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会典》曰：“凡在外，五年审录。”又曰：“洪武二十四年，差刑部官及监察御史，分行天下，清理刑狱。”洪武二十四年所差之审录官系刑部及都察院二法司之官1，正统六年（１４４１），大理寺官1亦奉旨赴直隶及各省审录罪囚。《大明会典》载：“正统六年，令监察御史及刑部、大理寺官，分往各处会同先差审囚官，详审疑狱。”所谓“先差审囚官”，是指巡按御史。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差官审录之制又变，皇帝不再差遣监察御史，而仅差遣刑部及大理寺二法司官1赴直隶及各省审录罪囚。
《大明会典》载：“（正统）十二年，差刑部、大理寺官往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司，会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审录。死罪可矜可疑，及事无证佐可结正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若御史别有公务，督同所在有司审录。原问官故入等罪，俱不追究。”皇帝之所以仅差遣刑部及大理寺二法司官1赴直隶及各省审录罪囚，系因皇帝原已差遣巡按监察御史赴直隶及各省，毋须重复差遣监察御史也。
成化七年（１４７１）以前，皇帝差官审录直隶及各省罪囚，无固定年分，并非定制。皇帝认为有需要时，即可降旨差官审录直隶及各省罪囚。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差官审录始定为五年一次，成为定制。
兹选录洪武二十四年至成化七年差官审录之事例如下，以明成化以前差官审录之实际情形：
１洪武二十四年（１３９１），“差刑部官及监察御史，清审天下狱讼。”
２永乐九年（１４１１）夏四月癸巳，“刑部、都察院言：‘各布政司、按察司所鞫重囚，审复明白者，请遣官临决。’上曰：‘虽云审复明白，然能保其中悉无冤乎？……其再遣人审复来闻，而后遣官决之。’”此所谓“审复”即是审录复奏。
３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八月十八日，皇帝敕谕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尔等处决天下重狱，夫犯者既皆在外，但凭所具之词，即行处决，其词宁无虚饰者乎？人命至重，死即不可复生。其遣的当官，分临各处，同三司、巡按监察御史及府州县，公同详细审实。若情犯深，果无冤枉，听从处决。如情有可矜、狱有可疑及审异不服者，仍监候具奏，与之辨理。”此所谓“遣官审录”
即遣官审录处决（审决），亦即差官审决。
４正统六年（１４４１）夏四月甲午，“敕监察御史等官详审天下疑狱。
……奏令分往各处，会同先遣审囚官及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于凡囚犯事可疑、情可矜者悉心审谳，务在平恕。”此次审录，三法司官1均奉旨赴各省审录。
５正统十二年（１４４７），“差刑部、大理寺官往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司，会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审录。”
６成化四年（１４６８）奏准：“差本寺寺正及刑部郎中等官，往南北直隶，会同巡按御史审录。”
７成化五年（１４６９）九月癸未，“刑部郎中陈俨审录南直隶狱囚，死罪之有冤者十人……俨皆为辩明，具狱上请，从之。”
二五年审录前述皇帝不定期差官审录直隶及各省各类人犯之作法，成化八年（１４７２）开始制度化。《大明会典》载：“成化八年奏准，今后五年一次，请敕差官往两直隶、各布政司录囚。”依据这项敕令，五年举行一次审录。但事实上，五年审录未必如期举行。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夏四月癸丑，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奏：“五年一审录事例详于在京，而略于在外。”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为办理直隶及各省审录事宜，朝廷并发给恤刑官审录关防。《大明会典》载：“（嘉靖）十五年，铸审录关防十五颗给恤刑官。”五年审录制度益形制度化。
