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塘居委会的老罗耀权今年已经93岁了,他和老伴住在低矮、陈旧的瓦房,生活无依靠,没着落,由于年迈力衰,连到镇民政办领低保、救济粮都很困难。因此,梁启波每月按时给其送去低保金和救济大米,确保其有饭吃。2003年,梁启波又牵头发动捐款,筹集了8000多元,为其新建40多平方米水泥砖混结构的新房。老人在门口贴上一幅自己写的对联:“德重如山赐人民,党恩似海天下知”,横批是“共产党万岁”。罗耀权老人说,在他心里,阿波就是最好的共产党员,代表了共产党的形象。
梁启波的生活实际上也非常困难,他父亲于1994年突发脑溢血病瘫痪在床,3年后去世。父亲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俗话说“祸不单行”,此时梁启波的妈妈也深受类风湿病痛的折磨,生活几乎不能治理,他自己也得了鼻咽癌,两次入院治疗、化疗,花去了亲人资助的医疗费近10万多元……
尽管如此,梁启波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单位报销医药费,上级和社会各界给他的慰问金,他也常常拿去接济困难群众。2005年春节,玉林市总工会给他1500元慰问金,但他看到一户残疾特困户建房有困难,便拿出500元接济。梁启波虽然缺钱,但从不取不义之财。一次,他分管的一个建设项目竣工后,承包方为了感谢他,硬塞给他一个3500元的红包,在多次退回未果之后,他如数上交。
一些亲朋好友经常找梁启波要求“方便”和“关照”,但他总是坚持该给的一分不少,不该给的一分也不给。群众都说:“阿波办事,我们一百个放心”。有些朋友经常对他说:“你做民政工作,手中有权有钱,自己也需要救济,应该多为自己考虑一点。”梁启波说:“这些钱是救命的钱,粮是养命的粮,我拿了一分一粒,上对不起党,下对不起群众,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从事民政工作10多年来,经梁启波发放的款项近400万元、粮食60万多斤,他做的每笔钱粮账目清清楚楚,丝毫不差。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近年沙塘镇民政工作多项主要指标完成率达100%。梁启波守住了清贫,守住了正直,也守住了责任,守住了一个基层民政干部的职业操守。
可以说,不只是民政工作者要坚守自己职业操守,任何一个国家公职人员都必须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但是,怎样才能坚持你的职业操守呢?其实并不难,无非是认认真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从理论上讲,职责是职权与责任的统一,职权是落实责任的基础,责任是完成职权的必然需求。因此,没有人可以只享职权,而不履行相应的责任;也没有只承担责任,而不享有职权。对于公务员来说,有多大的职权,就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而只有你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才能说你坚守了自己的职业操守。
总之,责任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义务;既是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人人都需要学习的文化。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勇于承担责任的文化氛围,大家才能自然而然地富有责任感,才能随时随地地注意自己是不是尽到了责任、落实了责任。公务员作为国家的代表,首先要从自己做起,真正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把优秀的职业操守带到工作中去,这样才能对社会上其他人产生影响。当全社会的人都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应有的责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也就变得和谐了。
道不正,术难行——玩弄心术只会玩掉前途
有不少公务员认为,升迁的唯一途径就是让领导喜欢,于是他们便在工作中大玩心术,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种种自认为高明的方法来赢得领导的认可。殊不知,在任何一个社会,最终都要靠实实在在的能力说话,玩弄心术的人只会把前途玩掉。
罗曼?罗兰说:“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一个人成功靠的是什么?勤奋、学识、智慧、机遇、天才,等等,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自己成功的理由。在迈向成功的征途中,这些确实是成功的要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成功的另一项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品。那些人品有问题的人,无论他有多大本事,总是最先被淘汰出局。唐朝元和年间,东都留守名叫吕元应。他酷爱下棋,养有一批下棋高手作为食客。吕元应与食客下棋。谁如果赢了他一盘,出入可配备车马;如赢两盘,可携儿带女来门下投宿就食。
有一天,吕元应在亭院的石桌旁与食客下棋。正在激战犹酣之际,卫士送来一摞公文,需要吕元应当下处理。吕元应便拿起笔批复。下棋的食客见他低头批文,认为他不会注意棋局,迅速地偷换了一子。不料,食客的这个小动作被吕元应看得一清二楚,他批复完公文后,不动声色地继续与食客下棋,食客最后胜了这盘棋。食客回房后,心里一阵欢喜,盼望着吕元应提高自己的待遇。
第二天,吕元应带来许多礼品,请这位食客另投门第。其他食客不明其中缘由,很是诧异。十几年后,吕元应处于弥留之际,他把儿子、侄子叫到身边,谈起这次下棋的事,说:“他偷换了一粒棋子,我倒不介意,但由此可见他心迹卑下,不可深交。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交朋友要慎重。”
