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通五年七年，有若皇甫公，有若钟离公，相承八十余年，皆仪图其地，卒不能就。公曰不然，吾为汝成之。于是究其源，度其地，鸠其工，喻其民。民咸乐之。九年八月（动工修渠三十余里）灌注原田，新旧共百有余顷”，“十年夏，新陂成”。由所记看，自颜真卿至李公，历任刺史皆有治抚州水利事，而以颜、戴、李为有功。杜佑任职在颜之后，戴之前，他整修了堤防蓄、泄水系统，可以预防旱涝，保证耕稼收成，应该说也是有功劳的。以后戴叔伦贞元初刺抚，“民岁争溉灌，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饷岁广，狱无系囚”，可以认为是继承了佑的事业，是在几年前杜佑领导整治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可能是由于杜佑治水，不是专治某渠某陂如其他人那样，而是综合性的固堤坚防治理，故后人忆治水，未提及佑的名字。
说这段抚州任职经历对杜佑的完善《通典》写作有利，则在于可能就是在抚州，杜佑初次看到了对他写作《通典》有启发影响的另一部唐人典制体着作——刘秩的《政典》一书的原文。刘秩为刘知几第四子，开元末任左监门卫录事参军，天宝时转迁宪部员外郎，即战争之前一直在京师为官，至德初为给事中。战争爆发后，他与房琯等人皆赴灵武助肃宗平乱。就在这一年，刘秩作为唐军参谋，在房琯主持的唐廷首次反击战役——长安城外便桥陈涛斜战役中纸上谈兵，以春秋战法布阵，所谓“以车两千乘缭营，骑步夹之”，导致官军因战术错误而为乱军所败，于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年）与房琯一起遭到贬放，先为阆州刺史，再贬抚州长史，以后卒于抚州任所。
唐士人任职地方，有随带书籍随时着述的习惯，刘秩贬抚州，可能也是随身带着自己的藏书和着述的。以后卒于抚州，可能所带书籍中就有包括《政典》在内的一些着作或因赠与或因州官转抄而留在官署衙门里，待以时日而为佑所见。又，《新唐书》刘秩本传说他“所着《政典》、《止戈记》、《至德新议》等凡数十篇”，《至德新议》当作于贬放后，说明他贬放期间仍有着述。换言之，如前所述，我们推测，刘秩《政典》虽然成书较早，开元、天宝之际当已成书，但由于杜佑年少，又很早就离开了京城，对于刘秩的《政典》，他最初似并未及见到原文，也无可能像宋人修史如《新唐书·杜佑传》所说的那样很早就与房琯等人对之加以评论，史籍关于房琯、杜佑评价《政典》的记载，其实是忽略了二人身份不同、也无机会碰在一起这一细节，而将异时异地的两人议论拉在一起说了。杜佑见到刘秩的着作，并参考其书观点、体例，据以对自己的《通典》作补充修改，很可能是在大历末做抚州刺史的这段时间里。
宋人修史，关于杜佑与《政典》的关系主要有三种提法。
其一是《新唐书·杜佑传》的说法：“佑嗜学，虽贵犹夜分读书。
先是，刘秩摭百家，牟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佑以为未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其二，《文献通考》的说法：“《通典》二百卷。晁氏曰：
唐宰相杜佑撰。先是，刘秩采经史子黄帝迄天宝末，制度沿革废置，议论得失，仿周礼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佑以为未尽，因广之，参以新礼，为二百篇。以食货等八门分类裁叙，世该洽。三十六年成书，德宗时上之。”其三是苏轼的说法。《东坡志林·人物·房琯陈涛斜事》：“房次律败于陈涛斜，杀四万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
《通典》虽杜佑所集，然其源出于刘秩。陈涛之败，秩有力焉。
次律云，热洛河虽多，安能当我刘秩！区区之辩以待热洛河，疏矣。”热洛河，安史乱军少数族同罗部骑兵勇士之音译。
又，说之前杜佑未及见《政典》，还有一个证据，即前已提及的李翰《通典序》。按常理，如果杜佑《通典》是《政典》的“广之”、“源出”之作，曾数旬一起讨论、颇知杜佑着述旨趣的李翰，在作序时是不会只字不提的。
而说杜佑在刺抚州以后又对《通典》有所修改，则证据很多。例如，考察杜佑于《通典》正文之外所加的“注”、“记”、“议”、“说”等各种补注、夹议、按语材料，即可以看出，这些注记议论材料并非集中时间完成，而是逐年随时而写就的。其时间范围，上起大历、建中之际，下至贞元中。最晚的一条，时间已经到了贞元十三年。说明杜佑以后直到贞元十七年进书朝廷之前数年，还一直在对《通典》进行加工修改。其中有一条材料，记载并评论代宗的葬礼礼仪安排，提到主持葬礼的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并提到“今上”云云，“今上”当指新即位的唐德宗。这条材料，可能就是杜佑大历十四年十月以后至建中初年之间所写，写的地点，可能在离任入朝任职尚书省工部或金部之后的京城。这大概是可以明确反映杜佑抚州以后仍继续修改《通典》一书的可知时间最早的材料。这里顺便提一下。
以上是对杜佑抚州经历的考察追述。又，如据前引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和《旧唐书》本传的说法，杜佑在刺抚州之后，还有过一段短暂的检校御史中丞领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的经历。这段经历，因材料过于缺乏，目前几乎还无法加以讨论，只好暂付阙如。对于这段经历，我们现在能加以判断的仅仅是：如果杜佑确曾又从江南西道去过远在岭南道西边的容州（今广西容县），担任过容管经略使的职务，那么根据前面对他刺抚、入朝时间的讨论，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可能是在大历十三年以后，建中元年以前。