成化八年以后的五年审录制度，《大明会典》定曰：“国朝慎恤刑狱……其在外，则遣部寺官，分投审录。北直隶一1，南直隶江南北各一1。浙江、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各一1，云南、贵州共一1。各奉敕会同巡按御史行事。”定制后的五年审录工作，《大明会典》定曰：“（成化）八年奏定，每五年一次，法司请敕差官，往两直隶、各布政司审录见监一应罪囚。真犯死罪，情真无词者，仍令原问衙门监候呈详，待报取决。果有冤枉，即与辩理。情可矜疑者，陆续奏请定夺。杂犯死罪以下，审无冤枉，即便发落。”
明代的五年审录制度有其制度上的缺失。关于其缺失，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三月丙午，刑科给事中庞遂以五年差官审录上言：狱者，民命所关，事至重也。顷司刑之官，苛刻者锻炼深入，苟简者因袭抄誊。上司不察而误信，冤民哀挖而无从。积滞之冤，上干天和，所望以察诬枉、宣德泽者，惟此五年审录之举耳。今差去诸臣复拘泥成案苟且竣事，外有审录之名，内无矜详之实，欲断狱得情难矣。又查差官审事例，原勘原问官出入等罪悉免究问。明例所在，实有深意，若乃明知其枉而顾忌原问，私避嫌谤，故不与辩，或诬入重情，必致之死，此其残忍欺罔之罪，将推诿哉？乞敕所司移文所遣官各会同巡按御史、三司等官，凡一应重囚，务虚心研审，必得情实，有可辩理释放，发遣豁者，皆速与施行。若果有冤枉而初为审辨官所辨出者，原勘原问官仍置不论；如审辨官明知冤抑不与辨，或忌原问而诬入，后为他官所辨出，原问经审官皆宜追论；若本无冤枉而徇私曲纵者，亦宜谴。如此，庶朝廷钦恤之典为虚，而天下可无冤民矣。
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四月壬午，刑部主事江满亦上言五年审录之缺失：
臣等分方谳狱，期广圣恩，但臣所驳问者，所司类不速报，其矜疑大辟奉旨遣发者，复辄易立。……请申禁各省司府，如有仍前怠缓偏执，及已奉钦依擅自更易者，听本部参究诏罪。（报可）
刑部主事江满所说的审录官审录结果“已奉钦依擅自更易”的缺失，嘉靖二十六年（１５４７）曾敕令地方官改正。《大明会典》载：“（嘉靖）二十六年令，凡经审录官奏审过重囚，奉有钦依饶死者，抚按官即遵照发遣，不许仍执决单，故行奏扰。二司官如有故违钦恤，敢为番异，竟致人于死者，巡按御史指实具劾，本部察访参奏。”
直隶及各省五年审录完结后，审录官应奏闻皇帝裁决。前已言之，各地提刑按察司及巡按御史本即有审录罪囚之责，皇帝差官赴直隶及各省审录各类人犯，审录人犯一事即有重复之嫌，按察司及巡按御史与审录官（即恤刑官）于审录权责上难免扞格。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初，山东巡按御史即曾就审录官与巡按御史之权责建言：“审有矜疑，行有司问明通详，巡按衙门参酌停妥，然后奏请。”同年三月庚戌，刑部认为：
夫矜疑必请详于御史报可，始许具题，是恤刑官为御史一理刑官也，何谓专敕？审过矜疑若干，令法司复行，恤刑官照数具题。是恤刑官尽受成于御史也，何谓钦差？且宪臣主于执法，部臣主于宽恩，各有所重，原不相制。若一一尽专于御史，惟一御史足矣！又何须五年特遣部臣恤刑为？
上述万历十五年有关五年审录权责之争执，奉旨：“巡按御史及恤刑官审录，各照旧行事，不必纷更。今合候命下，使事权各有所属，职司两不相妨。”至于万历年间直隶及各省五年审录的程序，大致如下：
１（审录官）据原招以别矜疑，允驳听之部议。
２法司之奉旨议复也，据原奏以定允驳，可否请自上裁。
五年审录之业务由刑部主办，但皇帝差官审录直隶及各省各类人犯时，直隶及各省地方官因系原勘原问官，责任攸关，故常有掣肘情形。万历十九年（１５９１）四月辛丑，针对五年审录恤刑制度，刑部题恤刑四款：
一、恩恤宜广。奉差官须虚心详审，惟求至当，不拘人数。本部题复，亦惟详其恤之当否，不得以数多参驳。
二、鞫审宜慎。狱情变伪无穷，须不厌烦劳，吊取始末卷案，前后招对细简严查，临审时详问证佐，务得真情以洗沈冤。
三、平反宜公。恤臣主于原情，按臣主于执法，各不相戾，苟为摘一二按臣所经参驳之狱以为矜恤，安用恤录为哉！宜去雷同尚平允，按臣亦宜和衷，共沛德意。
四、事权宜重。每恤臣所历地方，专责理刑一1听其委分驳勘。
府、州、县正官俱不得相抗玩怠。违者揭呈，重则参奏。恤录官事竣，亦听该科分别考核。
直隶及各省案件本应由地方官1自行依限审结，巡按御史又系中央派往地方审录人犯之官1，无论是不定期或五年一次由皇帝差官审录直隶及各省各类人犯，均系叠床架屋，亦容易引起审录官与原问官之矛盾或冲突，并非妥适作法。不定期审录或五年审录制度，清代废弃不用。
（第四节）直隶及各省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慎刑程序——差官审决
一差官审决的沿革
