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陪同游览的还有胡立教、汪道涵等老同志。
在饱览黄浦江两岸璀璨夜色的同时，邓小平又一次提到了选拔和培养接班人这个他一直极为关心的问题。
据吴邦国回忆，当时他向邓小平汇报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和选拔年轻干部的情况，并特别提出，上海的老同志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对我们的工作始终很支持。
一旁的胡立教马上接着说，我们对他们是三条，一是支持，二是不干预，三是随叫随到。
邓小平听后，十分高兴地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怕干扰别人，老同志都应该这样。
接着，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吴邦国、黄菊这些在８０年代初走上主要领导岗位的年轻干部说，２１世纪是年轻人的，要搞干部年轻化，干部培养体制上要后继有人，各个梯次上都要有。用人也要解放思想，这是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胆子要大一点。人无完人，年轻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老同志就没有缺点？
老同志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年轻化要从基层搞起，现在的基层比过去更大，宝钢也算是一个基层。要提拔一批年轻人，这样才能后继有人。
１３年前的１９７９年，面对“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改革开放即将起步的中国社会，邓小平在上海提出，要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１９９２年，面对世纪之交这一全新的历史背景，已是８８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在上海提出了要培养和选拔跨世纪接班人这一关键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向全党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领导干部，首先就是要继续推进干部“年轻化”的工作，并最终将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作为一项完整的、经常性的制度。正如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所指出的，“要后继有人，各个梯次上都要有”，也就是要从基层做起，将选拔和培养年轻干部工作制度化，建立完备的、科学的梯级结构。这可以说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
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干部“年轻化”工作，否则干部队伍就会因缺乏新陈代谢而继续老化下去，没有生机和活力。
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邓小平针对“文革”后干部老化较为严重的情况，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了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化”方针为主要内容的干部队伍建设标准，并积极推动一批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层。但是，１０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这批中青年干部也已渐渐步入老年，干部的“年轻化”问题又一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了。因此，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他指出：“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
另一方面，老干部要继续做好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政策的连续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
但与此同时，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选拔、培养跨世纪的年轻干部并不仅仅是指实现干部“年轻化”那样简单，对即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而言，２１世纪既是一次机遇，也充满了挑战，这也对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年轻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尤其是苏联、东欧的剧变和１９８９年春夏之交我国的政治风波，使邓小平认识到，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希望通过“和平演变”改变中国的颜色的企图，我国的跨世纪领导干部必须在政治上有坚定的信仰，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
在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向全党和全社会提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
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如何保证中国将来不会改变颜色，邓小平从我国的国情和党情出发，提出要把共产党的内部搞好，就是要从长远和战略上做好选拔接班人的工作，把一大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年轻干部选拔和培养起来，并且在中国逐步形成靠制度选拔接班人，而不要由个人指定接班人。只有培养出大批优秀的接班人，形成巨大的新生力量，才能顺利地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多次强调：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
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同时，邓小平还提出，面向新世纪的年轻干部不仅应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而且必须适应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要求，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
面对国内一些人对正在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产生的疑虑和诘难，认为改革开放将导致中国滑向资本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当今的世界，科技和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只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才能使中国赶上世界发展的脚步。实行改革开放，不仅是当前，也必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一项基本政策，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中国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也决定了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年轻干部，必须以改革的面貌来选配领导班子，各级领导班子必须由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的人来组成，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正如１９８９年５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所提出的：“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同时，为保证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推行，我们在选拔培养年轻干部时，就是要选那些扎扎实实地为人民做事，真正有政绩、有魄力、有水平的人。邓小平提出：“我们现在就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
１９９２年在上海，邓小平面对２１世纪这一全新的时代背景，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并清晰而敏锐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强盛不衰，关键就是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
在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方针和“南方谈话”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把培养、选拔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的战略决策。江泽民曾多次强调指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培养和选拔大批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优秀年轻干部，是一项战略任务，必须抓紧做好。
同时，一大批既是有知识、懂业务、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又是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中青年干部先后走上领导岗位。在党的十四大上，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１８９名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为５６．３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８０％，７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只有４９岁。
在上海，这片邓小平曾经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地方，为实现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城市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的战略定位，上海市委于１９９３年１１月提出要实施“三个一”工程，通过赴国外学习，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交流和锻炼，培养和选拔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１００名高层次党政领导干部、１０００名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和一大批各类高级专家。
如今，上海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的速度明显加快。２００２年，全市调整充实后的新一批局级后备干部１９９９人，其中４５岁以下的局级后备干部占局级后备干部总数的６５．４％，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９９．８％。一大批跨世纪青年干部正逐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并成为上海未来发展的关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