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如此巨大的灾民群体对于当时的政府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北洋政府也没有尽全力进行赈济活动，一直处于贫困之中的灾民此时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在旱情初起时，当地的农民尚可以用野菜配着粗粮充饥，但到了１９２０年的春天，一些地方就断粮了，人们只好以树皮、野草，甚至是锯末、观音土等并不适合食用的东西填饱肚子，他们当中许多人就是因为吃了有毒的野草，或是吃了难以消化的观音土而死的。有地有房的中产之家在饥荒中的遭遇虽然比赤贫阶层要好一些，但为了活命，几乎卖光了一切值钱的东西换成粮食，但在粮食短缺、粮价狂涨的情况下，他们的资产也大打折扣，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了饥荒最高峰，北方大地饿殍遍野，连树皮、野草都无处寻觅，当地农民只得鬻妻卖子，即使是中产之家也难以幸免。许多不足５岁的幼童因无人购买，父母又无力抚养，只好弃置路边，任其自生自灭。
此时除了坐等死亡的降临外，大部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选择了逃荒这个老法子。在１９２０年七八月间人们对于秋收彻底失望之后，逃荒达到了最高潮，无论是交通大道，还是山野小路都挤满了逃荒的人群，他们渴望能在外乡找到一个吃饱饭的地方。以灾区为中心，灾民们四散逃离，最远的甚至逃往新疆。此时对于灾民而言，京汉、津浦等几条铁路无疑是通往幸福彼岸的最佳通道。但是逃荒并不一定意味着摆脱死亡的阴影，由于逃荒这种自发行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常常是灾区与灾区之间的流通，而且许多人由于条件艰苦，在路上就冻饿而死。尽管如此迫于死亡和饥饿的压力，许多人依然坚持走向了这条不归之路。幸运的是这次饥荒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且１９２０年冬天相对比较温暖，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人员损失。
但是这次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数量惊人，在历史文献中充满了诸如“道相望”、“饿殍遍野”等描述。据统计，由饥饿、瘟疫、寒冷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二三百万。
八年之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尚未从饥荒中恢复过来，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了，旱、水、虫、雹、疫并发，席卷了全国包括２５省在内的广大地区，其中尤以华北、西北的旱灾最为严重，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旱灾就意味着饥荒。与１９２０年饥荒略有不同的是，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地区集中在西北的陕、甘二省，在时人眼中，这里无疑是中国的活地狱。陕西的关中地区在渭河的滋润下一直是该省粮食作物的主要产区，但不可否认，十年九旱的恶劣气候是当地农业生产的一大障碍，这里的农民通常是等到秋雨来临，在河谷里播下越冬小麦，再加上在坡地上收获的杂粮，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温饱。但１９２８年从３月至８月，没有落过一滴雨水，夏收基本无望，当地农业的命根子——渭河也干涸见底。虽然求雨的人群络绎不绝，干旱却一天天地延续下去。到了第二年的谷雨时分，巨大的风沙挟着冰雹和黑霜袭击了东自朝邑、西至阳武的十几个县，此后依然是烈日当空，旱情丝毫未减。在陕北地区，旧称作榆林道，相当于全省面积的１／３，所辖２３县，是陕西干旱最严重的地区，全年收成无几。而且在１９３０年还出现鼠灾，大量的五色怪鼠漫山遍野，与人夺食，那些仅有的活命粮成了老鼠的腹中之物。陕西其他地区虽然相对要好一些，但也无法摆脱干旱和饥荒的阴影。
三年大旱，陕西省早已是遍地饥民，粮价暴涨。从１９２８年陕西就进入了难挨的饥荒时期，粮价比平日高出四五倍。据一位国民政府的察灾委员报告，华阴县每石麦子的价格是大洋３０元，三原县平时一石小麦只要七八元，到这年也涨到了２７元，涨幅之高令人惊愕。到１９３０年粮价过高的问题更为严重了，小米的官价已达到每石３０元，人们倾家荡产也维持不了几天。在饥荒的冲击下，其他各种物品的价格直线下落，在集市上花７元钱就可以买到３匹毛驴，但这个价格只能买到２斗小米。一些地区的农民把家中房屋都拆掉换成了口粮。田地的价格也跌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在渭北一亩地只值一元钱，而且很难找到买主，尽管如此，许多农民为了活命，还是忍痛卖掉了几辈人辛苦耕耘换来的土地。
甘肃省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吃尽一切能吃之物，然后静等死亡的降临，这几乎成了饥民除逃荒之外的惟一选择。至于烹食婴儿等事，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与１９２０年的饥荒相比，这一次饥荒持续时间长，而且冬天更寒冷，与饥荒相伴而生的瘟疫的泛滥程度也大大超过了上一次。据统计，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０年之间，原有１３００万人口的陕西省死亡３００多万，逃荒人数有６００万之多；甘肃省原来人口不足６００万，死亡竟达２５０万～３００万，最后该省饥荒缓解的一个原因竟然是人口大量减少，从而使粮食需求降低，饥荒缓解。山西省处在黄河中下游的交界处，是灾区中较为富裕的一个省，但在长期干旱的打击之下，灾民们为饥饿所迫，求告无门，只好前往政府请愿，哀哀嚎哭者不计其数。
