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性科学与性爱艺术的区分和对立。他说：“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爱艺术是对立的。”（XS，第70页）“一方面，每个社会——数不胜数的社会，中国社会、日本社会、印度社会、罗马社会、阿拉伯一穆斯林社会——无不有自己的性爱艺术……而我们的文明，至少在表面上看，根本没有什么性爱艺术可言。相反，它却毫无疑问是惟一进行性科学实践的文明，或者竟可以说，它是惟一在过去几个世纪之中发展出讲述性的真相的种种程序的文明。”（XS，第56-57页）
西方社会也并不是一直没有过性爱艺术，但那远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近现代的西方社会则成为一个只有性科学、没有性爱艺术的社会。如福柯所说：“我们的社会与性爱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便为自己装备了一种性科学……悖谬的是，19世纪兴起的性科学一直将强制彻底坦白的怪诞仪式作为自己的核心，而这仪式在基督教的西方却是产生性真相的首要技巧。”（XS，第67-68页）
在西方的性科学实践中，人们不断地探索关于性的真理，并通过性探索人的本质。牧师说：告诉我你的性，我就可以讲出你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早已成为坦白的忏悔的动物。”（XS，第58页）忏悔活动的理论意义在于，性可以解释关于人的本质的一切。如福柯所说：“关于性是‘万事万物因由’的原则则是坦白忏悔的理论支柱。”（XS，第65页）
放弃了直接的、单纯的性的快感，西方人去追求的是挖掘快感背后所隐藏的真相的快感。这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快感：前者是单纯的性的快感；后者却是发现真理的快感。“我们至少可说是发明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快感：由快感的真相带来的快感，知道真相带来的快感，发现并揭示真相带来的快感，看它与讲它时产生的魅力，它迷惑或虏获其他人时产生的魅力，在隐秘中说出真情时的快意，诱使它变得公开时的快感——这些都是关于快感的真实话语的特别快感。与我们对性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性爱艺术的最重要的因素，不能到医学允诺我们的健康的性感这一理想中去寻找，也不存在于关于完美强劲的性欲这种人文主义梦想之中，当然也不能到性高潮的激情与生物能的美妙感觉中去找（这些只不过是它正规应用的某些方面而已）；而应该到与性真相的产生相联系的快感的增殖与加强中去找。”（XS，第71-72页）
在福柯心目中，在东方文化（以及古希腊文化）中，性的快乐是直接而单纯的，因此它是一种性的艺术；而在现代西方，性只是供人们从中发现真理的工具，因此它成为性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