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时许，两辆大客车徐徐进入公司大门驶向公司的主厂房——硅片制造部，车门打开，上海市仪表局党政领导和公司领导迎上去，邓小平和杨尚昆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的陪同下，走下车来。
邓小平来到接待室，仔细地倾听陆德纯总经理介绍贝岭的产品、技术……时而拿起加工好的硅片察看，还饶有兴趣地看完了１２分钟的贝岭简介录像。仔细听取了总经理陆德纯的汇报，并在高倍显微镜下观看了芯片上的线路。他看了后认真地说，要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化。听了介绍以后，邓小平走进参观走廊，视察在净化车间内集成电路的生产工艺。在参观过程中，吴邦国向邓小平汇报说，发展中国高新技术有三条路：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买技术，三是中外合资。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合资、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可以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由于集成电路生产要求洁净度极高，整个硅片加工生产是在封闭的净化车间里进行的，因此邓小平是在观察窗前视察设备和生产等情况的。总经理陆德纯指着一台大束流离子注入机汇报说，这是集成电路生产的关键设备之一，是经过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首次引进到国内的ＩＣ生产主要设备。
邓小平一边听着陆德纯的介绍，一边仔细地看着正在工作的机器，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指着离子注入机问陪同的同志，你们说这台设备姓“社”还是姓“资”。邓小平接着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资”可以转化为“社”，“社”，也可能转化为“资”。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先进技术为我所用，这台设备现在姓“社”不姓“资”。邓小平的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我们搞社会主义，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什么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但不能脱离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抽象地谈论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更不能无端地怀疑和担心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判断姓“社”还是姓“资”也不能只看一种事物本身的性质，还需要把它放到我国当前特定的环境条件之下，看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作用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并不是任何东西本身都有“社”、“资”属性。对于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离子注入机这类东西，其本身不具有“社”、“资”属性，而是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的东西。
我们用它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也就意味着它现在姓“社”了。即使对于那些本身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例如外商投资，我们也不应因其姓“资”而一概排斥。只要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也可以引进和利用。我们大胆引进和利用这些东西的做法本身不姓“资”，而是姓“社”，属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措施。
在总经理陆德纯陪同下，邓小平来到一台分析显微镜前，邓小平低下头，在分析显微镜下观看集成电路的结构。邓小平看了高兴地说：电路一层一层如高楼大厦，并再三叮嘱这技术要高、高、更高。的确，集成电路的技术要高而又高。贝岭公司在国内是首家规模生产２．４-３微米的集成电路的微电子企业，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美国、日本、我国的台湾地区都生产０．８微米的集成电路，有的还能生产更高水平的集成电路。
微电子工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关心着微电子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视察结束时，邓小平和公司科技人员代表合影留念，他寄希望于科技人员更加奋发努力把经济搞上去。
贝岭公司大道上站着很多员工欢送邓小平，邓小平离开硅片制造部没有立即上车，却走到职工中间。人群沸腾起来，热烈的掌声不息，员工争着伸出手来和邓小平握手，照相机、摄像机忙着把这美好时刻点滴不漏地收进镜头。
２月１２日，邓小平来到闵行。这天风和日丽，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来到闵行开发区的紫藤宾馆。他坐在开发区的巨型模型前，一边听取开发区总经理鲁又鸣汇报，一边提问。当听到开发区是全国单位土地面积引进外资最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是１∶２．８，早已全部收回投资时，邓小平高兴地说，这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并提高嗓音讲，这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２日，邓小平听取上海闵行开发区情况汇报。
由于闵行开发区距离邓小平的住处比较远，视察闵行开发区后还要去旗忠村视察，而且在闵行开发区的活动时间已大大超过原计划的时间，陪同人员担心邓小平太累了，就站起来催促说，该走了。这时，邓小平突然站起来说，我还要说几句话。结果一讲就讲了近２０分钟。
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两个地方都要做标兵。要讲综合国力，讲社会生产力，要回答改革开放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
姓“社”还是姓“资”？现在不是争论得很多嘛。这是个大原则，要用事实来回答。农村改革是一大壮举，改革开放一下子破了陈规陋习，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当时许多人不赞成，第二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一，第三年赞成的是三分之二，第四年全跟上了。当时好吵呀。实践证明，承包制姓“社”不是姓“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问题是用实践来回答的，城市改革问题也要用实践来回答。实践这个标准最硬，它不会做假。你们闵行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回了投资，是原投资的２．８倍，这就是事实。但这还不够，还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上海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靠大家努力。
１９９２年２月１２日，邓小平视察上海县马桥乡旗忠村。
邓小平视察上海，使浦江两岸涌现一股澎湃的春潮。人们都在思考、探索和策划：如何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奋起直追？失去这次机遇意味着衰弱，意味着沉沦。每一个有志气有抱负的上海人，都要用邓小平“南方谈话”激发自己的历史责任感、时代紧迫感，谱写振兴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新篇章。
２月２０日，邓小平带着上海人民对未来的信心，带着上海进一步开发的宏图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历时３５天、行程６０００多公里的南方之行，邓小平正确分析了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又一次为改革开放的航船拨正了航向。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宛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中华大地，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就在邓小平视察南方之时，海外媒体已经沸沸扬扬。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这次视察南方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次进入快车道。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投资的热点。国内舆论更是热火朝天。人们欢呼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期待着改革开放的又一个高潮。
党中央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迅速作出反应。
１９９２年２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座谈会上强调：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他１０多年来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贯思想的高度体现和新的发展；十四大报告要以这个谈话精神作为贯穿全篇的主线。
３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全体会议，集中学习和研究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
６月，江泽民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向在党校进修的省部级学员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释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江泽民着重指出，邓小平的这个谈话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江泽民在讲话中说，中央给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江泽民说：小平同志重要谈话贯穿一个鲜明的中心思想，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开手脚，大胆试验，排除各种干扰，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地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江泽民从９个方面阐述了如何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
根据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十四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又对报告作了重要修改。到十四大开幕时，报告已经修改了１０次，６２０多处。在此过程中，邓小平亲自审定了讨论稿，对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报告是有分量的，结构也是好的。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对近２０００名十四大代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郑重宣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说：这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
党的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及其“南方谈话”做了高度评价。
党的十四大报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灵魂，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９个方面作了新的科学概括，使之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并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初“南方谈话”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