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送人情，”金城低声下气地说，好像在为自己的私事而央求他，“我看着大伙儿这一年干得实在太苦、太苦了！平时，我连一罐饮料都舍不得给同志们喝，留着招待客人，谁都没有怨言。要过年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得多多少少给大家一点儿精神安慰！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唔！”一向以“铁算盘”著称的吕洪涛也动心了，“100美元少了点儿，给200美元吧！”
“啊？！”金城喜出望外，没想到“吕老板”的心比他还软，要100给200！“我替弟兄们谢谢吕老板！明年开春儿，重打锣鼓另开张，好戏还在后头呢！”
“好！”吕洪涛重重地拍了拍金城的肩膀，“就看你的了！”
春节到了，这是中国人在大西洋上度过的又一个难忘的春节！亏损的船不但没有罚款，还发了“压岁钱”，这真是一桩无法解释的事。此时此刻，赏比罚具有更大的震撼力，那些顶天立地的七尺男儿，难道还有谁会等到下一年再亏损、再接受领导的“安慰”吗？
成功和失败，荣誉和耻辱，挫折和奋进，千回百转地萦绕在人们的心中。
两国断交时，他珍藏着一面五星红旗
滚滚的大西洋潮，日复一日，涌流不息。那浪涛之中，饱含着中国弄潮儿的心血和汗水、痛苦与欢乐……
就在比绍代表处初创的1985年底，中国为几内亚比绍建造的第一对135马力机帆船竣工了。
12月12日，比绍码头人头攒动，一片欢腾。几内亚比绍国际合作部部长、渔业国务秘书、手工工业捕鱼局局长、各国驻比绍使节以及当地群众都兴致勃勃地赶过来，出席新船下水仪式。
新船摆在岸边，棕色的船身，天蓝色的船舱，朱红色的门窗，坚固、古朴、精美，简直是东方艺术品。它的诞生，标志着几内亚比绍人民从此告别了原始的独木舟时代，向现代文明迈开了第一步。
仪式开始了，人们含着热泪，把一瓶瓶香槟酒洒向船头，预祝开船大吉。我技术人员举起榔头，轻轻地敲动保险销子，渔船缓缓离岸，平稳地滑人大西洋，溅起欢快的浪花。岸上欢声雷动：“西那斯，达崩！（中国人，好！）”
啊，那个曾经使在场的几内亚比绍人、中国人和外国使节多么激动的时刻……
1986年2月1日至17日，新船由我国江苏省启东县水产局派出的职务船员带领当地船员进行首次试捕，捕获经济鱼类近10吨，鱼体质量、冰鲜质量良好。渔船返航后，几内亚比绍渔业国务秘书处、手工渔业局等有关部门的官员兴奋地上船看望两国船员，对试捕结果表示满意。
1986年底，六艘机帆船全部完工，交付使用，中方帮助几内亚比绍组建了第一支半机械渔业船队，派出相应的职务船员，为几内亚比绍培养起第一支他们自己的技术力量。这支船队所捕捞的鲜鱼活跃了几内亚比绍的市场，尼诺总统曾经先后数次亲临现场，视察造船和捕捞作业，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好景不长，六艘新船先后出现漏水现象，1987年全部停产。几内亚比绍人困惑了，议会质询渔业国务秘书，渔业国务秘书向中国人发火，说我们“没有诚意”，要撕毁双方签订的渔业合作协议！
问题严重了。
中国技术人员经过认真研究，得出结论：船体漏水是由于当地一种名叫“凿船虫”的害虫造成的，与施工质量无关。中国技术人员对当地气候和木材的质量、性能不熟悉，实属始料不及。但是，既然船出了问题，我们仍然负责到底！
1987年底，国内特地又派专家前来，修复木船，在船体外面增加一层玻璃钢壳，彻底解决了虫蛀问题，船队重新投入生产，几内亚比绍人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按照双方协定，中国还将帮助他们建造一批铁壳船，把他们的渔业再推上一个新台阶！
1989年12月，韩仍奉命出任几内亚代表处副代表，接替任职期满的金城。1990年初，金城在做好交接工作之后回国。按照总公司的规定，西非工作人员两年一轮换，而他离家已经三十八个月，“超期服役”一年有余了。
