屹立在上亚厘毕道旁的总督府，是这块殖民地最高统治者的住宅和办公处所，背靠太平山，面向维多利亚港，与圣约翰大教堂、英军司令官邸相毗邻，占据了港岛中区的最佳位置。而在“政府山”的这三座建筑物之中，最后落成的却是总督府。
早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初，相继两任外交大臣巴麦尊和阿伯丁都没有充分估计到这座岛屿所具有的商业潜力，阿伯丁曾在1842年1月指示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监督璞鼎查：“香港应当考虑的只是军事地位问题，非军事需要的一切建筑物应即停建。”8月，璞鼎查视察香港，刚刚开辟的交通干线皇后大道正在施工，监狱和总巡理府尚未建成，“维多利亚城”还没有一座永久性的建筑，连钦使璞鼎查本人也是住在帐篷里。8月29日，由璞鼎査一手策划并亲自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使香港正式为英国所割占，此后优先修建的也是军港、海军仓库、炮台、弹药库、兵营等等军事设施。“政府山”最早出现的大型建筑是1844年开始修建的英军司令官邸，即民间所称的“旗杆屋”，1846年落成。随后又建起了主要供军政人员祈祷的圣约翰大教堂，而当时总督府还没有影子。从首任总督璞鼎查、第二任总督戴维斯、第三任总督般含，一直到第四任总督包令，都先后住过租赁的房舍，皇后大道、美梨练兵场旁边、“兵头花园”、坚道和春园街都曾经是临时的“总督府”所在地。上亚厘毕道的总督府在1851年才开始兴建，历时四年，至1855年竣工，正在任上的第四任总督包令从春园街搬过来，成为入主新总督府的第一人。
新总督府的成本估价为一万四千英镑，而英国殖民地加尔各答总督府的造价却高达十六万七千英镑，印度总督府仅保镖就多达一百三十人，还养着一百四十六头大象，可见占地之广；相比之下，香港总督府就小得多了，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还没有料到香港日后的经济飞速发展，它在殖民地排行榜中的地位仍然相当低微。但尽管如此，新总督府比起以往租赁的临时住所，还是宽敞、宏伟得多了。这座具有浓郁的殖民地色彩的建筑，外形和“旗杆屋”非常相像，蓝本都是英国17世纪著名建筑师琼斯设计的皇后别墅，砖墙瓦顶，楼高两层，三面都有深洞阳台，正面中间部分设计了颇具气派的爱奥尼亚式柱廊，为了适应香港的亚热带气候，在柱廊的上部和左右两翼所有的窗户都增加了木制百叶窗，通风、透光而又遮阳。与“旗杆屋”不同的是，总督府的两层楼下又依据山势增加了一层地库，用坚固的花岗岩砌成一排连续的券门，支撑住整座建筑，从外面看上去则像是三层楼了。楼前绿草如茵，草坪的两侧有马房和工人房，北向的人口设有专门的停轿处。穿过草坪便进人大楼的一层，这里有总督的办公室、客厅、饭厅、图书室，还设置了供总督休息游乐的桌球房。两条楼梯通往楼上，一条是工人和佣人走的，另一条供主人专用，楼上便是总督的私人住宅了。花园在大楼的后面，一条双环扭结式的楼梯通往半圆形的守卫室，全副武装的哨兵从高处监视着地面，大楼庭院门口笔直地站着荷枪实弹的门卫，日夜守护着总督和他的一家。
在香港开埠之初，这样一座总督府已是十分威武煊赫。
包令退休之后，它又相继传给了第五任总督赫科莱斯·罗便臣、第六任总督麦当奴、第七任总督坚尼地和第八任总督轩尼诗。在轩尼诗任职期间，香港作为国际重要商埠的地位已非当年可比，外国政要和使节的来访日渐频繁，英国的威尔斯王子和维多王子也到港访问，送走迎来应接不暇，还有每年的女王寿辰都要大肆庆祝，授勋仪式也是在总督府举行，一楼的大厅已不敷使用，连楼上的总督私邸和楼下的花园也要用来招待宾客。轩尼诗感到总督府太小了，由行政局批准拨款四万元港币，准备修建附属设施。这一计划跨越了第九任总督宝云的任期，直到1887年第十任总督德辅执政时才付诸实施，在现有大楼的右侧增建了一座新楼作为副翼，于1891年落成。
新楼的风格与旧楼基本一致，也是楼高两层加一层地库，但由于地基较低，看上去比旧楼矮了一截，补救的办法是在楼上加了隆起的中国式屋顶，使这座西洋式建筑多少涂上了一些东方色彩。另一个与旧楼不同之处是在前后两面的正中各增加了一个希腊式的三角形山墙，从而带有一些文艺复兴式的味道，整座建筑将古今中外杂糅，也就说不清是什么风格了。新楼与旧楼之间由宽阔的楼梯相连，一楼不仅有大饭厅和客厅，而且还设有大舞厅，总督阁下所举行的重大活动都有足够的场所了。政府山前面再没有高大的建筑物遮挡视线，从面北的柱廊和窗户纵目远望，港岛北部的海滨景色尽人眼底，居高临下的总督府占尽风光。
