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将一个有血有肉的孔子呈现出来，从他的人格的弱点以及终生同这弱点的斗争中，看到他那无可比拟的人格魅力和作为一个凡人的伟大之处。兹将从不同的侧面看看司马迁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怎样的孔子。
1.被人瞧不起的孔子。在孔子的时代，有许多人是很瞧不起孔子的，甚至当孔子一行人问路到了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懒得答理。他们的身份很低，有些是种地的“避世之士”，有些是守门的，有些是荷篑的。他们不理解孔子在这个烂得一塌糊涂的世界上，居然还想干点名堂出来，要不是傻瓜，就是动机可疑。一个楚国的疯子就唱歌挖苦孔子，大意是说，过去政治清明，凤凰才出来捧场。而现在的政客，却在势力场上疲于奔命。这是什么世道！孔子听了，想跟那疯子说话，那疯子理都不理地走开了。针对孔子最恶毒的挖苦是在郑国和徒弟走散了的那回。一个郑国人向孔子的徒弟们形容他们要找的那个人“累累若丧家狗”。孔子听说后，欣然地同意了这种说法。孔子为什么会同意这种说法呢？因为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相———你孔子就是条丧家狗。你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思想家，做学问才是你的“家”。为什么要去淌政治的混水！你难道不明白政治堪称这世上最肮脏的东西吗？
2.被肮脏的政治所害的孔子。孔子一辈子大多不得志，但也有得意的时候。只是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容易忘记得意背后所潜藏的危机。鲁定公十年孔子“摄相事”，策划了一次鲁定公与齐景公的会盟。当一场由侏儒们表演的节目上演时，孔子以“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的罪名，将那些侏儒演员们的手脚给砍了。我不知道这时候的孔子是否还记得起“仁”、“恕”这两个字，只知道孔子用他那厉害的政治手腕为鲁国从齐国手里拿回了几座城池。
十三年，孔子已大权在握，于是搞起了“削藩”，这一举动造成了费城的叛乱。十四年，孔子官拜大司寇，喜行于色。这时，门人对他有了异议，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这时候的孔子在门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太像个君子了。这年，孔子诛杀了被认为乱政的少正卯。也就是在这时，孔子的命运开始逆转了，孔子开始失去了国君的信任。表面上的原因是齐国用“女乐”来贿赂季桓子以“沮”孔子的政治前途，孔子于是引退。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的强硬作风已为他积怨、树敌过多，他在国内的政敌可能在国君面前做了什么手脚。无论是什么原因让他从高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倒台，就险遭一场被误认为是阳虎的杀身之祸。
3.回归到最本真的自我的孔子。沾了做官的弟子冉有的光，孔子在外流浪了十四年，终于回到了鲁国。这时的孔子，彻底地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梦想，开始了整理古代文献的工作，他通过整理文献，来体现自己在一生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思想。而正是这些思想，将深刻地影响一个文明的进程。他找到了他这样的人的真正的位置。孔子不愧是个圣人，他不仅认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建设性，也冷静地意识到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他也为他的思想确立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从而把他的学问，从伦理、政治的层面提升到了怎样让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好学敏求的过程中与天命相关联的层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怎么回事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至此，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