韩仍到任之时，比绍船队正一帆风顺。正如总经理张延喜所预期的那样：一年赔，二年平，三年赚，比绍船队经过艰难挫折，终于一步步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按照分工，代表处代表孙锡江常驻达喀尔，负责修船项目和海上生产，韩仍坐镇比绍，主持日常工作，并主管对外联络。这位蓄着络腮胡子的汉子出身于海南文昌县的一个农民家庭，20世纪70年代初期曾任西沙、南沙、中沙群岛武装部独立连指导员，后来进上海水产大学学习海洋捕捞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农业部造船办公室，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水产部门。南海高炮阵地的艰苦磨炼和高等院校的正规教育，造就了他在政治和专业技术两方面的良好素质，具备了作为一名渔业生产前线指挥员的优越条件。然而，他又怎能料到上任之后将面临何等严峻的考验！
1990年3月10日，中国水产联合总公司在北京举行大型酒会，纪念远洋渔业开创五周年。各国渔业界嘉宾云集北京饭店，共叙友情，祝贺中水五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几内亚比绍渔业国务秘书杜尔平应邀出席酒会，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回顾了中、几两国多年来在亲密合作中建立的真诚友谊，激动地高呼：“中水万岁！”
但是，仅仅一个月之后，却风云突变，在几内亚比绍，人心惶惶，传言不断，有消息说，比绍政府与台湾频频接触，有可能“建交”。4月底，韩仍去达喀尔开会，通报有关情况。此时，几内亚比绍政府的决策尚未最后揭晓，我国使馆正在与比绍外交部交涉。外交部长不见我们的大使，由国务秘书出面再三解释：几内亚比绍目前经济混乱，与台湾的接触只是“经济关系”，希望中国政府予以“理解”。大使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惟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1974年两国建交的原则，几内亚比绍政府曾对此作出严正承诺：如果违背这项承诺，与台湾“建交”，这就是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关系”了，中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妥协。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几内亚比绍政府“转向”的大局已定，很难扭转了。但中国使馆仍然没放弃最后的努力，希望在比绍的各专家组通过各方面联系的朋友多做工作，竭尽全力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
5月28日，几内亚比绍政府宣布与台湾“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不幸事件终于发生了！
听到这个消息，在比绍的中国人，心都寒透了。想当初，中国人民节衣缩食，以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支持和援助包括几内亚比绍在内的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赢得了胜利，几内亚比绍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又曾经给予他们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我们南京军事学院至今还保留着尼诺总统在中国留学时住过的宿舍，作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我们的远洋渔业船队来到比绍，帮助他们造了船，建立了自己的船队，这里的人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把我们看作“阿米勾”……现在突然发生的变故太让天下人吃惊，太让老朋友伤心了！
5月29日，吕洪涛接到韩仍打来的电话：“我国政府已中止与几内亚比绍的外交关系，使馆和驻比绍的各专家组已经准备撤退。我们怎么办？”
吕洪涛也在密切关注着几内亚比绍。这是中水远洋渔业最早开辟的基地之一，又是最早渡过难关的一个点，现在管理纳入正轨，生产蒸蒸日上，正是最红火的时候，谁料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变故！是撤，还是留？他感到进退两难……