现在，海空夕阳斜照，给耸立在政府山的大楼镶上了一圈金边，楼顶前沿笔直的旗杆上，红白蓝三色相间的米字旗迎风招展。正是喝下午茶的时间，在总督的办公室里，第十二任总督卜力和他最重要的助手辅政司骆克一边品味着浓得发苦的非洲咖啡，一边切磋着忙得放不下的政务。曾经担任第十任港督的德辅在卸任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过：“总督需要亲自过问的事情很少，各项工作自有辅政司去处理，图清闲的港督只需在别人起草的文件上签签名，即可舒舒服服地把总督做到任满。”但实际上，德辅自己并没有享受到这份清闲，他上任之初便亲自起草了旨在扼制华人业主势力扩张的《欧人住宅区保留法例》，在五年任期之中，开始了维多利亚港中区的填海工程，建成了山顶缆车，成立了两家大型股份公司置地公司和电灯公司，并且还扩建了总督府，忙得不亦乐乎。他的继任者第十一任总督威廉·罗便臣更没有闲情逸致，不仅被财政赤字、经济衰退搞得头昏脑涨，而且在五年内竟然遭遇了两次大瘟疫，三千五百多名香港居民丧生，连罗便臣夫人也未能幸免。焦头烂额的威廉·罗便臣为了摆脱困境，极力谋求扩张香港的地盘，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促成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签订。对于英国来说，能够胁迫大清帝国作出如此巨大的妥协，不仅归“功”于驻华公使窦纳乐那外交官加武夫的谈判技巧，为此出谋划策的港督威廉·罗便臣也“功”不可没，而他却又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一成果，在今年二月便任满离职，把新租借地这颗成熟的桃子留给继任者第十二任总督卜力去摘取了。
卜力的办公室悬挂着一幅巨大的地图，这幅地图正是窦纳乐与李鸿章谈判时所使用的地图的蓝本，它的区域包括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广东新安县的大部以及附近的岛屿和海域，也就是新任港督治下的全部领土和领水。此刻，卜力总督瘦长的背影几乎贴在地图上，他的手里拿着一只长柄的放大镜，仔细地观赏着新租借地纵横交错的山脉，山间谷地的一片片原野，和密密麻麻的村庄。这片展拓的界址，使香港的土地扩大了十一倍，水域扩大了四五十倍，人口增加了十万以上。
“感谢我的前任为我留下了这笔‘遗产’，使我在扮演新的角色之时不至于感到舞台过于狭小。”卜力转过脸来，耸动着小胡子，鹰钩鼻上方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流露出不加掩饰的自负。
这位新总督的全名叫Henry Arthur Blake，自从他抵港履新的那一天起，香港的华文报纸便以笔画极简省的两个汉字称呼他为“卜力”总督。卜力出生于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英国发动那场战争的最重要收获便是攫取了中国的领土香港，五十八年后由鸦片战争的同龄人出任这块土地的总督，也许是卜力欢度五十八岁生日所得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担任过巴哈马、纽芬兰和牙买加总督，积累了丰富的殖民地工作经验，对接手治理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香港也并不感到受宠若惊，自认为这份殊荣非他莫属，当之无愧，雄心勃勃地要做出一番成就。
辅政司骆克坐在他的对面，手里端着咖啡杯却停止了啜饮，倒挂的八字眉下的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微微眯起，两撇小胡子并不像卜力那样翘起，而是服服帖帖地分梳两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政司以恭顺谦卑之态注视着总督阁下，倾听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
历史在他们两人之间制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卜力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同龄人，而骆克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同龄人。
公元1858年5月，正当英法联军攻陷中国的大沽口时，这位James Stewart Rockhart 出生于苏格兰北部阿吉尔的阿德希尔。他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银行家，父亲迈尔斯·骆克哈特则是个无所事事、悠闲度日的绅士，因为富足的家境无须他再去工作。但是，充足的金钱毕竟不能满足人的全部欲望，骆克哈特家族还缺少一样东西。而在迈尔斯娶了阿德希尔的大地主查尔斯·斯图尔特的侄女和继承人安娜·斯图尔特小姐为妻之后，这一愿望得以满足，便把标志着苏格兰古代王室高贵血统的“斯图尔特”纳入自己的姓氏。多年之后，他的第四个儿子“司图尔特·骆克先生”的大名在香港妇孺皆知，却很少有人知道他那高贵的姓氏其实是沾了姥姥家的光。
骆克自幼具有出色的语言天赋，大学期间，希腊文、英文和修辞学的成绩优异，几经努力，他在1878年秋天考取了由英国政府派驻香港工作的“官学生”，经过九个月的汉语强化训练，通过了初级考试，于1879年10月2日从南安普敦启程东渡，一个半月之后到达香港，从此在漫长的仕途中，地处远东的香港成了他的“家”。
