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最初出现的官方儒家学说的某一方面的内容：儒家与相关性宇宙论的融合。这种官方儒家学说中更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是它与一个经典体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经典被称作“五经”或“六经”。
在许多古代典籍中，六经等于“六种技艺”，或“六种神圣学科”（六艺）。③根据当时学科的发展考虑整个问题，这样的称呼更准确些。从本质上讲，经典就是那些在学科中取得了正典地位（canonicalstatus）的特定文本。通观整个汉代，我们有不同的《尚书》版本，或不同的《春秋》“注本”
（这些注释本身在学科中也被看成是经典文本），它们以错综复杂的方式与儒家思想史上的关键论题联系在一起。
这些学科中有四种——《诗》、《书》、《礼》、《乐》——清楚地出现于《论语》中。它们形成了由孔子传递下来的规范性的“道”的一部分，尽管我们不清楚他在讲授礼乐时所用的文本。现存的《礼记》有可能是战国晚期或汉代早期编撰而成的，包括了许多与“礼”并无直接关联的文本。四种学科本身明显属于早期儒家的课目表，它们是由孔子传递下来的规范性的“道”的有机组成部分。
《春秋》是由孟子第一次提及的，他将它与孔子关联起来；他还引用孔子的话：“正是《春秋》使人们知道了我，也正是《春秋》才使人们对我大加谴责。”⑤（《孟子·滕文公下》：“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而，直到孟子的论敌荀子，才开始将《诗》、《书》、《礼》和《春秋》作为“经”加以谈论。
无论孟子还是荀子都没有提过《易经》，因而在儒家经典中，有关其兴起过程的疑问最多。就目前所见的这部经典的核心部分而论，它是一部占卜文本，起源也许与儒家学说并无特定的关系。然而，这两部经典（译者按，《易经》和《春秋》）在汉代官方儒学中取得了正典的地位，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浩繁的注释传统中一直是重要的焦点。因此，它们必须予以单独考虑，尽管在处理与它们有关的解释传统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困难。
《春秋》
由于涉及到文本问题，《春秋》传统几乎与《易经》传统同样难以入门，然而由于它具有正典的地位，注定要在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相互作用的领域里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中心焦点。
第一个巨大的困惑，是它的核心文本仅仅是一系列平直而又简短的消息，记载了某些有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些消息自称是以公元前年至前公元年（这一阶段也因这部经典而得名）的鲁国编年史表为基础的，尽管这些消息提到的事件不仅覆盖了鲁国，而且覆盖了那个时代的整个“文明”世界。孟子告诉我们：“当这个世界衰退时，‘道’消失不见了，异端和暴力变得随处可见，甚至出现弑君杀父的事件。孔子心中充满焦虑，于是他删订《春秋》。”⑦（《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这段评论促使人们期待看到一部充满戏剧冲突的历史记述。
然而，正如里雅各激愤地予以评论的那样：“我们读到的不是通过艺术笔法将众多事件结合起来的历史，而是关于那些事件——在其中，只有鲁国的宫廷和政府才受到了少量的关注——尽可能简略的描摹堆砌。”⑧整部着作都是由如下的事实组成的：“晋［国］处死了伟大的官员羊舌虎”；“在夏天，公爵与郑国的侯爵在某个地方会面”；“在第二个月月亮升起的第一天，出现了日偏食”等等。难道说，孔子将热情关注全都倾注到了这些枯燥的消息之中么？
有可靠的理由使人相信，中华世界的所有国家都拥有其记载重大事件的官方记事年表，孟子本人就提到过其他国家的年表的名称。记载年表的人过去是“史”官——负责历法、天文、占术和历史事务的官吏。如果说，依照常规记载重大事件的官方文件，或许就要求这种质朴和严肃的文体。也许正是这种风格上的质朴，突出了事件之神圣和公共的意义。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孟子的评论——即孔子按照“历史编撰学家”的风格编撰了他的着作——便是最有意义的评论。⑨在这类事件的所有记载中，我们必须假设，与所记载事件的语境有关的口头信息乃至书面信息，在当时是随处可得的；并且，在《左传》和《国语》之类的着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关于此类事件语境的记述，它们的确可以为我们提供有关事件详细的——也许是高度修饰过的——记述。
后世的注释家强调，保管国家大事编年的任务完全是官方的公共事务。用孟子的话来说：“严格讲来，这是天子的事务。”（《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假设孔子编写了《春秋》，这就提供了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证：身为普通人的孔子居然对最重大的公共问题大胆地进行了评判。在汉代，这种大胆举动被看成天选了孔子担任“无冕之王”（素王）的证据；由于神秘的原因，孔子并没有实际赢得王位。孟子在另一处又引证孔子说：“我已经挪用了它当中的符合道义的判断原则。”