河南、河北等省的灾情也十分严重，而且除旱灾之外，这些省份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多种自然灾害叠加的情况。河南省在１９２８年即遭遇严重的旱、蝗、风、雹等灾害，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第二年情况依旧，豫北、豫东、豫南等地的灾情最重，一些人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竟全家自尽。河北省的灾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河南，因为这里水旱灾害交错、此起彼伏，全省竟无一宁日。在全省１２９个县中，第一年受灾就达９２个，第二年竟高达１１７个，几乎无一漏网。而且河北境内的河流在这几年中也是喜怒无常，永定河、大清河、南运河接连告急，饱受灾害摧残的人们此时已欲哭无泪。
在战乱岁月中，饥荒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十年之后，同样的土地又经历了一场更严酷的磨难。１９４２年随着中国抗战进入了最关键的相持阶段，中原地区一场旷日持久的特大旱灾与其他灾害一起冲向了正经受着战争洗礼的南至鄂北、北至京津、东到大海、西到吕梁山的广大地区，灾区人民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艰苦生活。１９４２年入春以来，河南已显现旱情，春麦收成只有二三成，饥荒之象初露端倪。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渐渐发现这并不是一场普通年份的干旱与饥荒，而是数年少见的特大饥荒。到７月国民政府中已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却无人过问。此后在全省范围内，干旱继续蔓延，以前的秋雨连绵也只是微微三两滴而已。在干旱的侵扰之下，河南许多地区继小麦绝收之后，秋粮又难以播种，再加上其他自然灾害助纣为虐，全省粮食生产眼看是没什么指望了。据统计，仅河南一省，特重灾区包括１３个县，重灾区１５个县，次重灾区有１７个县，其他地区虽灾情略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统计数字并不包括沦陷区。在所调查的９６个县中，受灾总面积达５０００多万亩，两季总收成只有４成左右，因此这９６个县通常的粮食总需求量中有７５％没有着落。
严重的粮荒引发了一场罕见的饥荒，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饥荒的积累期非常短，几乎是夏季小麦歉收刚成定局时，饥荒的景象就遍布整个河南省。七八月间春麦失收，秋禾也大半干枯，粮价迅速飙升，在郑州粮价上涨一倍还多，涨速之快为抗战以来所罕见。成群结队的妇孺老幼或沿街乞讨、或以树皮、草根为食，鬻妻卖儿的惨剧再次在中原大地上演，一幕幕妻离子散的悲惨场面对于久经饥荒的当地人来说早已麻木了，虽然每个人都抱着来年丰收再赎回妻儿的希望，然而这希望是何等的渺茫。到１９４２年年底，粮价依然居高不下，为换回一些粮食，农民们忍痛宰杀耕牛和其他牲畜，而耕牛在平时被视为农户一半的财产，大量宰杀的结果是畜肉价格迅速下降，常常要两三斤猪肉才换得回一斤粮食。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那些无衣无食的饥民们的悲惨生活，他们可以从鸟粪中找到没有消化的草籽来充饥，甚至刨开坟墓，以尸体为食。１９４３年春季是这次饥荒的最艰难时期，许多妇女以麦苗为食，其中一些人跌倒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同以往饥荒时期一样，贩卖人口尤其是贩卖妇女十分猖獗，到处都有公开的人市，尽管谁都知道自己的妻儿被卖之后的处境是何等可悲，但为了一口活命粮，也为了亲人卖出之后就不会坐等着饿死，他们只有忍痛把至爱的亲人换成一点点粮食。在这样残酷的局面下，高死亡率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郑州两个星期就抬出尸体一千多具，而在重灾区和广大的黄泛区，一些县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千人以上。到第二年春天，死亡几乎袭击了每村每户。受灾人群中，婴儿是最弱小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短暂的生命常常是在路边、河流中结束的。昔日生机勃勃的中原大地此时一片沉寂，只能隐隐听到死亡在寻找下一个目标。
许多人走向了逃荒的漫漫长途。在每一列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都爬满了饥民，他们紧紧抓住任何一个把手，希望从此就脱离了无边的苦海，许多人由于身体虚弱从火车上跌下来，惨死在铁路上。那些到达西安的人，也发现等待他们的并不是美好的生活。逃荒的人们扶老携幼，穿山越岭，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一味地向前走，哪里有饭吃，就在哪里落脚。总体而言，逃荒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一些人南下逃往湖北，这是河南人逃荒的一条传统途径；一些人向东越过战区进入沦陷区；还有一些人则北上或西去，辗转到达陕西或更远。这是继黄河花园口大堤决口之后河南省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
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饥荒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此时的北方广大地区处于三权分立的状态之中，沦陷区、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灾区互相交错在一起，而有些地方则是三不管，这种局面为赈灾和相关统计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在敌占区，日本军队无视当地灾民的悲惨处境，只是把占领区看做战争机器的原料供应地，他们的搜刮不仅没有因饥荒而有所缓解，反而变本加厉，从忍饥挨饿的饥民手中抢走最后一颗粮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灾情虽十分严重，而且出现了大面积的蝗灾，但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组织和救助之下，这里的情况相对比较缓和。
