离“中外禔福”的匾额还有两丈远，正要拱手相问，门旁持枪鹄立的卫兵已经厉声发出了警告：“站住！”随即，那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戈什哈快步走来，警惕地看着他，竖起右手的大拇哥指着后头，问道：“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不习惯这种连个称呼也没有的问话。
戈什哈当他是个“雏儿”，鼻子里哼了一声，自个儿回答自个儿的问话：“这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不理民间诉讼，是专跟洋人打交道的地方！”
年轻人正色说：“这，我知道。”
“知道？”戈什哈一愣，沉下了脸，“那还不躲远着点儿？”
“我有要事……”年轻人说。
“噢？”戈什哈听了这句话倒乐了，笑眯眯地打量着他，好似一只吃饱喝足懒懒洋洋的猫碰上了个小耗子，虽然无心吃了它，却倒要拿它逗逗闷子，“请问，您是哪国公使？到此有何贵干哪？”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当然不是洋人，这一点，对方从他的相貌、穿着、话语便可以判断无误，所以才敢于这样奚落他。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洋人开的，本国百姓只有“肃静”、“回避”的分儿。假如他生就一副高鼻蓝眼，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对方则不知该怎么巴结才好。他当然也知道，如果此时递给对方一份“门包”，自己虽然没有高鼻蓝眼，事情也还有商量的余地，大清国的任何规矩都是可以破的，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世上没有银子敲不开的门。然而他不屑于此，自己胸中酝酿的那件大事，本不足与面前这种董超、薛霸式的小人物道。他只用锐利的目光盯了戈什哈一眼，好似要把那颗头颅穿透似的。咳，他在心里说，可怜，可怜！然后，便转过脸，背起双手，缓缓走去。
他并没有走远，只在这条不长的东堂子胡同来回踱步，不时地抬眼看着这座衙门，脸上泛出一丝冷笑，轻声念着匾额上的题字：“中外禔福”。
这块匾，这座衙门，历史虽不算悠久，但比他的年龄还要长些，算起来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
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公元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上折：“窃惟夷情之强悍，萌于嘉庆年间，迨江宁换约，鸱张弥甚，到本年直入京城，要挟狂悖，夷祸之烈极矣……”这里所说的“江宁换约”，是指当年在鸦片战争中大清国惨败于英吉利，道光二十二年即公元1842年8月29日，英军兵临南京城下，大清国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战战兢兢地爬上英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全权钦使璞鼎査签订《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并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本年直入京城”，也就是奕訢、桂良、文祥上折的咸丰十年刚刚发生的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恭亲王于九月十一、十二日即公元1860年10月24，25日，和英国全权钦使额尔金、法国全权钦使葛罗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给英国，增设天津为商埠，赔款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增加到两国各八百万两，准许英、法在大清国招募华工出口，等等。随后，俄国也自恃调停有“功”，向大清国提出领土要求。恭亲王深感“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应接不暇，乃出面联合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也”。咸丰皇帝看了这道折子，当即御笔朱批：“惠亲王、总理行营王大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绵愉领旨遵议，六天之后，于十二月初九复旨上折，“恭亲王奕訢等筹议各条，按切时势，均是实在情形。”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十，咸丰皇帝便降旨批准“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着即派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着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这件大事从提议到批准，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可谓急如星火，刻不容缓。
然而，凭空增设一座衙门，毕竟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临危受命的三位大臣肩膀上担子沉重，不能不详加策划。起初，他们曾打算借礼部的地盘设立公所，办理一切，想想又觉得不妥：礼部乃国家考论典礼之地，本不是办理“夷务”的地方。如果借用礼部大堂接待外国人，让那些红毛洋鬼进进出出，既不成体统，也极不方便。但若是仅仅借用礼部司堂，规格又太低，怕洋人未必心服，说大清国怠慢了他们，那就会没茬儿找茬儿，无事生非。看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非有个单独办公的地方不可。现有的各衙门，都是很庞大的，少者房屋百余间，多者则达数百间，一个个机构臃肿，冗员充斥。奕訢、桂良、文祥认为，“此次总理衙门，义取简易”，不打算也不可能照抄以往老套，于是再次上折，奏“总理衙门未尽事宜”，并且附上他们三人草拟的《章程十条》。“査东堂子胡同，旧有铁钱局公所，分设大堂、满汉司堂、科房等处，尽足敷用，无容另构。惟大门尚系住宅旧式，外国人往来接见，若不改成衙门体制，恐不足壮观，且启轻视。拟仅将大门酌加改修，其余则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并拟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资节省。”于是在大门之外建起了这座牌楼，以壮观瞻。有关人员的设置，恭亲王等主张，“总理衙门规制较异，无庸多立名目。拟于司员内择其老成练达者，挑满汉各二员作为总办，再择二员作为帮办，办理折奏照会文移等事。”