（《孟子·离娄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说明，他根据自己的立场对官方编年史进行了选编。作为一介布衣，他大胆地让那个时期的实际历史服从于其本人的“历史判断”。然而无论如何，关于如下问题仍有激烈的争论：究竟是这个文风质朴的经典采自鲁国的官方编年史，孔子只是为它提供了口头注释，还是孔子本人写作了这些评介（notices）。假设后者成立，孔子训示（message）的秘密含义，就应该在提供消息的语言本身中寻求。因此如下的情况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使用了一个精确的动词、出现或是不出现某一特殊头衔、使用了正式的或是不正式的姓名等等。汉代初年，在这部着作的注释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有两种——《公羊传》和《谷梁传》，就是由后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其写作形式是教义问答集，由一系列的问答讨论组成。后来，被附在这部经典下的另一部重要注释《左传》，是一座极其丰富的矿藏，对于经上提到的大多数事件，乃至于经上未予记载的事件，都提供了生动而又详尽的记载。不过，人们在这里也会发现无穷无尽的争论。这部文本究竟是由那些继承了孔子本人口述传统（oraltradition）的人所编写的，还是一部直到汉代才强加到原始文本（originaltext）之上的单独的叙事性论述（narrativeaccount）呢？洪业（WilliamHung）认为，它最终是以鲁国的口述传统为基础的，其文化取向基本是儒家的。
在不深究与经文及三家注释有关的纷纭复杂的论争的情况下，人们也许应该直截了当地追问：这些注释所讨论的论题与《论语》中的通见是否有关联？我倾向于以肯定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假如《论语》的主题之一是世界偏离了规范性之“道”，那么，这种偏离在历史长河中是经常发生的，并且正是通过研究历史，人们才能懂得是如何实现或违背了这些规范，以及人们为什么会实现它或违背它。《春秋》记载了国家之间充满欺诈的结盟与反结盟事件；人们违反了自己的名分规范和人际关系，而某些人在堕落的环境中为了保存规范和理想作了艰苦的斗争。它生动地教育我们，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应该如何对人进行评判。
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态度是矛盾的，这就意味着，“对处境进行权衡”（权），对人进行评判，都应持复杂的态度。“对处境进行权衡”的概念频繁出现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中，也频繁地出现于《左传》的叙事中。在这时，历史学的确被看做一面镜子，它清楚地揭示了那些在腐败的时代不得不有所行动的人灵魂是何等的卑鄙与高尚、明智与愚蠢。
既然君子必须在现实的世界上有所作为，他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学，或者至少说不能回避自己的责任：对于变化不已的事件作出复杂的道德判断。
我们不能绝对地肯定现存的“三家注释”——有可能在孔子去世以后很久才形成书面的版本——真正反映了孔子本人的观点，或者能反映孟子所见到的孔子学说的版本。尽管在风格上总的说来是儒家或原儒家的，但《左传》中的生动记述，并不能提供一种“纯粹”儒家伦理立场的“褒贬”判断。很多世纪以后的朱子就不是“三家注释”的热心赞扬者，他还根据自己的严格道德标准对其进行了批评；朱子发现，《左传》经常表现出一种纯粹从政治计谋出发的道德观。此外，《左传》过分热心于“成功与失败”，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动机，这些都是可悲的。尽管他也承认，其他两家注释的确发自内心地关心道德判断，但据他看来，这些判断常常是有缺陷的，同时也不全面。然而，尽管诸家注释也许并没有全面地反映孔子的观点，但《春秋》却注定要成为孔子观点的经典来源，其文本（经典与注释合在一起）因此就对以后若干世纪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刚读这本经典的时候，使人惊异的是，尽管经文和注释——作为整体加以考察时——的确为整个春秋时期提供了全面的、线性的（linear）历史记述；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经典的注意焦点仍然集中于人类在无限多样的具体情境中是如何行动的，这些情境可以采取逐个分析的方式，甚至可以采纳“非历史地”（ahistorically）的态度加以研究。情境本身就含有那些也许可以称为永恒长青的和元史学的（metahistorical）伦理判断和政治判断原则。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褒贬”的概念几乎得到了最直接的应用。在这里，我们发现它将历史看做一面“镜子”（mirror），这是一种“非历史”（ahistorical）的态度（在世纪和世纪的意义上），可以肯定，它在前近代的西方可以找见许多对应者。历史被看做适用于所有的时间和地点，是普遍人类行为的贮藏所与档案库。尽管马基雅维利《史论》（Discourses）*中在运用罗马史的时候，立场并不是道德主义的，但也反映了这种档案库方法（casebookapproach）的运用。就像在《易经》中一样，在《春秋》中，注意焦点也导向了“处于特殊情境之中的人”，尽管焦点在于过去的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预示。
