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短篇孔子趣味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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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孔子热衷于政治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只是一个终生追求政治的私塾先生,尤其是在周游列国的14年中,做梦都想弄个一官半职,哪里有心思授业、解惑?正应了贾宝玉的一句话:“入了****禄蠹之流。”

孔子对政治热衷到了什么程度呢?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意思是说:孔丘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他就焦急不安,每离开一个国家一定要带上晋见他国君主的信物和见面礼。“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就是说在国君召唤时,孔子不等车马准备好,就立即步行前往,再也没有回答颜路时:“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之语。

纵观孔子一生,为孔丘之徒所津津乐道者,一是齐鲁夹谷之会,一是堕三都杀少正卯。先说齐鲁两君之会,当时,齐欲与鲁修好,约以夹谷之会,归还侵鲁之地实属必然,以当时齐强鲁弱之势,齐没有必要乘演艺之机而袭鲁君。然孔丘以倾国之兵而备此“文事”,两君会晤之时,又完全不顾大局,一会儿指责表演节目不当,一会儿又借礼之名杀齐之艺人,使老于政治的齐景公颇为不满,也使修好的气氛颇为不睦,可鲁以倾国之兵为备,景公也只能以大局为重了。假使景公有心袭鲁君,靠孔丘之力护鲁纯属妄想,假使景公不以大局为重,随后报复,则孔丘就是为鲁招祸的魁首。

再说堕三都,当时鲁国王室已大权旁落,鲁昭公、鲁哀公出奔而国家百姓不乱,足能说明政归“三桓”已久,鲁君之位已是名不副实,孔丘之中都宰、司寇、摄相事等职位,皆是季斯所赐,名为鲁定公之官吏,实为季斯之家臣。堕三都之举中途夭折,既丢尽了鲁王室的颜面,又激化了孔丘与“三桓”的矛盾,最终导致季斯的抛弃,连郊祭的一块胙肉都没有分给他。

孔丘由大司寇摄相事之时,其得意忘形之状,被弟子们看了个一清二楚,门人问孔丘:“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丘说:“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孔丘有了“乐其以贵下人”的权力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杀了鲁大夫少正卯,还冠以五种“莫须有”的罪名。《论衡·讲瑞》记载: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可见,少正卯讲学比之孔丘更吸引人,最难堪时孔子膝下只剩颜渊一人,少正卯之死的根由也在于此。弟子们对杀鲁大夫少正卯也很不理解,就问孔丘:“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荀子·宥坐》)孔丘随即抛出“五恶”之说,恐怕也是难以服众。

孔丘经历以倾国之兵备“文事”的闹剧,继之以堕三都激化与“三桓”的矛盾,再之以辨言乱政杀了鲁大夫少正卯,有孔丘之快意处,少有描写鲁定公、季斯的文字,这自然有孔丘之徒为其粉饰的成分,但其荒唐、狭隘、独断之行为,实在不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素质,受到鲁定公和季斯的猜忌与冷落也是必然。以鲁弱、政散之国情,以当时之政治经济条件,“与闻国政三月,鲁国大治”之说可信否?最终在父母之国呆不下去,只得悻悻而奔向他国。

孔丘为实现其步入仕途的理想,带领弟子们辛辛苦苦14年,然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困于陈蔡,受屈于季氏,见辱于阳虎,戚戚然以至于死,累累若丧家之狗。孔丘想尽办法钻营,千方百计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最终竟无所遇,与他在鲁之所作所为不无关联。世之不用孔子,绝非偶然,非不遇也,是不合时宜也!孟子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反观同时代有抱负的知识分子,都有所成就,仕途哪有孔丘之坎坷,孔丘之政治智慧,阿木也未曾见到分毫。

以卫国的弱小和卫灵公的昏庸,孔子竟好几次离而复返,不知是对仕途抱有幻想,或是迷上了南子,或是走投无路。在陈国住了三年,不闻有什么建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最终成了政治笑话儿。虽然如此,对管子、晏子却也是多有非议,对管子小之,见景公而不见晏子,还疑其为人,被晏子讥为:“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

齐桓公好色、好味,与易牙、竖刁、开方亲密,管仲容之,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此环境,孔丘能有何作为?晏子事三君,二桃杀三仕,出使不辱使命,为政如此之久,孔丘有如此智慧否?一旦掌权,就杀大夫,一块胙肉未到,就离开父母之国,其胸怀、其智慧实在不值得称道,《论语》与《管子》《晏子》比照,看不出有何治国之道。有人自比于管仲、乐毅,可有人比于孔丘乎?

古代读书人谋生:首选当官,其次教书,再次经商

古代的读书人怎样养活自己?当然最好有个正当职业,首选是做官。官银靠不上,就得自己想办法,最常见的是教书。这种职业,是孔夫子开的山,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个个都收费。后世业此者,有功名者容易些,不用弟子三千,有钱人家教一个半个,则衣食俱足。没有功名的,则要差得很多,就算有学生可教,也养活不了自己,该种地的时候,还得下地。还有一种职业叫师爷,给官老爷当幕僚,据说也很滋润,但多半被绍兴的读书人包办了,别的地方的人插足很难。

发达地区的读书人,还可以经商。但比较省事的挣钱方式,还是卖文鬻画,很接近做工卖手艺。卖文有两种,一种是写书编书,一种是卖字。两种方式都有高下两等。自宋朝开始,出版就是一个发达的事业,出版商出书,很有市场。有市场的书,得有人写,有人编,这就用得着读书人了。水平高的自己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创作;水平低的,则编,把人家的东西拆开了重新组合,再加上一个香艳刺激的书名,跟今天许多书商干的活计完全一样。卖字也一样分高下,字写得好,有名气的,论幅卖,一幅字很多银子,当年苏轼一幅字就可以换几十斤上好的羊肉。没名气的,则给雕版者往刻版上写字,写上一堆,也能换几个银子。卖画,比较简单,只要卖得出去,都论幅,只是价高价低,差距相当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