他们久居官场，深知各衙门都是“额缺既多，候补尤众”，连一些才具平庸、没有办事能力的人也跟着混饭吃，所以特别指出，“总理衙门司员甚少，未可滥竽充数，各衙门保送满员，则于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汉员则择拔贡、举人、进士出身之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侍读、中书充补。无论候补、实缺人员均准保送，惟须老成谨饬、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语咨送。由臣等考试文理字迹，是否优长，公事是否明白，分别去取。不得以捐纳及未经奏留资格较浅之员充数。”至于经费，他们提出，“经费宜节，以杜浮滥也。査各衙门司书役，均有桌饭公费等项，以资办公。每月所费，悉于衙门解到饭银内开支，并有支领库项者。此次总理衙门，未便援照办理，以致经费浮滥。拟将司员供事仅与值班桌饭，均无庸另给公费饭银，应用心红纸张，亦无庸于各库咨取。所有一切心红纸张桌饭，以及苏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两之数。”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他们打算从天津和上海两地的关税中想办法，修理衙门的费用就只好向户部支领了。《章程十条》的最后还不嫌繁琐地赘上一笔，“现查铁钱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炉房，稍加修葺，堪作馆舍”，供那些“认识外国文字通晓语言之人并学生等”住宿。堂堂的大清国，连开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等大事都只好穷凑合，可见已经穷到了何等地步！
咸丰皇帝当天便有廷寄上谕：“所有单开各条，经朕详加披览，尚属妥协。惟内酌拨经费一条，所称‘心红纸张等项银两，拟于天津、上海酌提关税起解部款内，按各口提用数目，均匀酌提银两，由各该将军督抚尹监督解总理衙门，以资办公’等语，此项银两，亟资办公，恐各口酌提，一时未能应手。着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领银两数目，径由户部关支，将来各口解到酌提关税银两，统交户部，无庸解交总理衙门，该衙门如有不敷之处，即奏明由户部支领。”
看来，皇帝比他们还着急。等米下锅不是办法，先从国库里拿了银子再说。于是，在圣上隆恩眷顾下，由恭亲王亲自出马张罗，把铁钱局的旧房子改了个门脸儿，里面基本维持原状，只粉刷裱糊了一番，大清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草草开张，挂牌营业了。英、俄、法、美、德诸国使臣随即便蜂拥而来，或要割地，或要赔款，或要种种特权和利益，仿佛大清国欠下了他们八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岁月匆匆，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是光绪，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大清国每况愈下，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只出不进的赔本儿生意却越做越红火，终日顾客盈门。始作俑者“鬼子六”恭亲王奕訢，经历了协助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之后的大红大紫，光绪十年却又被慈禧一个闷棍打倒，“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责其“家居养疾”。至甲午中日战争，朝廷用人之际，经李鸿藻、翁同龢合词吁请，光绪皇帝秉承慈禧皇太后懿旨，才重新起用奕訢，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添派海军事务，在内廷行走，又任军机大臣，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奕訢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权势野心已不复当年之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仰太后鼻息，只求得一善终。
当年恭亲王奕訢和桂良、文祥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时，曾经有过一番精彩的表白：
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彼其心岂一日而忘吞吴哉？诚以势有顺逆，事有缓急，不忍其忿忿之心而轻于一试，必其祸尚甚于此。今该夷虽非吴、蜀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时至今日，这位以诸葛亮自比、声称无一日不忘“吞吴”的恭亲王已气焰将尽，卧病在床，朝不虑夕。大清国的外交仍然“以和好为权宜”，也不知“权宜”到何时，当年那番豪言，徒留笑柄而已。如今的外交事务，由庆亲王奕劻主持，他自光绪十年奕訢遣贬之际，便受命主管总理衙门，十多年来，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光绪二十二年九月，素有“中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文华殿大学士、原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现在是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公元1898年4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刚刚复照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许诺“不将福建省内之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以保证日本的“势力范围”，紧接着又在进行一场中英谈判。
大堂门口，两名“苏拉”垂手而立，随时听候召唤。“苏拉”为满洲语，本义指闲杂人等，大清国内廷机构中的勤务，通称为“苏拉”。
大堂之中，并排悬挂着大清帝国的黄龙旗和大英帝国的米字旗，设一张红木长案，宾主分列两旁，犹如纹枰对坐，黑白对弈。不过，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是这样下棋，而用于两国谈判，还是跟洋人学来的，自鸦片战争以来，也已经习惯了。
