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李淑贤曾目睹李文达和溥仪修改《我的前半生》。李文达执笔撰写的内幕，李淑贤是知道的。然而……
从刚一接触溥仪开始，我就感觉到，溥仪对他的政治荣誉可重视了。
每当有什么政协会议、座谈会啦，他非得提前作好准备不可。连装束都一改常态，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一通知他开什么会议，他都显得特别高兴，总是笑着告诉我。也许是多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对公民的政治生活，尤其感到珍贵无比。
记得，大约是1962年3月或4月份之间，溥仪列席全国政协会议。他可高兴了，几次打电话给我，好像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一天，他突然来我家里头，拉了我就走。告诉我，他要请我到新侨饭店去吃饭。我也挺高兴的。没想到，半截又出了岔子。
当时乘坐1路无轨电车刚到北小街时，他一掏兜，立时脸上冒出了汗。
“糟了，怎么找不着了呢？”
原来，他发现工作证、政协会议列席证等都找不见了。这可把他急坏了。
我怕他丢在我的家里，于是建议他回我家再找一找。
“也许，真没准儿能找着……”
于是，我陪着溥仪返回吉市口的家中去找。
回到家才发现，原来他掏兜拿手绢的时候，把证件等也带了出来，掉在了床下边。
我埋怨了他一顿：
“你平时就总是丢三落四的，这毛病得改一改啊……”
我俩重新坐上公共汽车到了新侨饭店。这时，饭店都差不多快关门了。因为当时这地方是全国政协设的，凡是政协委员都专门发了票，吃饭的时候可允许带家属和朋友来就餐。
溥仪作为列席代表，刚发票就带我来这里就餐，第一次就露了“怯”。
我俩只好简单点了几样菜，扒拉几口就走了。走在街上，我不停地唠叨不止。溥仪却笑了。
“丢三落四这毛病，我一定得改……”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照顾全国政协委员，每个委员国家补助十几张餐证，可以在一日三餐之外另补养一下身体。这十几张餐证，成了溥仪邀我约会的借口。大多时，他打来电话，总是以商量的口吻说：
“咱俩去政协餐厅吃饭吧，好吗？”
在餐厅里，晚上大部分是政协委员带家属来吃饭。许多人见了面就问：“老溥呵，你俩什么时候结婚啊？”
有一次，我俩吃饭时，还遇到了一个浙江老乡，问起了我的近况，当得知跟我一起就餐的就是末代皇帝时，吃惊地瞪大了双眼。临走，开玩笑地问我俩：
“该吃你们的喜糖啦，要等到什么时间啊？”
溥仪每逢此时，总是笑而不答，最多说一句：“快啦，快啦……”
有一阵儿，我觉得溥仪一天到晚挺忙，总是夹着一个小包到我家里来，也总是告诉我，刚从出版社里来。我不懂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以为他在忙文史工作。
直到有一天，溥仪跟我说：
“咱俩今天没什么事情，一起去出版社瞧瞧吧……”
此后，我才知道，他正在群众出版社李文达的帮助下，“撰写”他的回忆录呢。这就是那本《我的前半生》。
那大概是1962年的3月或4月之间――这是我与溥仪两人来往最频繁的一段时间。
他带我去认识他几乎所有的亲朋旧友，意外地带我到了群众出版社。
那天，溥仪带我见了李文达先生。尔后我才知道，就是由他负责执笔这部书的“撰写”。李先生微微有些谢顶，一双大大的眼睛，待人挺和蔼。说话时听得出来，稍稍带一点儿天津味。
李文达由于跟我是第一次见面，非常热情。他又端茶倒水，又是起身让座，忙个不停。
过了一会儿，李文达拿来了一沓照片，足有上百张。内容大多是与溥仪有关的。在这儿，我第一次见到了溥仪当皇帝时的照片，以及他的皇后、妃子们。我挺奇怪，溥仪手里居然一张照片也没有，出版社竟有这么多历史旧照片。
在照片堆里，我翻得聚精会神。婉容、李玉琴……我听溥仪说过多次的那些故人，全在这些照片里。我在伪满洲国时的照片堆里，找出了溥仪当年的照片。溥仪还挺精神，西服革履、“满洲国”皇帝服……
我还好奇地问溥仪：
“你手里怎么没有一张照片呢？”
话说出去，我才明白走了嘴。溥仪在监狱关押了那么多年，哪儿来的什么照片呀？
李文达是个聪明人，顿时明白了，打岔说：
“他的历史照片呀，全在我们这儿呢。”
“是呀……”溥仪憨厚地笑着。
见我沉浸在历史照片的故纸堆里，李文达与溥仪在一边聊起了关于那部书的写作进展。他俩谈得是那么投入，几乎忘了我在身边。
至于溥仪的那部《我的前半生》的写作过程，李淑贤曾多次在我面前回忆起李文达亲笔撰书的事实。李淑贤不但亲身经历了李文达与溥仪在一起研究修改的场面，也在编辑室里见到过李文达亲笔撰写的手稿。
我问过李淑贤，你在李文达那儿见到的手稿有多少？李淑贤一比划――摆在桌上足有挺厚的一摞。这大概是比较客观的。
在整理李淑贤回忆溥仪的后半生资料时，李淑贤也跟我说过：她在家里也见过溥仪撰写的书稿。
客观地看，大概由于李淑贤不知道一部40多万字书的书稿有多厚，所以，很可能将李文达代溥仪执笔撰写的回答外宾的“常备稿”，误认作《我的前半生》的书稿了。
当李淑贤因《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与李文达打起官司之后，她在法庭上曾讲过：她亲眼见到过溥仪亲笔写的书稿。
当询问她手稿放在什么地方时，李淑贤说是装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的。后来丢了……
客观分析起来，她的“证词”，显然是经不起历史推敲的。
关于《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写作情况，根据溥仪日记的记载：
1960年4月24日至7月15日期间，午前除劳动一会儿之外，就是到香山与出版社的李文达一起研究“修正”此书。
实事求是地说，到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前后，李文达执笔撰写的初稿早就基本完成，已处于修改润色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