人品是一个人精神的骨架,支撑着他的身躯东奔西走。这样,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人,拥有各式各样的身架。有些人看上去很魁伟,但与之相处久了就觉得其矮小猥琐;有些人毫不起眼,但能让你在他的平淡中领略到山高海深。看不见的力量才是伟大的力量,那是人的品格魅力。因此,要做一个优秀的公务员,就应该堂堂正正、本本分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耍心眼儿,不抖机灵,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得到领导的重视。大学毕业后,赵政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省委办公厅的一名普通办事员,他的能力并不出类拔萃,平时也并不整天围着领导转,但他的升迁在同来的那一批人中却是最快的。关于他的升迁,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认为他有很硬的后台,有人认为他背地里给领导送礼了,还有人认为他纯粹是交了好运气,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够获得升迁。
在赵政的周围,八面玲珑的女孩和深谙权术的男人比比皆是,但他不惹是生非,只是恪尽职守。不过偶尔露露“峥嵘”,比如发现别人的文件出现了错字,他悄悄地修正,并不大肆渲染。领导让他做什么,他就竭尽所能,总是在第一时间做到让人无可挑剔。别人扎堆抱怨工作百无聊赖、生活枯燥、地铁太挤时,他却自己给自己找一些活儿来做。领导都是耳清目明的,谁做了什么心里都有数;否则他也就做不了领导了。因此,赵政的辛劳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回报。
中国有很多人其实是非常喜欢玩弄心术的。尽管在封建社会中反心术的思想很明确,但由于封建专制社会几乎完全是人治社会,所以是没有法制保障的。在人治社会中,心术必然大行其道,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愈演愈烈。一直到封建社会结束之时,四川人李宗吾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他撰写并公开发表厚黑学系列著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
在中国当代社会,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但心术文化仍较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很严重。康生、林彪之流以善于耍弄心术,最终祸国殃民的例子应该给我们以警醒。改革开放以后,心术文化由幕后又走向台前,出现了空前盛行的现象,而它的“重新崛起”则是以重印李宗吾《厚黑学》为标志的,随之“厚黑文化”风靡全国。近些年来,大众传媒又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表现中国古代宫廷斗争的作品愈来愈多。许多人不知不觉中把它们当做了社会和人生的教材。
从社会现实表现的各类报道,我们可以看出公务员玩弄心术在社会中的表现愈演愈烈:打通各种关节为升官,行贿、索贿,跑项目跑经费,争课题争职称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曾经有一位刚离休的主管人事的高层领导,在接受某电视台采访时对目前一些干部在人际关系、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的普遍表现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尊老爱幼(注重搞好上下左右一切人际关系),研究研究(处理该自己负责的事情时推诿拖沓),滴水不漏(思想表达上说空话、大话、套话,甚至假话)”。这不过只是人前公开的表现行为,人后所为尚难以推论。于是,一些人愤慨地说:“现在是正直的人吃亏,而小人活得很滋润。”其实,历史已经充分证明,那些喜欢玩心术的人虽然能得到暂时的利益,必然不能长远,摔跟头是早晚的事儿,并且“玩”得越厉害摔得也就越重。
一言九鼎与食言而肥——公务员的诚信与政府公信力
诚信是一种价值标准,同时也是评价标准。公务员作为行使国家公共权力、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其诚信程度直接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程度,而如果一个政府缺乏公信力,不受老百姓拥戴,那前途也将堪忧。
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大意是说:人不讲信用,就如同大车上没有輗,小车上没有軏,它靠什么行走呢?在孔子看来,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点,如果没有诚信,就等于这个人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公信力,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政府信任危机,是最近人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政府的话能不能信,能信多少,是这些年来人们头脑中打下的一个个问号。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公务员信誉的下降,很多领导干部喜欢在台上大讲“为人民服务”、“让群众满意”,喜欢拍脑门、下承诺,而总是说完就算了,不能兑现,长此以往,就会像“狼来了”故事中的那个孩子,老百姓再也不相信你了。据有关媒体报道,山西省某县100多名农民工被老板拖欠总计近13万元的工资,多次讨要却一直没有结果,县里的相关领导也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不能帮助解决。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上级市委反映,这才引起有关领导重视,该县副县长向农民工代表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工钱仍然没影,农民工代表到县法院再次起诉,该院却拒绝受理。后来,该副县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县里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他只能协调,不能指挥,这件事并非他一个人说了算。
不言而喻,那位副县长给农民工写书面保证也好,承诺三天内解决问题也好,其实都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如他自己所说,“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县里就算了”,所以有人提出要他兑现承诺时,他自己反而觉得很奇怪:“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