中国方面，谈判代表是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李鸿章，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许应骙，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右侍郎张荫桓。其中以李鸿章职位最高，他头戴白罗胎凉帽，珊瑚顶，插三眼花翎，身穿四爪九蟒官袍，仙鹤补服，项挂一百零八颗珊瑚朝珠，脚蹬玄缎厚底官靴，腿边斜倚着的一根笔直光洁的西式手杖，系美国前总统克利夫兰的遗物，由克利夫兰的夫人赠予。李鸿章年已七十有六，本来高大的骨架，已经坍塌松懈，肩背有些佝偻；脸上的皮肉软软地下垂，眼睛下面呈现两个鼓鼓的泪囊，稀疏的胡须已经全白了。
英国方面，全权代表是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Sir Claude Mac Donald），他身材修长，着黑色燕尾服，雪白的领口上打着黑色领结。脸庞瘦削，棕红色的头发已经略显谢顶，更加衬托出宽阔的额头。高耸的眉弓下，戴一副金丝眼镜，一双灰蓝色的眼睛熠熠闪光。高挺的鼻子下面，两撇小胡子留得很长，弯弯地朝上翘着。此人1852年出生于苏格兰一个陆军军官家庭，1872年从军，1888年进人外交部工作，1896年任英国驻华公使，现年四十六岁，集军人气质、外交家风度于一身。
窦纳乐正在操着高傲的英语阐述英国的立场，面前放着一沓文件，还有一个包扎整齐的羊皮纸卷。中英两方的通事各自操着紫锋狼毫和鹅管笔紧张地笔录。等他的发言告一段落之后，中方的通事再一字不漏地用汉语转述一遍，如若某处用词不够准确，英方的通事还要以嘲弄的口吻加以纠正。而在窦纳乐叽里咕噜地发言的时候，听不懂英语的李鸿章恰好可以喘息片刻，以准备应付下一个回合。
望着强硬的对手，李鸿章鼻腔里发出无声的叹息。想想自己自从同治二年以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大臣之职创办洋务，同治九年继曾国藩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和洋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在别人看来，位高权重，名利双收，实则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回头看去，光绪二年的中英《烟台条约》、光绪十年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光绪十一年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和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光绪二十一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及至最近的中德《胶澳租界条约》、中俄《旅大租地条约》，都是经他之手签订的，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予人特权。每当朝廷危难之际，总是把他推出来，用热脸贴洋人的凉屁股，一次次在屈辱的条约上签字画押，那滋味儿好受吗？
去年冬天，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俄国随之占领旅顺、大连，上个月法国又提出租借广州湾，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李鸿章凭着他多年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英国人绝不肯甘落他国之后，为了保住在华的既得利益，必然也会玩出稀奇古怪的新花样。果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提出了租借威海卫的要求。庆亲王奕劻不得已只好应允，但希望英国在租得威海卫之后，不得更索利益。窦纳乐当即回答说：“本公使拒绝对此做出保证。大英帝国向贵国租借威海卫，只是为了防御来自北方的威胁；而在南方，如果法兰西占领了广州湾，那么我们也要别索一处以抵。”他所说的“别索一处”指的是哪里，当时并没有明说。
这项谈判从本年阴历三月二十日正式开始。窦纳乐说：“大英帝国的香港殖民地不满足于它目前的界限，希望展拓界址，以为保卫香港之计。”仍然没有指出他要拓展到多大范围。
庆亲王答道：“香港拓界一事，当可两国磋商，但希望贵国对敝国的领土要求，到此为止。”
窦纳乐当即拒绝：“很遗憾，亲王殿下！我不能接受您所提出的任何此类条件，因为大英帝国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德意志、俄罗斯、法兰西各国有所动作，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对抗的行动！”
话说得十分强硬，却又一如既往，含含糊糊，使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就在初次会谈的第二天，窦纳乐单独拜会李鸿章，似乎是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了。
一见面，窦纳乐就说：“关于香港拓界问题，早在去年年底，贵国两广总督谭钟麟阁下就曾对我国驻广州领事璧利南表示，‘不难就略为展拓一事做出安排’。”
窦纳乐在身居宰相之位的李鸿章面前引用两广总督的话，企图以此来说服他，显然是十分不得体的。李鸿章根本不把谭钟麟放在眼里。谭钟麟虽然是四朝元老，官居一品，年已八十有余，但至今没有入阁拜相，仍然是个地方官。北京有总理衙门统领外交事务，两广总督无权就国土的租让向洋人做出任何许诺。即便在未设总理衙门之前，当年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在穿鼻洋上胁迫两广总督琦善“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琦善也只是答应代为恳奏皇帝，未敢签字画押。纵使如此，道光皇帝已经雷霆震怒，将他革职锁拿，抄没家产。这不过是五十多年前的事，谭钟麟竟然不知教训，擅自向洋人许诺香港“拓界”，看来，两广总督的那把交椅，他恐怕也快坐到头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香港的“拓界”之事，既然下有谭钟麟垫背，上有庆亲王点头，他李鸿章身上的责任反而轻得多了。想到这里，就对窦纳乐说：“庆王爷已然发了话，如果展拓范围不大，可以商量。但不知贵国究竟希望把香港的界址展拓到什么范围？”
谁知窦纳乐还是含糊其词，语焉未详，只是说：“大英帝国对于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不会超过防御所需要的范围。”
李鸿章很恼火。心想：你既然明火执仗地上门来抢，就干脆说清楚要什么，我们也好打发，何必这么忸忸怩怩呢？难道还要我们开个单子，主动奉送不成？“防御所需要的范围”，谁知道你们的“防御”需要多大的范围？中国与英国，远隔重洋，五十多年前你们的兵舰还不是开到中国来了吗？如果说这也算“防御”，那么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可划入你们“防御”的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