在初到香港的三年里，他在广州师从欧阳辉先生，刻苦学习汉语，由此得以广泛涉猎中国的历史、文学、民俗、礼仪，并且对中国的古董、字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此孜孜以求，以“收藏家”自居。使他感触最深的是孔夫子的思想，一部薄薄的《论语》使他找到了治理这个东方民族的钥匙。在汉语人员奇缺的港府，骆克先后在殖民地秘书办公室、注册总局、鸦片税务署等等部门任职，迅速地步步高升，自1895年起成为港府中仅次于总督的行政长官辅政司。今年2月，罗便臣总督卸任之后，香港人士普遍认为，辅政司骆克将是代理总督的最佳人选。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伦敦任命了当时的驻港英军司令布莱克为代理总督的“护督”，之后，正式任命卜力为第十二任总督，骆克落空了。作为对骆克的一种“补偿”，女王授予了他一枚圣迈可及圣乔治三级勋章“C。M。G。”，仍然低于卜力的一级勋章。骆克尽管心有不快，但这位精通中国儒学的苏格兰人时时牢记着孔夫子“克己复礼”的教导，在与同僚的相处之中，尤其在总督面前，格外谦虚谨慎。现在正是用心博取新主子卜力总督赏识的时候，决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窦纳乐公使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中国大陆的大门，”卜力继续说，“但同时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麻烦，在我看来，《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一份不够成熟的文件，它还有不少明显的漏洞和欠缺。比如九龙寨城问题，简直不可思议！既然香港的界址已经展拓到深圳湾和大鹏湾，为什么近在九龙湾旁边的这座寨城却可以除外？我们又怎么可以允许在女王陛下治下的英国领土之内保留中国的驻军？”他用手里的长柄放大镜敲击着地图，“这是主权问题！窦纳乐公使在主权上向中国让步，太软弱了！”
“总督一语击中要害！”骆克点点头说。其实他心里在想，若论“主权”，不要说新租借地，就连香港、九龙的主权本来也都属于中国，那是我们的前辈以武力加智谋夺过来的，如果中国再出个像林则徐那样的强硬派，和我们针锋相对地讲起“主权”来，理屈的将是我们。即使是面对李鸿章这样的软骨头，在谈判桌上也很难把道理讲得冠冕堂皇。窦纳乐公使能够为我们争取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大踏步挺进的同时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实属迫不得已，你还要谴责他？外交上从来没有笔直的大道，要想达到目的，常常要绕几个弯子，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策略，叫做“若欲取之，必先予之”，这番道理，窦纳乐懂得，你却不懂得！
但骆克决不会愚蠢到用这番道理去开导总督，而要以窦纳乐的“失误”来证明卜力的“英明”，于是接下去说：“九龙寨城的存在是我们的心腹之患，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我相信总督会亲自把它夺过来！”
“当然，”卜力胸有成竹地笑笑，“其实要夺取九龙寨城也并不难！骆克先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专条》虽然允许中国官员继续驻扎在九龙城内，但下面还有一句话：‘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对此，李鸿章竟然没有表示反对，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句话，把他们赶出去，理由就是：九龙寨城内的中国驻军妨碍了香港的安全！”
好一位自作聪明的总督！骆克在心里说，你不要忘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是窦纳乐公使起草的，“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那句话难道是无意中写上去的吗？不，那正是窦纳乐的苦心所在，为我们日后夺取九龙寨城预先设置了“伏笔”，文章作到这种地步，已经可圈可点。以这句话作为夺取九龙寨城的理由，无需你来“发现”，其实早已成为英国朝野各方人士的共识，自从《专条》签订以来，海军联合会香港支会、伦敦商会、香港总商会、英商中华社会都在谈论这同一议题。在你受命出任香港总督之前，署理港府事务的护督布莱克少将也已经给殖民地大臣张伯伦写了信。大家共同烧好了这份牛排，等着你来享用呢，你这个幸运儿！
骆克并不想一味地吹捧卜力，那样会使总督飘飘然，而忽视了他人包括辅政司骆克先生的重要作用，因此他有必要提醒总督，夺取九龙寨城并非那么轻而易举。