“做两手准备吧，等我和张总商量之后再定。”吕洪涛回答韩仍的也只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号。事关两国关系，他需要向国内请示，不能贸然决定。
5月29日下午7时，中国驻比绍大使馆举行闭馆降旗仪式。我援几专家都来了，渔业代表处只留一名炊事员值班，其余七名陆地工作人员都到了。大使馆院子里站满了中国人，一直排到门口。五星红旗缓缓地降落，人们含着眼泪’向国旗行注目礼，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哭泣，一片庄严肃穆，好像空气都凝固了。
那一夜，韩仍和代表处所有陆地工作人员辗转反侧，难以人睡。
5月31日，吕洪涛回话了：“我已经请示了国内。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我们开辟这个点不容易，渔业代表处不能撤，要千方百计地留下来！当然，要留下来，困难一定很多，主要由你去做政府和渔业部门的工作，有情况及时汇报，如果出了政治上的错误，由我承担责任！”
接到这个电话，韩仍立即召开代表处全体会议，传达领导决定。大家情绪低落，顾虑重重：以后我们和几内亚比绍没有外交关系了，当地连一个华侨都没有，谁来保护我们呢？这个基地能不能坚持下去，恐怕也很难说了！
“事已至此，我们要安定情绪，准备长期坚持！”韩仍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要撤，简单得很，三下五除二，卷起铺盖走人，一天之内我们就能离开这里，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去，一点风险也没有，多痛快？但是，我们一走，中水辛辛苦苦开辟的这个老根据地就完了！我们不愿意撤，也不能撤！在国家和总公司面临重大困难的时候，也正是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留下来，守住这个点，我们义不容辞！我们是在为国家做工作，小局要服从大局。大家要保持镇静，工作照常进行，有事及时汇报，出了问题由我承担责任！同志们，过去，我们有大使馆撑腰，以后就无依无靠了。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身处异国他乡，处处要多加小心，晚上尽量不要出门，以防意外。车子要保持最佳状态，做最坏的准备，随时可以撤退。在海上作业的七艘船、三百二十个人，都把行李打好，随时待命。如果距离太远听不到代表处的单边带，就直接向拉斯帕尔马斯总代表处请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惊慌失措，一切行动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有强大的祖国作后盾，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6月2日，我驻几内亚比绍大使石午山奉命回国，使馆人员和专家组也开始分期分批撤离，打着五星红旗，踏上归程。
中国人就这样走了吗？不，我们的渔业代表处还在，五星红旗还在。大队人马撤离之前，韩仍把经参处的一面国旗留了下来，郑重地折叠好，锁在他写字台的抽屉里。国旗贴在他的心上，有这面红旗在，我们的人就好像紧贴着祖国。如果……如果一旦发生了更加严重的突然事变，我们就打着这面国旗回国去！
6月3日，吕洪涛向韩仍传达了我外交部、经贸部、农业部的指示：中水驻几内亚比绍渔业代表处仍留在几内亚比绍，保持民间渔业合作关系；代表处进驻大使馆办公，对外交往要注意礼仪；万一对方不同意代表处留下，要做好财产交涉，未清账目要留下备忘录，由韩仍负责带领全体仍在比绍的中方人员撤退。
7月初，中水代表处驻进原中国大使馆。
7月15日，各专家组撤退完毕，只剩下中水渔业代表处留在这里，无论前面是风是浪，是凶是险，都只有孤军奋战了。
在这种时候，留在比绍的中国人，心已经悬在嗓子眼儿上。
按照上级指示，韩仍从6月初已经开始艰难的“民间外交”，一一拜会几内亚比绍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
曾在南海前哨领兵打仗的韩仍，是条宁折不弯的硬汉子。过去两国友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什么话都好说，现在不同了，国家断了交，他还得硬着头皮一个个去拜会人家的官员，内心是何等滋味儿？为了国家，为了事业，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这样安慰自己，但也坚守着自己防线，不卑不亢，保持中国人的自尊，绝不低声下气！
