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妻子总是问我，别人都这样，你为什么不能这样？
是的，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可是我想反过来问：“为什么别人这样，我就得这样？”这个国度里，难道人们只能用一种方式生活？难道生活的出路就只是模仿吗？只有模仿别人活着的人才能得到幸福吗？所有的人都消失了个性，他们的生活方式一模一样，他们的思想方式一模一样？这个世界真的就有意思吗？如果我允许别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生活，那么是否别人愿意我也有一点儿自己的选择呢？
电视里那些接受采访的人是多么地可耻，他已经不会自己说话了，他们出来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人云亦云已经成了他们必须的生存状态？是谁剥夺了他思想的能力？是谁剥夺了他们说自己的话的能力？为什么，人们都在说着一样的话，那些人形鹦鹉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你看，他在说“我们的生活好多了”，他一出口说的就是“我们”，他已经不会说“我”了，他会说“我”的生活怎么样了吗？）
鹦鹉、鹦鹉、可耻的鹦鹉们。他们幸福地活着（而一个不愿意做鹦鹉的人将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它们生活在笼子里却将笼子当成了自由的天堂；他们生活在别人的豢养里，却将人的豢养当成了神的恩宠。它们张开了喉咙放声大叫，自己以为得计，却不知道主人根本就不是在听它们的思想，而是在听它们的鸹噪。这些可爱的鹦鹉，它们善良而愚蠢地活着，愚蠢而可悲的活着，可悲而幸福地活着。
它们在不停地说话，可是因为人的训练，它们实际上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鸟的语言，它们模仿人的方式说话，它们自己以为正在用一种高级的方式说话，它们不知道它们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地中计了，作为鸟的鹦鹉已经死去了，而作为人的鹦鹉却永远也不会得到人的认可，它们永远只能是人的玩偶。它们说人的语言越多，就越是死得彻底，越是成为玩偶，玩偶化得干净。
然而，必须妥协，动物必须和饲养员妥协，学生必须和老师妥协，臣民必须和政治家妥协，树木必须和土壤妥协，嘴巴必须和牙齿妥协，朋友必须和朋友妥协，丈夫必须和老婆妥协，嫖客必须和妓女妥协，职员必须和主管妥协，病人必须和护士妥协，瞎子必须和拐杖妥协，小偷必须和警察妥协，通奸者必须和良心妥协，自由作家必须和贫穷妥协。必须放弃自己的行动、意见、语言、肉体。
让自己成为公众意见的执行器官，让自己成为商品、政见、货币、交易、合同、友谊、忠诚、背叛等等关系的盟友，让自己成为和课桌、办公室、握手、红酒杯、调情的盟友。
让自己成为乞讨的游荡者，时刻都在用自己的自尊心乞讨着公众的意见，在公众鄙夷的目光中获得公众的支持，然后活下去，并且活在大众的心脏里。
让自己成为一个退役的军人，他离开了炮火，离开了军队，离开了号角，但是他依然在精神上保持着军人的作风，他时刻等待着别人的命令，时刻渴望着服从，“请首长下命令”，“请首长指示”，除此，我们不能行动。这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本质――退役军人的本质。
从西安去华山的路上，我、我的师兄、师妹三个人，一路被那辆私人公交车作为资源卖了三趟，出发的时候，他们说每人只要10块钱，开出不到一个小时，他们说加5元，师兄和他们论理，那个售票员突然挽起袖子对着我的师兄就是一巴掌。于是我拿出15元，为我们三个人补了票，这是妥协；过了一会儿，那辆车停了下来，要我们下车到前面那辆上去，我们集体抗议，但是我们遵从了，并且再次交钱买票，这是妥协；这种情况后来又发生了一次，这次一车人，没有一个抗议的，似乎换车是合理的，每个人一上那辆新车，就主动地掏钱了，这是妥协。
我们看到了，妥协，第一次最痛苦，就像妓女第一次接客最痛苦；第二次还试图反抗，依然有些微的难受，就像纠正第二次接客依然会感到一些扭捏；第三次呢？经过前两次的训练，我们像狗一样形成了条件反射，我们觉得原来这才是正常的状态，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就如同妓女在接客完毕之后，不仅没有了痛苦，甚至还会感到庆幸，她兴奋地数了嫖资。
第四次呢？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她结束卖笑接客的生涯，她会怎么反应呢？她会痛苦不堪，她会说你们怎么这样不人道不讲道义古训。她会质问你。我用这样的比方，并没有看不起妓女的意思，实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差不了多少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类似妓女式的质问我们在历史上多少次听到过？辛亥时期，革命军剪鞭子的时候，那些汉人们痛哭流涕了，他们说这鞭子怎么能剪呢？怎么能剪呢？大逆不道啊。他们忘记了这鞭子仅仅是两百余年前满人强迫他们续上的而已，当初为了反对留辫子甚至还流过血。太平军强迫苏南女子放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哭声，他们说这小脚是古训，怎么能放呢？大逆啊。她们忘记了当初她们的脚本是天然的，美丽的，让人受用无穷的，但是她们曾几何时，接受了小脚才美的观念，对天足――这本来之物――反而充满了痛恨和恐惧。