明代的死刑制度，洪武初就已分成真犯死罪和杂犯死罪两种。真犯死罪是指极重大的死罪案件，杂犯死罪是指其他非重大的死罪案件。真犯死罪人犯应决不待时，杂犯死罪人犯则多免死戌边。依《大明会典》记载，洪武初定，真犯死罪六十五项，杂犯死罪十三项。洪武三十年定，决不待时七项，秋后处决五十一项，工役终身四十二项。永乐元年定，迁发种田八十八项。洪武初定的真犯死罪，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改为决不待时。洪武初定的杂犯死罪，洪武三十年改为秋后处决。
明代的死刑制度在弘治十年（１４９７）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修正。弘治十年那一年把死刑分为三种：
（一）真犯死罪，决不待时：此即立决，又分为：１凌迟处死：共十二项。
２斩罪：共三十五项。３绞罪：共十三项。
（二）真犯死罪，秋后处决：此即监候，又分为：１斩罪：共九十三项。
２绞罪：共七十五项。
（三）杂犯死罪：又分为：１斩罪：共四项。２绞罪：共七项。
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及三十一年（１５５２）增定，真犯死罪中，增斩罪十八项，绞罪十一项。万历十三年（１５８５）增定，真犯死罪中，增斩罪八项，绞罪四项。
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所定“决不待时”即系“立决”，而所定“秋后处决”即系“监候”（监禁候决之意）。“立决”与“监候”之别应即起于洪武三十年。
《大明律》上并无“决不待时”与“秋后处决”的区分，此种区分来自明太祖的敕令。“秋后处决”（简称秋决）的传统历史悠久，西汉时代已有此种作法。
明初，各省及直隶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定案后，执行前，皇帝常“差官审决”。洪武二十三年（１３９０）秋七月辛亥，即有事例。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令刑部详审在外呈详狱囚，务得真情，然后差官审决。惟云南路6，令本处会官详审处决。”这是明代差官审决（审理处决）敕令的最早记载。洪武三十年（１３９７），《大明律》颁行天下。《大明律》第４３５条（有司决囚等第）规定：
“至死罪者……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监察御史；在外去处，从布政司委官，与按察司官，公同审决。”明律第四三五条的规定与洪武二十五年的敕令大体相同。
关于差官审决一事，《大明会典》载：“永乐元年令，各布政司死罪重囚，至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此项敕令已与《大明律》第４３５条（有司决囚等第）之规定不同。《大明会典》又载：“宣德八年谕法司：‘天下重囚，遣的当官，分临各处，公同巡按御史，详审处决。’”此项谕旨亦与《大明律》第４３５条（有司决囚等第）之规定不同。
直隶及各省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差官审决制度，正统四年（１４３９）又变，《大明会典》载：
凡各都司、布政司所属并直隶府、州、县军民诸衙门，应有罪囚，追问完备，杖罪以下，依律决断；徒流死罪议拟，备申上司详审。直隶听刑部、巡按监察御史，在外听按察司并分司，审录无异。徒流罪名，就便断遣，至死罪者，议拟奏闻。事内干连人数，先行摘断不须对问者，发落宁家。必合存留待对者，知在听候。直隶去处从刑部委官与巡按监察御史，在外从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监察御史，公同审录处决。如番异原招、事有冤抑者，即与从公办理。若果冤抑，并将原问（原）审官吏按问。其应请旨者，奏闻区处。若审录无异，故延不决，及明称冤枉，不与伸理者，并依律罪之。
很明显的，正统四年的敕令也与《大明律》第４３５条（有司决囚等第）不同。明代差官审决直隶及各省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乙事定制于弘治二年（１４８９）。弘治二年（１４８９），“令法司每年立秋时，将在外监候一应死罪囚犯，通行具奏。转行各该巡按御史，会同都布按三司，并分巡分守。南北直隶行移差去审刑主事，会同巡按御史，督同都司府卫从公研审，除情真罪当者，照例处决。果有冤抑者，即与辩理。情可矜疑者，径自具奏定夺。其未转详者，责令转详。未问结者，督同问结。俱要遍历衙门，逐一研审。”
从上述弘治二年的敕令，可以看出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差官审决之变革：
