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沙皇俄国则抓住满清政府派员祝贺的这一大好机会，乘机要挟中国一把。当得知清政府派出的不足以签订合约的布政使官员王子春前往祝贺的决定后，便武断而又粗暴地加以拒绝，强行要挟清政府必须派出享有“卖国专家”之称李鸿章参加冕典礼。
当李鸿章一行到达沙俄时，为了达到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目的，沙俄政府不惜使用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对李鸿章及其一行的随员大加贿赂和收买，给李鸿章本人以300万卢布的贿赂款加以笼络和利诱。谈判期间，俄方利用清政府部分官僚急于同俄国结盟的心理，把“借地接路”作为实现结盟的先决条件。为迫使李鸿章就范，俄方不断施加压力，威胁讹诈，以中断谈判相要挟。后来竟然将单方面拟定的《中俄密约》约稿交与李鸿章。
1896年6月3日，俄国十分顺利地同李鸿章签订了所谓的中俄结盟共同“对抗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约》。正式名称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该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有，
第一款，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
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第二款，中、俄两国既经协力御敌，非由两国公商，一国不能独自与敌议立和约。
第三款，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
第四款，今俄国为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国家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第五款，俄国于第一款御敌时，可用第四款所开之铁路运兵、运粮、运军械。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兵、粮，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
第六款，此约由第四款合同批准举行之日算起照办，以十五年为限，届期六个月以前，由两国再行商办展限。
《中俄密约》这个条约，表面上是一个帮助中国抵御日本侵略、共同防御日本的军事同盟条约，实质上是打着幌子，实现其从政治上、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通过修筑中东铁路，把整个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并进一步称霸中国的勃勃野心。
1896年9月8日，在沙俄的强迫之下，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与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签订了《中俄合办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设立由沙俄独揽大权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同时，通过这个条约，沙皇俄国享有在铁路沿线的采矿权、任命警察权、开发森林权、开办学校、建筑教堂等一系列特权，实际上把铁路沿线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区域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这使得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并加强了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与大英帝国一齐争夺远东霸权。
1897年12月，沙皇俄国借口德国强占胶州湾之际，迅速派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把它的魔掌伸向了辽东半岛，以便建立起了它在远东的海军基地。沙皇俄国对辽东半岛的军事占领，是对它实施“三国干涉还辽”的真实野心的最好注解。它之所以反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强迫日本将已经吞进嘴里的“肥肉”吐出来，就是为了沙皇俄国自身要实施对辽东半岛的军事占领。就像尼古拉二世自己所招供的那样：“就俄国的利益说来，最重要的港口是在辽东半岛。”
为了达到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沙皇俄国又采取了最卑劣的行贿手段。第二次大肆收买李鸿章，送给李鸿章50万卢布，张荫桓25万卢布，受贿的李鸿章不惜披上卖国贼的骂名，积极怂恿清朝政府答应沙俄侵占辽东半岛。1898年3月27日，沙俄政府同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5月7日，又订立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通过这两个条约，沙皇俄国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一是合法地占领了中国的旅顺和大连以及附近的海域。二是取得了贯穿东北南北方向的南满铁路的修路权。三是取得了在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的驻军权、行政权、开矿权等一切权利，实际上整个东北全境都已经沦为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更为露骨的是，在强租了旅顺、大连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98年，未经过满清政府的批准和允许，沙皇俄国就擅自把租借地改为“关东省”，并按照俄国的行政体系设置“总督”，进行所谓的不受中国干扰的“国中之国”的统治。
其实，沙皇俄国的野心和目标还远不止是这些。当它在完成了对东北的宰割和瓜分之后，它还有更加狂妄、更加肆无忌惮、更加原形毕露的图谋和野心：那就是，从东北带华北再到西北，越过长城脚下，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内地，使其势力范围和影响扩张到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进而实现其吞并、控制和操纵整个中国的勃勃野心，使中国完全沦为沙皇俄国的一个附庸国，从而最终称霸欧亚大陆！
沙皇俄国的上述这些侵略和扩张目标，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外交和财政大臣的战略布局中得到印证。1898年1月20日，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召见了英国驻俄大使欧格讷时，详尽地吐露出了沙皇俄国的这一野心。维特“从一个仔细上了锁的书桌上拿出了一份中国地图，用手指着直隶、山西、山西、甘肃等省，并且说：‘俄国迟早总得吞并这一大片领土。’”接着，他手指着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将来要修筑一条支路到达这个城市”，他还拥有了关于这条支线铁路的距离、修筑费用等等极其详尽的材料。沙皇俄国吞并中国整个西北、华北和东北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
3.帝国主义瓜分的狂潮使中国沦为“东洋之波兰”
由于有了沙皇俄国大肆宰割、瓜分中国的恶劣先例，西方列强一个个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到了瓜分中国的行列，从而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彻底肢解中国的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