“可是……”他不失时机地来了一笔“但书”，“如果中国方面声称他们在九龙的驻军并没有对香港的安全造成威胁，而我们也找不出这方面的证据，又该怎么办？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中国政府目前正处在内外交困之中，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向我们进行哪怕一点点挑衅行动……”
“无需什么证据！”卜力不假思索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还有六百多人的皇家警察部队，对付一个小小的九龙寨城简直易如反掌！骆克先生，我想你一定给你的孩子讲过《狼和小羊》那个著名的故事吧……”
这时，办公室门外响起了一声：“报告！”把卜力的话打断了。
“进来！”卜力头也不回地命令道。
他的秘书走了进来，手里捧着文件夹，笔直地站在他的身旁，把文件夹打开来。
“总督阁下，这是警察司梅轩利上尉送来的报告，请总督签字！”
“好的，”卜力连看也不看那份报告，就向秘书伸过手去。秘书把已经准备在手中的笔递给他，他却突然收回了手，说，“不，你把这份报告留下，我看过之后再签字。告诉梅轩利上尉，请他明天上午九点钟到我这里来，我要听他谈一谈警察部队的情况。”
“是，阁下！”秘书把文件夹放在总督的办公桌上，转身走出去了。
“对不起，骆克先生，”卜力重新面对骆克，要继续意犹未尽的谈话，“我刚才讲到哪里了？”
“《狼和小羊》。”骆克耸耸眉毛说。
“对，《狼和小羊》，”卜力想起来了，“那个著名的故事最生动地阐明了一个真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天经地义。在没有抵抗能力的敌人面前，其实什么理由都不必去讲，吃掉它就是了。”
“《狼和小羊》，很精彩的一个比喻，”骆克会心一笑，“可是很遗憾，中国人对这个西方寓言似乎缺乏应有的理解能力，他们保守而且固执，把不宣而战、弱肉强食看做可耻的行为。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诸侯国之间、地方割据势力之间虽然也曾经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谁也不肯承认自已是在侵略和掠夺对方，总是打出‘吊民伐罪’、‘除暴安良’等等正义的旗号，非常忌讳‘师出无名’。在中国的军事家看来，最高明的战略是不采取军事行动、不造成流血冲突而使对方屈服，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卜力不以为然地摇摇手，从地图前踱过来，回到自己的坐椅上，从茶几上的食盘里拈起一颗开心果，“请你告诉我，如果不诉诸武力，你有什么办法能说服那些野蛮人从九龙寨城撤走？”
“有的，阁下，”骆克说，“以总督的智慧，可以想出充分的理由。您已经敏锐地指出《专条》在文字上的漏洞，而这些漏洞正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我提醒阁下注意‘所有现在九龙城驻扎之中国官员’这一句话，在英汉两种文本当中是有所不同的……”
“噢？”卜力若有所悟，手里捏着的开心果停在嘴边，也忘了吃，饶有兴致地琢磨着骆克的意思，“Chinese official——中国文官……”
“是的，英文本使用的是‘中国文官’这个词，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权在城内驻军！英、汉两种文本都是由双方大臣签字画押，经两国政府批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我们以此为理由，要求中国驻军撤出九龙寨城，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骆克那双眯缝眼闪烁着狡黠的光芒，望着总督，“而据我所知，中国在九龙寨城内一直实行的是军事管制，并不是文官管辖，他们的最高长官是大鹏协副将，城内的二百个平民都是军人家属和仆役之类，一且撤军，必然随之一走而空。而且，‘Kowloon Walled City’这个词毫无疑问指的是九龙寨城，也就是城墙以内的地方，他们撤出城去便没有立足之地，只能退到展拓界址的界限以外，九龙寨城不就自然而然地归属香港了吗？”
“好，好极了！骆克先生，你的这一番文字游戏足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比皇家炮舰还要厉害！”卜力把手里的开心果又丢回盘子里，兴奋地站了起来，重新走到地图前，“那么，中国的九龙税务司设在汲水门、长洲、佛头洲和九龙寨城外的这四个税关，是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把他们赶走？”
“不必。”骆克笑了笑，说。
“什么？”卜力对这一回答感到吃惊，“我们难道可以允许中国的税关继续保留在香港的土地上？难道可以容忍中国的缉私船在香港的水域游弋？难道可以眼睁睁地看着潮水一般的白银从香港流向中国？要知道，他们的这四个税关，每年仅仅征收鸦片税就是三十万两，还有其他税收高达七十万两！不，如果允许他们在新租借地保留税关，我们的经济利益将受到极大损害，香港将变成广州的财政附庸，而且香港作为自由港的国际形象也将被破坏！这是决不能允许的，骆克先生！”