他先后拜会了几内亚比绍议会议长兼渔业部长迪阿哥、渔业国务秘书安苏马内、商业部长桑卡和内务部长巴尔德。这些人都曾是老朋友，而现在双方所处的位置却已经今非昔比。韩仍耐着性子，诚恳地向他们指出：两国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过去，我们在渔业合作方面共事多年，双方建立了很好的友谊。现在，我们仍然希望继续保持这种民间渔业合作关系。如果我们撤回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几内亚比绍刚刚开始起步的渔业半机械化将半途而废，连市场的鱼货供应都将成为难题，何况还有我们计划中的许多更大规模的合作都将化为泡影。这些，都请贵国政府予以考虑。
会见之后，商业部长桑卡立即面告尼诺总统，渔业部并且通过正式渠道向尼诺打了报告。不久，尼诺传下话来：欢迎中水渔业代表处留下来继续合作。
由于代表处主动、及时地做工作，事态不但没有进一步恶化，而且有了转机。但留下来只是第一步，要把各方面的关系理顺，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将更加困难。由于外交关系的中止，原来签订的渔业合作协定成了废纸，一切要从头来，严格履行国家的政治原则，避免政府间的接触，以中水的名义进行民间合作。以后的进出关、出人境手续等等一切，没有政府出面，也都全靠自己了。环境逼着韩仍适应新的情况，熟悉几内亚比绍的法律，法律是我们在没有外交关系的异国土地上保护自身利益的惟一依据。遇事第一向总公司请示，第二请教当地律师，签订任何协议、合同，采取任何举措，都必须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做到万无一失，任何时候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上法庭。
9月，双方经过谈判，草签了新的渔业合作协议，主要条款有：
中水渔业代表处在几内亚比绍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享受最优惠待遇，每年允许中水代表处二十艘渔船在几内亚比绍海域作业，由中水帮助建造的六艘机帆船及其船队，仍由中水委派技术人员，指导几方人员捕鱼作业；中水为几内亚比绍造一座五百吨级的冷库，四艘小型铁壳拖网轮，并为几内亚比绍建造价值一百四十万美元的十三套工作人员宿舍。
事实再次证明了中国人的真诚，几乎夭折的中水代表处挽狂澜于既倒，在这方水土继续留下来了。
就在比绍代表处最困难的时候，另一个预料不到的打击又迎头压来……
1990年4月15日，“海丰”824和“远渔”2号在几内亚比绍海域靠帮扒载，遭到邻国塞内加尔的两艘军舰的干涉，声称中国渔船侵犯了他们的领海。
中方人员据理力争：“我们的船站锚不动，请你们派人来检查卫星导航仪；也可以通过贵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来调查事实。”但均遭到对方拒绝，强行要求中方派人到军舰上交涉，却被无理扣押，充作人质，并以炮击胁迫中国渔船随军舰前往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军舰连发两炮，第一炮落在船头，第二炮落在船艉，声称如不从命，将炮击中国渔船的驾驶台。就在两天之前，塞内加尔军舰曾经抓走两艘1000吨级苏联渔船，由于双方争执，他们用高射机枪将机舱打得稀烂。现在，又要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中国渔船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迫不得已，只好将渔船开往达喀尔，随即，两艘船和三十八名船员全部被无理扣押！当时，比绍代表处的指挥船“海丰”829曾收听到“海丰”824的呼救，随即便失去了联系！
一时间，当地报纸、广播、电视大肆报道，舆论沸沸扬扬，塞内加尔当局声称要把抓到的中国船拍卖！晴天霹雳震动了比绍渔业代表处，也震动了整个西非中国远洋渔业基地。吕洪涛和韩仍分别从拉斯帕尔马斯和比绍飞赴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和常驻达喀尔的总代表处副代表梁秉法、驻几内亚比绍代表处代表孙锡江、驻塞内加尔渔业代表处代表王泽沃共同处理这起非常事件……