法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借口，于1895年6月20日强迫清朝政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商约》，强行规定中国开放广西的龙州、云南的蒙自、河口和思茅等4处作为商埠，并攫取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3个省份的开矿和修路的优先权。1896年6月5日，又逼迫清朝政府同其签订了一项从越南同登到广西登州的铁路合同。1897年3月，法国强迫清政府答应把海南岛划为其势力范围。后来，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成为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在沙俄、法国之后，德国也不甘示弱，1897年11月14日，它以两名德国籍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为借口，强行派军队占领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又强迫清政府与它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通过这一条约，德国“合法地”强占了胶州湾，其租期为99年。并获得了在山东修筑铁路、开矿、投资等一切事业的优先承办权，使得山东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
沙皇俄国、法国、德国三国在华势力的迅速扩张和一连串的肆无忌惮的瓜分行径，引起了在华拥有最大利益的英国的强烈不满和愤慨。1896年初，清政府宣布筹借第2批对日赔款。由于英国不甘心这种利益与好处全部被俄国和法国独家包揽，英国政府竟然以战争向清朝政府要挟，英国驻华使节宣称：如果这次不向英国借款的话，英国将“不惜诉诸武力”。
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哪里还有打仗的勇气和骨气，不得不于1896年3月与英德签订了1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这笔政治性的借款，使得英国获得了控制中国海关36年之久的可靠保证。
为了防止和阻挡沙俄势力的迅速“南下”和“渗透”，英国以“非租借山东之威海卫停泊兵轮，不足以抵制沙俄”为借口，向清政府强行租借了威海卫。同时，英国对法国在西南地区的扩张也倍加警觉，并与法国展开了在西南地区的争斗、角逐和瓜分。1897年，英国强迫清政府向其开放西江、开辟广东的三水、广西的梧州等地方作为商埠。1898年2月，英国又迫使清政府宣布不将长江沿岸各省让与或者租借给他国，从此，整个长江流域沦陷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1898年7月1日，英国与满清政府签订了《威海卫租借专条》，该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包括刘公岛以及全湾沿岸10公里以内的地方全部租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借旅顺之期限相同，所租之地全归英国管辖。这样，英国就在长江以北的中国找到了一个遏制沙俄南下的军事基地。
当看到西方列强都在大肆宰割、瓜分中国的时候，日本也坐不住了，它决不会袖手旁观，哪怕是分一杯羹也好。1898年4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正式向清政府发出要挟性的照会：“请清国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借与别国。”早已被吓破了胆的满清政府哪里敢擅自怠慢这个“大日本帝国”，不过4日，即是4月26日，满清政府便以温顺的口吻答复日本：“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于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借给他国。”
在这场西方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只有美国姗姗来迟。当它通过发动美西（西班牙）战争，把关岛、夏威夷和菲律宾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正准备虎视眈眈地窥视中国的时候，竟然伤心地发现，中国这块偌大的“肥肉”，早已被狠毒的沙俄、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瓜分殆尽，甚至连骨头也没有给它剩下一块。“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
当美国提出想租借舟山群岛或者三沙湾给它作为海军基地，也因为遭到了英国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美国只好提出了所谓的“门户开放”政策，从而从中国这块肥肉中分的一杯羹。
呜呼哀哉，偌大的中国，竟然悲惨到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甚至容不下一张中国人自己的课桌！事实上，中国已经沦为了名副其实的“东洋的波兰”！
有着5000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真的到了亡国灭种的地步，第一次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正如当时的一些帝国主义狂妄分子所叫嚣的那样：“中国已经气息奄奄了，再过几年来看，它就不复存在了。”
甚至更有一些帝国主义分子竟然以蔑视的口吻毫无廉耻地声称，作为一个事实上的中国，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中国，正在从世界上消失了。
甲午中日战争后的清朝政府所面临的危险形势，就像1898年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绘制的《时局图》那样：北边是一头虎视眈眈的北极熊沙俄，长江流域及中国腹地是一头盘踞的猛虎英国，它的西南边是一头硕大的毒蛇法国，凌空飞向中国的饥饿老鹰是美国，饥肠辘辘而又想吃东西的大肠是代表德国，酷似一条毒蛇的太阳则代表日本。四周还有一些张牙舞爪、磨牙裂齿的飞禽走兽也在从旁环顾和凝视着中国，其岌岌可危的形势真是危如累卵，不言而喻。
当时中国的处境真像康有为先生在《强学会》中所痛陈的那样：“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危乎哉！”
面对列强如此环顾和被瓜分殆尽的中国，面对豺狼虎豹撕裂尽碎的民族，作为每一个有满腔热血和爱国热情的炎黄子孙，怎能不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呢？很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拍案而起、挺身而出、奋起救国，他们都深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忧心忡忡。
1898年4月初，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成立了“保国会”，向国人提出了“保国、保教、保种”的呐喊和口号。他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
4月12日，在保国会上，康有为慷慨陈词：“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今天坐在一条漏水的船上，好比是笼中的鸟儿，牢里的囚犯，听凭外国驱使、宰割，这是千年来从没有过的惨痛啊！”
“诸位，日本过去也受英国和美国的欺侮，同中国一样弱，他们的明治天皇变了法，很快就强盛起来了。现在，我们救亡的法子没有别的，只有发愤！四万万人都发愤了，洋人哪敢轻视我们？”听了康有为激情澎湃而又催人泪下的演说，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无不掉下滚烫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