这就是妥协的辩证法。它就像海洛因一样上瘾，开始的时候你抽它会感到恶心、呕吐，接着你会感到难受，一天没劲，但是一旦你接受了它，你上瘾了，没有了它你就会感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你迫切地需要它，就像它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固有物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妥协作为一种状态已经固化在了人类的骨子里，它已经成了我们生下来就有的固有物，没有了它我们已经不能生活了，就如同没有了我们的手脚我们不能生活一样，妥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如同我们的兄弟，它时刻都陪伴着我们。如果有两个人发生争执，这个时候劝架者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说你们都有错，你们各自让让步不就行了？
这个时候，妥协化身为劝架者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他充当了一个好人，――为什么他是个好人？因为他不讲对错，他认为大家都对，但大家又都错，要达到正确就必须消灭正确，只有在没有对和错的区分的时候“正确”才是可能的。妥协出现的地方，就没有真理了，它蔑视一切真理，嘲笑一切捍卫真理的行为，它将真理看成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甚至比谬误还要可笑。这就是妥协，它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词汇“中庸”，人们认为自己是个智者的时候，都喜欢将它挂在嘴边。
“儿子，你吃药吧，你看爸爸也吃。”我说着自己一仰头，将一把假想的药投进了嘴里，然后大口地喝着水。
“爸爸，你再吃一次，然后我再吃。”儿子说。
“好的，你看爸爸又吃了一次。”我继续我的表演。
这是多么温柔的妥协啊。然而这里又隐藏着多么肮脏的教育：“如果我受罪，那么别人必须也受罪。”儿子正在用这种心态看着我，而我正用自己的行动对儿子说：“如果别人和你一样受罪，你的受罪就不叫受罪了。”在这里妥协已经成了一种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对妥协的理解是如何地让人感到悲观啊。
我常常听朋友们这样安慰别人：“算了，算了，大家还不都是一样。”在这里，仿佛大家都在受罪成了这个人必然也受罪的理由。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向着下方妥协，如果他自己正在受罪，他就看是否大家都在和他一样受罪，如果他看不到别人在受罪也看不到自己不受罪的可能性，他就拉身边的人一把，把他拉下来，和自己一起受罪。例如，他感到自己是个奴隶，正在受别人的奴役，他就看自己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奴隶，如果有他就感到心安理得了，只要坐稳了奴隶的位置，他就满足了，如果自己的身边没有做奴隶的人，他就感到一丝不平衡，这个时候，他就掐一把主人的小孩，或者对着主人家的神龛吐一口唾沫，总之，他的行动以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为极限，他不会想“我的命运是合理的吗？我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这竟然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长于思想妥协，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一个传统词汇叫中庸――在中国极高明的人都是循中庸之道而行事的。就如同甲壳虫，当它伸出触须想吃菜叶的时候，你只要用木棍捅它一下，它就立即缩回去了，这在甲壳虫我们说它的行为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条件反射，而在中国人他的行为则被说成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当然这和他们没有个人生存空间有关系，因为没有机会自己挣钱，他的工资必须仰赖于那个叫做领导的人，因为没有机会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他的生存空间必须仰赖那个叫领导的人的恩赐，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不以领导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呢？如果他的意志和领导的意志发生了冲突，他怎么解决这个冲突？他将选择中庸，他告诉自己大家都是如此，自己也应当如此，这就是妥协，向着领导妥协在这里巧妙地转换成了向着大众妥协（尽管这个大众生活得并不惬意），进而完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诊疗。
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他是以没有美德作为自己美德的。对于那个高高地站在高处的领导来说，他只是一个工具，他如果凭借自己的良知的判断来行事，如果依靠自己的理智的决断来行事，那么那个领导会对他有什么看法呢？他会觉得这个人难以调教，没有服从意识。在这种体制之中，一个人之所以被需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意识，有道德的个体，而是一个守纪率、懂服从的工具。作为工具，他该如何呢？妥协，放弃自己，克服自己，让自己像个器官，比如手臂、嘴巴；或者让自己像个机器。这些天看奥运会新闻，从报导语言我们可以感到新闻机构关心的只是这个国家得到了几枚金牌，而谁得到了这枚金牌则是不重要的；大水灾的时候，新闻机构有是怎样表现的呢？大灾中的人们的生活境况，镜头中几乎没有，这些灾民的生活状况只是作为领导人访问时候的背景或者作为已经改善了以后的对比资料，我们的新闻记者，这些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意志的人，他们对个人的关心实在是非常有限的，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个人。缺乏关心的个人，被漠视了的那些个人，如何获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的呢？妥协。