虽然在三次饥荒中政府的救济都不得力，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近代赈济制度在此期间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义赈在这几次饥荒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义赈主要是由一些团体组织进行的，在１９２０年的饥荒中已经逐步成长起来的中国中产阶级振臂高呼，并联合国际社会的友好力量，掀起一场与官赈不同的救荒活动——华洋义赈，其动员规模、组织结构以及赈灾机制都比以往的民间赈灾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时间义赈在中华大地上蔚然成风，但是由于各种义赈组织并不统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义赈的实际功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方等地的义赈领导人联合起来，组织了统一的赈务领导机关，希望通过合作提高义赈活动的效率，这就是中国北方救灾总会成立的原因。此后高效公正的赈济活动的进行使这一组织为世人所敬重。而在饥荒结束后，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作为中国常设性的救灾机关，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最具盛名的救济灾荒组织。
接二连三的饥荒沉重打击了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它与战争一起成为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两个杀手，大量人员死亡，土地荒芜，匪患为害四方，一系列的灾难性后果到新中国成立后都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如今距离这些残酷得令人难以接受的饥荒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每当我们重新翻开这页血泪斑斑的历史时，总忍不住要想一想在人类的生活历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呢？当我们迈进新世纪的大门后反省曾经走过的漫漫长途时，当我们因过去无数辉煌的成就而满怀信心时，请不要忘记历史还有如此残忍的一幕。
六、饥荒的非洲
非洲是世界第二大洲，赤道横穿大陆，大部分土地位于南北回归线之间，热带草原气候在这里分布最广，此外还有大面积的沙漠地区，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撒哈拉沙漠。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特征使非洲有“热带大陆”之称，这里全年平均气温在２０摄氏度以上的地带占全洲面积的９５％，其中一半以上的地区终年炎热。与它的高温相比，非洲的降雨量少得似乎不足以为这里的炎热增加几丝凉意，占全洲面积一半以上的地区年降水量不足５００毫米，年降水量在２００毫米以下的地区占了全洲面积的１／３，而降水量在１５００毫米以上的只有几内亚湾和刚果盆地，一些地区几乎终年无雨。此外非洲大陆缺乏涵养水源的地理条件，加之天气炎热，日照时间长，水分蒸发非常旺盛，使非洲许多地区地表水严重缺乏，因而非洲只有３％的土地可以得到充足而便利的灌溉。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厄运，正如泰戈尔所说：“我们生活在热带的淫威之下，每时每刻为了最起码的生存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非洲付出的代价是旷日持久、连绵不断的干旱与饥荒，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和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的贫穷。
不过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并不能帮助我们真正了解非洲饥荒，在这片人类已经生活了几千年的大陆，人类的行为对于自然环境的改变已经十分深刻而且是无法逆转了。
尤其是近几百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畸形的经济发展和过快的人口增长速度严重破坏了这里的生态环境，从而促成了一幕幕惨剧的发生。非洲的人口有三项指标居世界第一位，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农业的增长速度却只有１％多一点，如此不相适应的人口和粮食比例使许多非洲人的吃饭问题至今都难以解决，在正常年景中，每五个非洲人中至少有一个吃不饱饭。而且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对于非洲农业发展构成威胁的问题，即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涌入城市寻求致富的捷径，这对于主要依靠手工耕作的传统农业来说，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就不可能提高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