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在想这个社会中应该有这种人，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否则知识分子何以立足呢？比如说哥白尼完全可以放弃，布鲁诺可以放弃。知识分子有时应当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说话，用生命、用死亡来说话，这是伟大的。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当我和我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说“任何人这样做都是伟大的。为什么一定要夸张知识分子的伟大性呢？”“在道义上，布鲁诺是伟大的，但不能以贬低伽里略为前提。” 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断裂”行动怎么会不成为笑剧？
《作家》2000年第8期一篇名叫《历史决定论的阴影》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么哈维尔呢，他不是比拒绝签名的昆德拉和拒绝忏悔的余秋雨高尚得多么？在某篇文章中，‘新青年’余杰以昆德拉和哈维尔为例，提出一个是否应当在名单上签名的问题。他的意思似乎是，不签名就是堕落。今日要求余秋雨忏悔，他的理直气壮就是他代表‘总体真理’拿着一份名单，要求余秋雨在上面签名（忏悔）。表面看起来，当年哈维尔是在监狱里，昆德拉是一个不敢签名的庸人。但在哈维尔的后面站着一个叫做历史、真理、民主、本质和‘整体’的庞然大物，站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符号。而在昆德拉的后面只站着他字迹和他的作品。我们最终发现，经过时间的证伪之后，哈维尔成了总统先生，而昆德拉依然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作家。对我而言，我以为作家昆德拉的这些话比总统先生当年的签名更有价值：‘卡夫卡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预言’的意义恰恰在于他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意识形态观念、未来学派的预言面前保持自己的自主。’”这段文字在逻辑上的匪夷所思以及观念上的无赖、诬赖是我近年看到的无耻文字之最。它指着昆德拉说“这个人是伟人”，然后他告诉读者“因为昆德拉自己说他自己是伟人”，不是吗？昆德拉说“不介入”的小说家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昆德拉就是不介入的小说家，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它指着哈维尔说“你已经被时间证伪了，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是伪事，你是欺骗人民的伪君子”，理由是“你当了总统”。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昆德拉的伟大，当初那个“不敢签名”，“表面上看起来的庸人”经过时间的证明实际上是一个圣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时间会把哈维尔证伪。
在我看来，昆德拉的观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可耻的胆怯恰恰已经被哈维尔的当选总统证伪了，时间站在了勇敢者的一边，而将投降者、怯懦者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帮凶者的名字刻在了耻辱柱上。我在想余秋雨可能并不可耻，因为文革中的他非常年轻，可能并不是出于虚伪而选择了那样的写作，而“昆德拉”（或者是昆德拉笔下的主人公）却是可耻的，因为他明明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出于怯懦放弃了真理，萨特说过“在专制和黑暗前面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德拉犯了同谋罪，如果说余秋雨是否忏悔只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昆德拉”是否悔过就不仅仅如此，他应当受到历史理性和社会道德的双重审判。
想到张志新、顾准、遇罗克，这些在文革中因为反抗而死去的人，如果哈维尔已经被时间证伪，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地在那些人的逻辑中也被证伪了。也许，他们的在天之灵当为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而长哭不止。的确，我们不能要求那些直接地割断了他们的喉管，打断了他们的肋骨的刽子手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确，我们也不能要求那些旁观者，甚至将观看杀戮当成娱乐的人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有理由在张志新等无比崇高的灵魂面前窥见自己内心暗藏的小来；进而，我们也有理由要求那些行刑者、观看者为此感到痛悔。
这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而不是最高要求；它不是什么伟人的美德，而是普通人都应当的义务；这是对凡人、常人的最低要求，而不是对圣人、伟人的最高要求。
也许上面的理由都是不必说的，我只是想说，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话而坐牢、牺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低要求。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这一点。
从这一点上说“断裂”一代其实是生不逢时，他们没有生在谭嗣同、秋谨的年代，也没有生在顾准、张志新的年代，这是一个英雄只能被当做小丑来嘲笑，壮举只能被认作是疯癫来鄙夷，世人因缺乏英雄和壮举而委琐，同时又扼杀英雄和壮举的时代。
知识分子隐身在大众之中，隐去了自己的光芒，他们瑟缩地生活着，认同了现状。我们既不像上一代那样拥有辉煌的激情岁月以及对苦难的记忆，也不像下一代那样对商业文化、对功利主义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和上一代的理想主义比较我们是断裂的。同时和下一代的功利主义我们也是有代沟的。这就是断裂。对于“断裂一代”我的朋友王宏图这样分析道：这一代人大多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登上文化舞台。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与其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文革后期他们还大多在读小学，文革的终结使他们所受的中学教育与前一代人相比正规了许多，随后经过高考有相当一部分人凭能力可以进入大学学习，这种权力正是前一代人在文革中被残酷地剥夺了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前半期正是他们在大学里读书的年代，那个时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又一次文化复兴。伴随而来的是五四以来的又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还有大家记忆犹新的文化热和文化反思热。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背景便是整个社会体制的急剧转型，这点从二十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便可看出：80年前后消除文革后遗症，八十年代初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八九年的“六四”风波到九十年代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系列事件对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有很深的影响，他们的特点是前一代人不具备的。
我觉得正是这种过于巨大的变迁，使很多人在精神上感到惶惑不安，根本不可能具有坚强的信仰。这世界变得太快。历史在他们的眼中，成了一幕幕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演，从中实在难以发现确定的意义。王宏图说得有道理。而我则想用激情和非激情来概括我们这代人与前一代人（红卫兵一代）间的差别。比如张承志式的激情主义的人物，我们这一代人中非常少。我们这一代是非激情的一代。找不到那种歌唱鲜血，歌唱斗争，歌唱死亡以及牺牲的伟大激情。我常常觉得我自己身上没有这种东西，虽然一直在寻找，以前我认为这个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它象征着我们这一代的政治理性和自我决断。但是渐渐地我发现，从另外一方面说，也许它是我们这一代的不幸，没有为信念而死的激情，没有为理想而斗争的勇气，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幸运。
过去我认为感性主义、人本主义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标志，它们意味着反抗。但现在我发现这种个性主义、感性主义也可以被理解是妥协的标志。新生代作家大多是六十年代后期出生的，他们倾向于感性主义的人性理解，这也催生了波澜壮阔的现代主义启蒙运动。80年代，乃至到90年代初期，对于反抗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套话语是非常有用的。我为这一批人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赞歌。但是，时间到了90年代末，乃至21世纪初，在今天商业背景中，这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它的反抗性。在这种背景下，你讲感性，讲个性，你要做爱，你要泡吧，要和外国人谈恋爱，这不叫另类，没有人在压抑你做这些，做这些就没有另类的意味可言。相反这些成了妥协、屈从，出卖自己、放弃自我的标志。我们过去过多地强调了反英雄、反理想、反宏大叙事，而现在我在想英雄主义特别文学上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需要一点儿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作家很少有以个人的绵薄之力去热爱世界的想法。我们对底层的悲悯能力正在丧失。
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中，“断裂”其实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它试图重新唤起人们早已淡漠了的政治情怀、民间意志，试图重新建构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空间。它试图和它出生的这个时代割袍断带，但是它最终还是隐没在了这个时代的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