照理说，一个喜欢妥协的国度，人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更为融洽，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中国妥协不是出于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谅解，而是出于不对等主体之间的屈从。因而在下层平民生活中，这个国家的人民又恰恰是最缺乏妥协意识的。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从对等个体的自主、自立、自制、互惠、互利、互谅出发寻求对等实体之间的沟通，而是相反，他们等待那个超主体的出现，他们双双准备服从那个超主体，向超主体妥协；而不愿意向另一个和他们平等的个体妥协。
由此我想到我97年提出相对主义批评观的时候，为什么一下子遇到那么强烈的反对。在这些人的眼里，相对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不能接受将个人意识当作终极的，使一切个人的意见都获得平等权利，进而不承认这个世界存在超主体间性的标准这个想法，对于他们来说真理来自于超主体，而不是来自平等主体的主体间性，他们不不承认每一个主体的思想都受条件制约，因而不可能在人间主线超主体这个事实，而总是在这个世界寻找把个人意识变成思想的超个人意识的可能。如果，他们找不到，他们就在道德和语言上同时垮台了，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就如那些在电视中接受采访时的农民一样，他们突然之间放弃了自己的日常语言，不由自主地操练起了另一种语言，甚至语法体系也变化了），他们找不到自己可能遵守的道德了，因为他们的道德不是来自对另外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主体的尊重，而是来自对一个超主体的屈从。
向一个和自己对等的主体的妥协，向一个平民百姓妥协在这里被视为耻辱，平民互相之间只有斗争才被视为美德；向一个高于自己的超主体妥协则被看成是光荣，将自己溶化到超主体的精神和气质中去，成为他的工具则成了被鼓励的美德。这里“个人”这个词就这样似乎天生地和卑鄙联系起来了，看来没有什么比尊重另外一个个人，并准备在利益和思想上和他妥协更让人难以接受了。文革中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热衷于彼此批斗。因为这些人只愿意向他们心目中的唯一的超主体毛主席妥协，他们居住在毛主席的精神里感到经过这种思想的洗礼自己也升华和圣化了，怎么表明自己已经圣化和升华了呢？斗争，只有和别人斗争才能表明这一点。因为自己已经升华和圣化，他不再准备以一个平等主体的身份和别人对话，他时刻居高临下，监视着别的个体，时刻准备做你死我活的决不妥协的斗争。
如果个体之间学会了互相妥协（允许对方和自己不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的、利害的、方式的选择），那么和平、温爱的社会环境就能够自我造就。一、人们对超主体的需求以及膜拜会降低，超主体的存在必然地和平等个体之间处于争端之中需要仲裁联系在一起，如果平等个体之间通过沟通自己就能够获得妥协的相处方案，那么超主体的存在就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人们再也不需要仰赖超主体的神圣意志的荫蔽而在争端中获胜了。二、个体的自由会大大增加，个体和个体之间妥协的结果不是自由的减少而是自由的增加，相反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妥协，的结果就只能是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相监视，互相揭发，互相批斗，进而任何个体都处于岌岌可危之中，这样的社会除了那个超主体是自由的，其他的个体都是不自由的。三、道德的处境会得到极大地改善，道德的根据不再来源于那个唯一的超主体，而是来源于各个个体之间的妥协，那么只向超主体负责的道德意识就会转化为向身边每一个个体负责的责任意识，在这种意识之下，人们行事就有可能不仅仅是处于完成那个超主体的意志，而有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良知。四、个体的生存环境将更为宽松，在一个人人都必须为超主体的订立的秩序、目标牺牲自己“微不足道”的观点、个性、良知、见解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斗争来维持，这种斗争是超主体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它需要人们通过彼此之间越来越狠毒的斗争来表明自己对超主体的无限忠诚，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通过憎恨、恐惧、敌视这种情感联系起来的；相反，人人都必须时刻准备着向另一个个体妥协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是出于商谈、对话、谅解而和平地联系起来的，人们之间可能达成对互爱的共识，因为只有互爱他们才能从彼此关系中获得最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