（１）各省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之审决，由巡按御史、都布按三司及分巡分守道公同为之。
（２）南北直隶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之审决，由刑部主事、巡按御史及都司府卫公同为之。（南北直隶无布、按二司。）
依弘治二年敕令，各省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之审决，已不再另差官1审决，而由巡按御史为之。仅南北直隶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之审决，仍然另差官1审决。弘治二年后，各省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之审决，系由各省巡按御史主审。此项“审决”制度兼含“审理”与“处决”两部分，且系于立秋以后为之，实质上系各省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之“秋审”与“秋决”，惟当时无“秋审”
之名而已。
二差官审决的程序自弘治二年始，差官审决制度成为定制。惟南北直隶与十三省之差官审决颇有差异，南北直隶之差官审决以刑部主事及巡按御史为主，十三省之差官审决以巡按御史为主。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定：“每岁，奏差审决重囚官，北直隶一1，南直隶，江南、江北各一1。”又嘉靖三十八年（１５５９）题准：
“大同系重镇，应决重囚合改行宣府地方，比照南直隶，江南、江北事例。北直隶添差关内一1，关外一1。以后每年立秋后，刑部照例选差前去，务要霜降后俱到地方，会同巡按御史审决重囚。”由上述史料可知，每年差官审决，弘治十三年起，刑部原差北直隶一1，南直隶二1。嘉靖三十八年起，刑部改差北直隶二1，南直隶则仍为二1。
直隶及各省每年以决单将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奏闻皇帝，皇帝差官审决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情真者，自应处决。矜疑者，则应缓决。番异称冤者，亦应缓决。每年差官审决，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情真者、矜疑者及番异称冤者，俱应奏闻皇帝裁决。以嘉靖四十一年（１５６２）差官审决为例，矜疑死囚不在少数。《明世宗实录》载：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戊寅，法司类奏天下矜疑重囚之数：刑部十五人，南京刑部二人，北直隶九十八人，南直隶七十七人，浙江二十二人，江西四十六人，福建十八人，湖广五十二人，河南七十二人，广东二十七人，陕西五十人，山东十九人，四川一百人，山西九十六人，广西十六人，云南十七人。
关于每年差官审决时，应秋后处决死罪人犯何者应处决，何者应缓决，洪武末年即有定例，惟未形成制度。依前述正统四年（１４２９）敕令，似仅有情真与番异两种情形。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七月戊午，刑部奏请差官审决时，皇帝曾谕令：“其情真罪当者，依律处决；番异称冤及可矜疑者，具实奏闻，毋致诬枉。”又依前述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敕令，已有情真、冤抑及矜疑三种情形。
对于差官审决，“审决”一词的含意及应有作法，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十月戊午，刑部复礼科给事中李以谦题：
每岁录囚不曰处决，而曰审决。恐临决之有冤抑而再加详审也。
近年各省直逼审决之期，但择情重者决之，是处决而非审决也。宜行巡按御史虚心详谳，有情与律背，事与招违者，即为办理。事虽不冤，执词不服者，亦缓决，以待下年再审，不得一概行刑。至于元恶大憨，有会审批允十数年不到部院者，应将稽迟官吏坐赃重究，庶狡恶者不得幸免。
（上是之）
南北直隶差官审决时，刑部官1应先赴内府领精微批文。《明世宗实录》嘉靖二十二年（１５４３）八月戊戌载：
南北直隶决囚，原系刑部编定外号为一籍，用印给各府分贮。每遇秋后，则刑部先期奏请，遣官赴内府领精微批文，以批号比内号，底簿号同，赍诣各地方，会同巡按御史审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