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夫子被尊为“圣人”，他一生高举“仁爱”的大旗，主张“泛爱众”。甚至见人以陶俑殉葬，便愤然抗议：“始作俑者，岂无后乎！”可是他当上鲁国的司寇才7天，便毫不客气地开了杀戒，诛杀异见者少正卯。这似乎和其“圣人”的形象有所不符，但“圣人”毕竟也是人，如果把孔夫子作为一个具备嫉妒心理和忧患意识的正常人来看待，这一行为也就大可以理解了。
少正卯何许人也？据《荀子·宥坐篇第二十八》记载，少正卯是当时鲁国的名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名士往往是指那些有一定名望、出身较好、才能突出、其言行举止能够对相当一部分人群产生影响的人，比如墨子、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等都是当时的名士。另外据孔子对少正卯的评价“言谈足饰邪营众”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少正卯并不是一位文人出身的普通名士，而是一位掌握军队实权的鲁国军事官员。
据《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孔子56岁时，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兼行丞相之责，他的徒弟看见他面有喜色，就问他：“我听说君子大祸临头时不会害怕，遇到幸事之时也不会喜形于色，您这是怎么了？”孔子就说：“是有这么一说，但那并不是说碰到对后代有好处的事也不高兴的。”于是就杀了鲁国士大夫中的乱政者少正卯。按照这种说法，似乎孔夫子杀少正卯仅仅是因为少正卯乱政。但是翻看先秦史籍，笔者并未找到任何关于少正卯乱政的证据。唯一与乱政嫌疑有关的记载就是孔门弟子在质询孔夫子杀少正卯是否合适时，孔子说少正卯“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笔者以为，这些记载充其量只能说明少正卯人缘极好，有不同于孔子的自成一派的治国主张，而且在鲁国政治舞台上有很强的实力，并不能据此断定少正卯做了乱政的事情。很显然，孔子用这些事来证明少正卯心术不正只是一个借口。那么孔子杀少正卯的真实用意又是什么呢？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思想流派活跃在各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支撑各国国家机器运转的坚强后盾。在这一时期，孔子创立了孔门学说，成为争鸣百家中的一分子。与同时期的许多思想家相似，孔子希望将自己“克己复礼、仁者爱人、中庸之道”的治国主张付诸实践，将孔门学说发扬光大。而鲁国大司寇这一职位无疑为其提供了实现抱负的最佳契机。56岁，正是人政治生命的黄金时期，可偏偏在这个非常时期，孔夫子遇见了其一生中最大的对手和绊脚石——少正卯。可以说，此人所持学说与孔夫子所倡导的完全相异，他不仅在鲁国有一定的名望，还是当朝掌握军权的实力派人物，偏偏这个人又是一个能言善辩之士，处处宣扬其“歪理邪说”，连孔老夫子的学生都时常受到其言论的“蛊惑”。至于其所持究竟是哪派学说，由于资料限制，如今已无从考证。但从孔夫子称此人乃“小人之桀雄”来看，此人所持学说多半与孔子的君子论大相径庭，容笔者大胆推测，可能就是些为人性弱点辩护的诸如“人之初，性本恶”之类的怪诞言论。“一山不能容二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不除掉此人，不仅孔子在鲁国的地位难保，还会对孔门学说的传播产生影响。所以孔夫子在没有找到少正卯具体违法行为的前提下，以“心达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大罪将其送上了西天，并称连盗窃的行为都比不上少正卯所犯之罪，可见孔夫子对少正卯的厌恶程度。
可以这样理解：孔子杀少正卯的最大原因是少正卯所持观点与孔门学说处处针锋相对，为了维护孔门学说在鲁国的正统地位，保证孔门学说得以发扬光大，孔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少正卯，也杀掉了鲁国国内可以和其政治思想争锋的“异端邪说”。
孔子杀掉少正卯后，当时人都有什么反映呢？据《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记载，齐人闻听此事后说“孔子为政必霸”，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大概感知，当时人觉得孔子处理这件事是比较霸道的，到底霸道在哪里？稍加思索就会知道是孔夫子容不下异端学说的存在，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孔夫子具有学阀的嫌疑。
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少正卯的言行就算真如孔夫子所言，也不过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罪不至死。在笔者看来，少正卯不过是一个坚持己见而不与主流思想保持一致；确立社会不同主体的独立性而非完全依附于主流思潮；以自己所是为是，以自己所非为非的不唯“孔子”之话为真理；彰显“小人”恶行和自私、计较个人利益来进行相互制约的具有极强叛逆性格的凡世之人。正是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历史才能不断进步。西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过：“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可能只有这样的观念才是我们兼容并包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而孔夫子也不过是一个凡世之人，所谓“圣贤”不过是后世统治者为了借其学说维护统治而给他戴的高帽子罢了，所以有了诛杀少正卯之事也不足为奇。孔子周游列国，何以不仕
孔子大半辈子牺牺惶惶，周游列国，颠沛流离，没有被诸侯任用、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孔子为什么不被当时的诸侯任用呢？孔子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意思是政治主张不同，不能共同谋事。
孔子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要诸侯接受他的政治主张，进行治国，而不是为了做官以适应诸侯的需要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大意是富和贵是人们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不接受；贫和贱是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掉它，就不抛弃。如果君子抛弃了仁德，怎么成就他的名声呢？孔子一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放弃他所坚持的仁政学说原则，也未丧失信心。从来没有像商鞅去见秦孝公那样，先说以尧舜的帝道，秦孝公不悦，复说以三代的王道，秦孝公仍然不悦，最后迎合秦孝公说以霸道，才被重用。孔子是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原则的，合则留，不合则去。
齐景公想用孔子遭到晏婴的反对，季康子想用孔子遭到公之鱼的反对，楚昭王想用孔子遭到令尹子的反对。这些反对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他们和孔子的政治主张不同。孔子当政对于大夫专政不利。当时列国纷争，为了争权夺利，子弑父，臣弑君，乱伦败德的行为肆无忌惮。孔子作《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春秋时期，臣杀君的有三十六个，大国灭亡小国的有五十二个。孔子认为要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只有尊天子、复周礼、行仁政。之所以要尊天子，是因为当时诸侯国的权力，是周初由周天子分封来的，周室是天下的共主，只有尊周室各守封疆，不侵夺他国，按照周礼礼尚往来，才能维持天下一统、各国间的正常关系。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还没有哪一个诸侯国能够取代周室，而且周室亦无重大的失德。行仁政，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根本。而当时的诸侯都在谋求自己的霸权，互相战争，自己怕被大国兼并却要兼并其他小国，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针对这一时弊提出的，遂成千古不易之箴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诸侯以为自己强大到可以号令天下了，结果自己的大夫都乘机篡夺自己的政权，晋被六卿篡夺，鲁被三桓篡夺，齐被田氏篡夺，天下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孔子纠正时弊的主张即在于此。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经历了各种挫折，但传播了他的思想学说，并教育了一大批有才干的学生。晚年时，他已被当时的诸侯公认为是贤哲和大思想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