现在回过头来看建中三年这次任职饶州。
饶州亦为江西经济大州。地接长江，境内有鄱阳湖，山林矿产丰富。唐中后期尤以出银和产茶出名。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里记述道：“州内有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浮梁属县）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余贯。”刘禹锡后来在《答饶州元使君书》中也曾评价说：“濒江之郡，饶为大。履番君之故地，渐瓯越之艾俗。余干有亩钟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斗力，狃于轻悍，故用暴虐闻。重以山茂%楉，金丰镣铣，齐民往往投鎡錤而即铲铸，损丝枱而工搴撷，乘时诡求，其息倍称。”但杜佑这次刺饶州，因是贬放而来，心情可能受到影响，加之实际上也有一种过渡性质，时间较短，在饶州仅不到两年就有了新的任命，因此在任职期间似乎对治理饶州没有多少作为，没留下什么政绩。史籍材料对他这段经历也只是一笔带过，没有事迹记载。
不过，虽然如此，有一件事还是值得一提的，这就是饶州地当江西往鄂、襄水陆要路，地理位置重要。杜佑刺饶州时期，正是唐廷与北方、中原一些割据型藩镇之间的斗争进入紧张阶段的时期，杜佑在饶州，可能曾为维护一度改道饶、洪、鄂、襄溯江水而上的江南物资运输线的畅通，支援朝廷对藩镇战争、度过泾原兵乱危机作出过贡献。下面稍作展开讨论。
唐德宗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在整顿朝廷政治、经济的同时，也想在加强集权、控制地方藩镇问题上有所作为，对一些由原安史旧将自行控制节度使职务受代的藩镇的军事行动多了起来。这些藩镇为保护自我利益，也采取了互相声援甚至联合反抗的应对措施。建中二年（公元７８１年）正月，河北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自称留后，上表请朝廷承认受代。德宗抓住这一机会，拒绝承任李惟岳，并进行军事调动布置，兴兵讨伐。成德李宝臣父子、魏博田承嗣、田悦父子、淄青李正巳、李纳、襄邓梁崇义等四镇早在大历中已“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这次朝廷态度强硬，用武成德，使其他诸镇感到了威胁，于是再次互为支援，联合起兵反抗。三月，唐廷在中原扩修汴州城，作军事部署，魏博田悦、淄青李正巳、李纳各移兵于近汴之境备战。五月，朝廷任命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为汉南北诸道都知兵马招抚处置等使，首先开始向襄邓的梁崇义开战。以后又于夏天先后发动了对魏博和淄青的攻击。到这年秋冬，唐廷淮宁军李希烈攻占襄阳、诛梁崇义，汴州宣武军破李纳之众于徐州，幽州节度使兵破李维岳众于河北束鹿，河中、泽潞节度使兵破田悦兵于魏州，至次年春，四路削藩战事都取得了一些胜利，形势一度对朝廷有利。
但是，有利的形势转瞬即逝。建中三年（公元７８３年）四月，唐削藩主力幽州节度使朱滔因功不满，勾结原成德李惟岳部下王武俊，联手魏博田悦、淄青李纳反叛于河北、山东，不久另一削藩功臣李希烈也心怀异图反叛于淮西，至年底，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并发兵攻打洛阳等地，藩镇叛乱进一步扩大了。
这时的唐廷，旧叛未平，新叛又起，加之短时间内大举用兵，军事供应耗费巨大，兵穷民困，借钱京城商户及税间架引发骚乱，江淮运输线又为叛军所阻，反藩镇战争进退两难，一时陷入困境。
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朝廷感到害怕和最没有想到的是，一次泾原兵变，竟然又把战火烧到了京城朝廷的头上，险些颠覆了朝廷的统治。泾原兵变发生于建中四年（公元７８３年）十月。此前三月，德宗已开始调集河南、淮南、江西等道军队，以李勉、贾眈等人为统帅，兴兵讨伐淮西李希烈。到这年十月，为增援助攻，加强打击力量，德宗又抽调驻守在抗御吐蕃前线的泾原节度使兵五千人前往淮西。泾原兵前身是来自西域的安西北庭行营兵，战后辗转来此驻守，是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这五千兵卒在东进的路上经过京城，原指望能受到朝廷重视并有所表示，没想到朝廷仅在城外以淡饭粗茶打发了事。士兵们被激怒了。于是调头入城，高喊口号，群抢皇宫内库，掀起轩然大波。惊慌的德宗君臣先是仓促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被围一个月后再南走避难梁州（今陕西汉中），上演了一出类似当年玄宗西奔成都的逃难剧。哗变士兵则在京城拥立在家闲居的原卢龙节度使朱泚为帝，设官立制，俨然成立起小朝廷。以后直到兴元元年（公元７８４年）五月，唐朝廷才在从河北前线率军返回的神策军将领李晟及河东节度使马燧等人的帮助下收复长安，击败后为部下所杀的朱泚，平息叛乱。泾原兵变对于唐廷来说是一次严重的事件，它使唐廷的统治几乎被颠覆，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危机。同时，以兵变过程中德宗于兴元元年正月下诏己罪为标志，德宗朝的藩镇政策也发生了一个大变化，从此不再轻言动武，遇事多姑息。