中国渔船被困在达喀尔的码头上，船上船下布满宪兵。
吕洪涛、梁秉法、孙锡江、韩仍和王泽沃站在码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兄失去人身自由，却不能和他们相见，看着他们辛辛苦苦打来的鱼，却被人家扒去！吕洪涛一手捏着香烟’一手插在衣袋里，阴沉着脸，不停地踱步。中国远洋渔业在艰难中起步，几内亚比绍代表处初见效益，即遭到“断交”的打击，目前正在困境之中，又雪上加霜！一艘船的价值就是几百万美元，再加上“罚款”，将是一笔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无故伤害了中国和中水的名誉！
船已经被扣三天了。吕洪涛向警方要求上船看望我们的船员，遭到拒绝，经反复争取，才允许“海丰”824船长王桃礼（原“海丰”824船长高守延已调任西非船队海上总指挥）和“远渔”2号船长陈土寿下船来见一面。
王桃礼两眼红红的，见了自己人，惭愧地说：“这件事，我负全部责任，请求给我处分！”
“如何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以后的事，”吕洪涛说，“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最当紧的不是检讨，不是处分，而是要冷静地对付这场官司，据理力争，以事实证明我们的船在几内亚比绍海域作业，并没有侵犯塞内加尔的领海！我来想办法吧，你们要安慰船员，稳定情绪，不要和对方冲突，注意安全，同舟共济，渡过难关。船上的设备、物资要注意保管，尽管安排好同志们的生活……”
谈话在宪兵监视下进行一个多小时，然后，王桃礼、陈土寿又被宪兵押上船去。
这天晚上，吕洪涛在住处的走廊上来回踱步，整整走了一夜，拿不定主意：这件事，报告不报告张延喜？作为西非的主帅，他希望捷报频传，安慰张延喜那日夜悬挂的心，而不愿意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增添他的烦恼。但是，这件事毕竟太大了，不汇报、请示，自己又心中不安……
天亮了，吕洪涛还是强迫自己拨通了北京的电话……
“知道了。”张延喜仍然一如既往，没有一句埋怨，只有信任和鼓励，“你在国外见机行事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出了问题，我和你一起承担！”
有了这句话，吕洪涛心里豁亮多了，立即开始行动，由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出面，找渔业部说明事实真相，要求法院秉公执法，据理明断，下决心打赢这场官司。经过多年合作，塞内加尔渔业部和中水代表处关系一直很融洽，但也感到为难：船是海军抓的，渔业部的意见也需要军方认可，事情并不好办……
与此同时，几内亚比绍也在海上抓获四艘挂有塞内加尔国旗的渔船，以示“报复”。
几内亚比绍与塞内加尔国土相接，海域相连，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国界是分别由原宗主国法国和葡萄牙各自划定的，两种划法交叉重叠，一直存在争议。这次事件只是两国领海争端的继续，中国渔船充当了“替罪羊”。在茫茫的大海上，没有像陆地上那样明确的界标，到底是否越界，如何能说得清？而且当时事情紧急，双方的卫星导航仪上的坐标既没有互相校对，也没有提交第三方见证，上了法庭，谁替我们说话？在人家的地盘上引起的争端，又在人家的法院打官司，要想打赢，希望渺茫，法律程序繁文缛节，旷日持久，拖上三五个月、一年半载也说不定，必然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资金。对方是官方的军队，而我们是外国的民间企业，奉陪不起呀！
吕洪涛权衡再三，与其对簿法庭，不如协商解决，适当让步，以屈求伸，争取把经济损失减到最低限度。
艰难的谈判进行了三个月，直至7月7日，两船和三十八名船员才得以释放，罚款32000万西非法郎（以当时270比索兑1美元的比价计算，约折合120万美元），没收“海丰”824的鱼货500吨，价值50万美元。这件事情，幸亏发生在1990年，中水已经有了补偿能力，如果出在初创的前两年，则可能使整个事业一败涂地！