当然，情境以及人们对它的反应是根据规范性原则予以判断的。大多数后来的注释家一开始肯定会对于如下的现象表示震惊：该经典极端重视的是违反规范的现象——这些规范支配着社会政治角色及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常有人感叹说，《春秋》基本上只关心地位义务（名分），并且，正是这样的重视方式使得孔子通见中的“保守”内容显得更加突出了。毫无疑问，根据身份与地位而适度地行动，是《论语》通见中最为基本的方面之一。然而，将注意力集中于事物的“客观”方面，而不是集中于“主观性”的“仁”的方面，这一做法的确使得孔子思想显得更为保守。当然，三家注释都毫无例外地关注弑君、杀父以及其他类型的轻视合法性权威的行为所带来的恐惧感。当权者的恶劣行为及反复无常之举，也都得到了恰当的记载。这里的中心论题，是由于合法性权威的衰退，导致了可怕的后果；导致可怕后果的原因，或是由于下层的颠覆行为，或是由于掌权者的罪恶所致。其中某些记述处理了围绕着权威伦理学（ethicsofauthority）中的伦理决疑法（casuistry）问题，但权威原则仍居于中心地位。晋国一位能干的大臣赵盾，被丑恶而又反复无常的统治者晋灵公逼迫出走。赵盾设法逃避，但他并没有能在灵公被他的亲属刺杀以前逃出国境线。赵盾回到朝廷，没有处罚刺杀者。于是，宫廷历史学家在官方编年史就记下了这样的条目：“赵盾谋杀了他的统治者。”既然他没有越过国境线，就保留着大臣的身份，因而仍有惩治谋杀他的统治者的凶手的官方义务。由于没有这样做，他就负有谋杀的责任。赵盾懊悔地承认他的过错，但直到最后，无论是他还是谋杀者都没有受到更进一步的惩罚。在这里我们发现，有必要在掌权者的丑恶行为与维护权威原则自身的需要之间进行明智的“权衡”。然而，考虑到特殊的背景，仅仅是由赵盾承认过失就足以将事情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尽管将注意力集中于元史学（metahistorical）类型的伦理政治问题上，但正如已经说明过的那样，即使以世纪和世纪西方人为这个术语赋予的意义为标准，《春秋》也不完全是“非历史”的。当人们将经文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时，人们实际上可以觉察到，在逐渐衰退的历史过程中，在机械的线性［年代］运动之外，出现了一座沟通［不同年代］的拱桥（overarchinglinearmovement）。人们看到，从有轻微离轨行为的“霸主”时代，历史向前推进到普遍秩序最终完全崩溃的时代，并且人们可以想像，孟子本人似乎对于更大的超人格的历史样式具有清楚的感知，他有可能就会把《春秋》搁在这一更大的框架内予以考虑。因此，藉助于关注全面“历史样式”的中国特色的史学思潮，以及藉助于主要是把历史作为档案库和镜子加以研究的那些人，经文本身就获得了应用。
因而，令人惊异的是，就像汉代初年的大多数儒学思想家一样，董仲舒也倾向于使自己成为某一种古典“学科”方面的专家，而他实际上首先把自己看做关于《春秋》和《公羊传》方面的学者。通过运用一种极其玄奥的解释方法，他甚至声称，他的整个相关性宇宙论体系都建立于其上。
这特别具有神秘的意味，因为无论是经文还是注释，似乎都没有过远地偏离对于人类事务的关怀，两者都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领域中的人类行为之上。征兆与预示的确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起最关键的作用。董仲舒本人也没有忽略过经文中产生的、纯粹属于人类伦理政治方面的论题。另一方面，他倾向于从经文中导引出超越于所有“制度变化”（译者按，改制）之上的、关于伦理政治行为的普遍原则。尽管他的相关性宇宙论似乎为这种儒家伦理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但《春秋》则为他的伦理学提供了伦理政治方面的内容。董仲舒对《春秋》的解释，基本上只关心伦理政治行为的问题，它们见于经典文本之中，而这些文本似乎超越于所有的制度性变化，就正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Macbeth）和《尤利乌斯·恺撒》（JuliusCaesar）中永恒常青的政治真理，似乎超越于人类迄今为止所设计出来的政治制度的差别一样。董仲舒因此就成为这样的一位先驱：他努力将“封建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一般性的伦理政治原则，应用于或多或少已经中央集权化的时代。在他看来，与身份和地位紧密关联的、关于合适行为的、永恒常青的原则，显然并没有因为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得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