在德宗发动削藩战争到泾原兵变被平定这段时间里，受汴、徐、淮西战事影响，以及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暗中与淮西李希烈交结、截扣江南赋税物资、闭境自守的影响，唐战争赖以支持、朝廷赖以生存的江淮物资供应，在运输线路上也一度发生了变化。由于汴、淮一线运河不便使用，输送京城的江南物资，在这期间继一度改道淮水-蔡水之后（前节已述及），这时又改为不入淮水，仅沿长江西进，经饶州、洪州、鄂州、襄阳，转趣武关北上。
《通鉴》综记其事：“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泚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筑，抵京岘楼堞相望，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李）皋数遣使贡献（时节度江南西道）。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其中的曹王李皋是开辟或者说是自安史战争以来恢复使用这条运输线的功臣。李皋建中三年十月自湖南观察使转任江南西道节度使，驻洪州，可知这条线路是建中三年十月左右开通的。
杜佑建中三年五月出任饶州刺史，此前曾在京城以户部侍郎判度支、领江淮转运使，主管过漕运事务并曾主持开蔡水运路，此时李皋以江西节度使任在洪州经营江南运输线，杜佑州务受其统辖，当不会不参与，因此关心其事，甚至有所行动，如采取措施整治修缮，管理好饶州境内的驿路及水路交通等，应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说，杜佑在饶州，可能在维护这条江南物资运输线的畅通方面作出过贡献。
杜佑在饶州住了有大概近两年的时间。此后兴元元年（公元７８４年）三月，德宗仍在梁州、但即将返回京城前不久，杜佑又接到了朝廷新的任命，命他前往广州，接替奉调入京为户部侍郎判度支的元琇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从此他地位提升，权力扩大，由一州长官转为统领一道、主管方面的封疆大吏，坐镇岭南、“拥节番禺”，进入政治生涯的又一重要时期。
杜佑出任岭南节度使的时间史传记载明确。《旧唐书·德宗纪》：“（兴元元年三月）丙戌，以前饶州刺史杜佑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兴元元年九月）甲申，以前岭南节度使元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贞元元年正月）丁未，以饶州刺史卢愖为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以上可知，兴元元年（公元７８４年）、贞元元年（公元７８５年）之际，饶州、广州皆有人事调动，饶州方面，卢愖接替了杜佑，旋又赴闽为福州刺史，福建观察使。广州方面，则是元琇内调入朝，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杜佑接替了元琇，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
又，元琇从《旧唐书·德宗纪》知，是建中三年（公元７８２年）三月调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的。在任三个年头。此前的职务是容管经略使。元琇建中三年三月以前任过容管经略使，这条线索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前曾推论，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并序》谓杜佑曾做过容管经略使，这个说法如果可信，则杜佑的任职时间应只能在大历十三年到建中元年之间。
现在看来，这个推论当不无可取之处。因为按照三年一报政的惯例，除非有特殊情况，一个官员应在一地任满一个任期，才能转迁调动。元琇建中三年离旧任、赴新职，反映出他旧任上任的时间，可能是在三个年头以前、即建中元年前后。而这个时间，与前面推测的杜佑任、离容管经略使的时间，似乎是能衔接上的。实情究竟如何，尚有待材料的进一步发掘考证。
言及元琇的职务调动，感到这条线索可能对于了解杜佑的这段经历有意义，这里顺便提一下。
《旧唐书·杜佑传》对于建中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７８２-７８５年）这几年杜佑任职的变动情况，作了这样的归纳：
“（建中三年）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苏州忧阙授之，佑不行。俄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时德宗在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脱，旧岭南节度使常兼五管经略使，独佑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
前引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并序》则概括为：“出为苏州刺史，属受代者以忧阙，换饶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领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
杜佑在广州为岭南节度使三年，恰好一个任期（贞元元年至三年，公元７８５-７８７年）。这时的杜佑，年龄刚过５０，正当精力旺盛的壮年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