一场轩然大波总算平息，艰难中的中水比绍代表处没有被雪上加霜的打击所压垮，他们擦干眼泪，汲取教训，又以十倍的谨慎和百倍的热情，重新奋起。
1990年11月，吕洪涛和几内亚比绍渔业国务秘书安苏马内正式签署了渔业合作协定。有了法律保证，代表处的生产和管理健康发展，稳步前进。在中水的帮助下，几内亚比绍的机帆船队也一步步走上正轨，培养出他们自己的技术人才。中水的船队仍然坚持每艘船雇用五名当地船员，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在当地海域作业的发达国家的船上也有黑人船员，他们动辄挨打受骂，备受欺凌。在中国船上，他们才活得真正像一个人，中国人待他们亲如兄弟，给他们提高工资待遇，正规船员月工资加上周末加班工资达到510美元，而他们的总月工资仅126美元，是中水使他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中水每月供应几内亚比绍市场200吨鱼货，充分满足了需要，上自总统，下至普通百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这样的结果，大概是台湾当局所始料不及的。为了“挤走”中水代表处，台湾驻比绍“大使”甚至不惜豆萁相煎，偷偷地在码头拍摄中水船队的照片，到几内亚比绍官方去“告状”：“北京和比绍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你们为什么还允许他们挂国旗？”曾经当过八年外交官的商业部长幽默地反问：“台湾和日本也没有外交关系，为什么你们的船在日本也挂青天白日旗？”渔业部部长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和中水签订的渔业合作协定是政府批准的，我作为内阁成员，当然要执行政府的决定！”小小的伎俩被人家轻易地顶回去了。
中水渔业代表处堂而皇之地驻扎在中国大使馆原址，这里位于比绍郊外贝林地区，二层楼房，高墙大院，与美、苏、法等国使馆毗邻。韩仍西装革履，“派头”十足，驾着“奔驰”车进进出出，动辄去见总统和总理，俨然“大使”气派，政府官员见到韩仍，常尊称他为“韩大使”！
一个没有委任书的“大使”，一个普普通通的打鱼人，在两国关系不正常的艰难时期，凭着对祖国的忠贞，对朋友的真诚，对事业的执著，带领着三百多人的集体闯过了激流险滩，站稳了脚跟，又继续前进了。苏联的解体曾经给世界局势带来巨大冲击，在比绍的苏联船队士气一落千丈，而中国船队在两国断交的情况下却仍然“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坚持着正义，传播着友谊，创造着一年好似一年的经济效益。1990年，比绍船队在那样艰难的境遇中，年总产值仍然比上一年增加，达到1580万美元。至1993年达到1830万美元，1994年进而达到1900万美元。如果说，人们当初说比绍代表处是中水的“井冈山”，主要是言其首创和艰苦，而当他们在逆境中仍高高地举起那面不倒的红旗，则更加显示了它坚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
1993年，孙锡江调任中水驻毛里塔尼亚代表，韩仍升任几内亚比绍代表，王本文、华荣根任副代表。
这一年，几内亚比绍大选在即，全国面临饥荒，人心浮动，政府向中国紧急求援——由于已经没有了外交关系，他们实际上只能向中国水产总公司求援。中水不计前嫌，急人所难，火速支援100万吨大米！3月14日，运载着这100万吨救命粮的中国轮船开到比绍港码头，政府调动了警察维持秩序，然而饥饿的人群仍然无所顾忌，发疯似的奔跑过来，用小刀捅破米袋，抓住生米塞进嘴里充饥。警察设了三道岗，围追堵截，人们不顾鞭打，抢夺着撒在地上的米粒……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几内亚比绍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朋友的慷慨相助使尼诺总统大为感动，亲自来到卸货现场，向中水表示由衷的感谢！
大米整整卸了十天，随即，比绍市场上满街都是中国大米，一场粮荒平稳地度过了……
1994年，原定三年半的渔业合作协定到期。在几内亚比绍，谁也不希望中国人走了，双方重新续订了协定，为期仍是三年半，等到再次续订的时候，将是199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