“总督的意见完全正确，中国的税关必须从新租借地赶走！可是总督似乎不必为此而伤脑筋，因为在《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对这件事只字未提！”
“是这样吗？”卜力一愣，“我对这些条文记不大清楚了，真的只字未提吗？”
“是的，阁下，”骆克肯定地说，“我曾经仔细地把《专条》反复研究过许多遍，都没有找到有关关税的一个字。据我所知，当初在两国谈判的时候，窦纳乐公使的确曾经向李鸿章保证：在英国接管新租借地之后，将尽可能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这一地区被利用来向中国走私，尽力保护中国关税；然而有意思的是，李鸿章竟然没有要求把这一保证写进《专条》……”
“口头保证根本不具法律效力，我们完全可以不予承认！”卜力放心地笑了，他的右臂在地图上有力地一挥，“把他们赶走，统统赶走！这样，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麻烦了！”
“不，阁下，麻烦还会有的，”骆克却并不像总督那样乐观，“我们从李鸿章手里拿到了一份《专条》，还不等于占领了新租借地三百七十六平方英里的土地，更不等于驯服了那里的十万人口。我说过，中国人是非常保守而且固执的，尤其是农民，他们世世代代在一块土地上生活，很少迁移，乡土观念极为浓厚，以家族纽带构成了稳定而封闭的社会，不容许任何外界的力量来打破它。‘日出而作，日人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中国民歌，代表了典型的农民意识，他们满足于这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连他们的帝王也无法改变它，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非常排外，对两次鸦片战争记忆犹新，仇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根本不相信白人会带给他们幸福。而现在，我们正是要他们离开原来的祖国，归顺于女王陛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征服十万人要比征服一个李鸿章困难得多！根据我在新租借地一个多月的调查中所观察到的情形，估计在正式接收时会遇到反抗的……”
“反抗？一群农民会反抗政府？你估计得太严重了，”卜力轻蔑地笑了笑，“英国当年占领香港时遇到反抗了吗？”
“不，五十七年前的情况和今天大不相同，新租借地和香港也大不相同。”骆克说，“义律钦使和伯麦司令占领香港时，岛上只有十六个村庄，七千四百五十个居民，当然容易治理。可以说，港府是先在这里建立了英国式的政法体制，然后才发展这个商埠，以后大量的移民从中国内地来港定居，就不得不服从已有的社会制度。今天的新租借地则不然，那里的居民至少从宋、元时代就定居在此，早已形成了锦田邓氏、新田文氏、上水廖氏、河上乡侯氏和粉岭彭氏这五大家族势力，他们自行组织社团，订立规约，建立团练公局，各自都有地方武装，不可轻视！如果我们强制他们改变这一切，势必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武力反抗也是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后统治、管理这块地方，应该尽可能地维持现状，保留现有的乡村机构，保持原居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
卜力皱起了眉头，骆克的这番话调子越来越低，使他听得极不舒服。曾在巴哈马、纽芬兰和牙买加担任总督的卜力对于殖民地土著居民的民族情绪早有亲身体会，他并不感到奇怪，而奇怪的是将要和他在香港长期合作的辅政司骆克竟然极力渲染这种情绪。这使他不能不想到，即使在称霸世界的大英帝国内部，民族情绪也是照样存在的，大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人、西南部的威尔士人和爱尔兰岛上的爱尔兰人至今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英格兰人有一种本能的戒备甚至仇视心理。而面前的这位骆克先生就是苏格兰人，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人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男人穿裙子，不肯和英格兰人作民族认同。如果你无意中和一个苏格兰人谈论“我们英国”如何如何，说不定会遭到白眼：“不，我是苏格兰人！”那么，这位骆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