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有名的京剧艺人，几乎没有不进宫演戏的。谭鑫培、王瑶卿、侯俊山、杨月楼、杨小楼、孙菊仙等等，都是宫里的常客。其中谭鑫培最红，而杨月楼、杨小楼父子两代供奉。进宫演戏当然有好处，每月有四两银子的俸禄，十口人吃的白米，制钱一串。每次演戏，还有十两八两的赏钱，如果太后或者皇帝高兴，赏得就更多。但是，更大的好处，却还是宫外的市场。有进宫演戏的经历，在外面就会得到更多王公贵族和大权显贵的青睐，名声大，包银多，机会多。
不消说，慈禧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迷戏，也懂戏。王瑶卿曾说，西太后听戏很善于挑眼，但挑得令人心服。她经常“降旨”，批评艺人的表演，如果艺人唱腔发声不准，尖团字不清，平仄声有了差池，该唱三十分钟的唱了四十分钟，某个动作做得不到位，眼神错了，着装有问题，等等，都会遭到批评。但是，批评归批评，断不会因此挨板子或者杀头。不像雍正处罚戏子那样，一句话说错，脑袋就没了。孙怡云演《玉堂春》，因没有人事先告诉他慈禧属羊，唱到“羊入虎口有去无回”一句没有改口，结果西太后老佛爷大怒，也就是被赶出宫去而已。而比较得宠的孙菊仙，在外面唱戏经常偷工减料，有外号叫“孙一捋儿”，到了宫里也犯老毛病。老佛爷假托皇帝降旨：“凡孙菊仙承戏，词调不允稍减。莫违。钦此。”不过是要他下次注意。唱得不好挨批，但改好了却受表扬。王瑶卿当年属于改革派，经常换点花样，过去老旦唱戏没有身段，就是捧着肚子唱，王瑶卿改了，加了身段，别人替他捏把汗，但是慈禧说好。至于像谭鑫培这样的乖巧人，在宫里演庆典戏，《战太平》一出，有句唱词是“大将难免阵头亡”，临到他唱出来，就现改了“大将临阵也风光”，后面对得上对不上不管，但老佛爷听了高兴，得了重赏。
艺人们进宫次数多了，老佛爷又净给好脸，未免就有点放肆。据王瑶卿回忆，说他们有次在颐和园演戏，歇着的时候在乐农轩聊天，有的仰着身，有的架起腿，放肆地说笑。这时候，偏偏慈禧冲这边走过来，由于这几个人说笑声太大，根本没听见太监们例行的回避口令。如果这个时候慈禧进来，几个艺人这个样子属于不敬，按规矩至少得挨四十板子。据说一次一个名角儿到肃王府演戏，大热天在后台光着膀子乘凉，被肃王善耆发现，还打了四十板子。但是，这回明明慈禧已经听见这些人的说笑，临到乐农轩门口，突然拐了个弯，走到别处去了。显然，老佛爷故意放了他们一马。
位于最高位的帝王和太后，对社会身份低贱的艺人特别高看一眼，甚至特别宠爱，这是有传统的。传说中的梨园之祖唐明皇，不仅创造了梨园这个概念，而且确实对供奉的艺人青眼有加。后唐庄宗李存勖（李亚子）自己下场演戏，还容忍戏子当众批他耳光。而专横跋扈的明武宗朱厚照，优人也可以在他面前讽刺当朝的权宦，没有任何风险。帝王们对诤谏的大臣可以怒目而视、大加摧折，但对于优伶，却总是笑脸相迎、优待多多。甭管儒臣们如何抱怨，只要优伶能给帝王带来欢乐，他们就一直会享受别人所享受不到的特权。喜欢谁，宠谁，就得惯着谁。
只是，这样的宠爱，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真的有交情。对于帝王或者太后来说，这样的宠爱，跟喜欢小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太后待他们再好，他们自己知道，自己也不过是玩意。当年谭鑫培初入宫供奉时，西太后看见他的名字，说道，一个金还不够他花的，要那么多金干嘛？于是，在管艺人的升平署的名单里，谭鑫培就变成了谭金培。
光绪的京剧大批判
京剧成为战斗的武器，在人们的记忆中，好像应该是革命年代的事情。从延安平剧院的《打渔杀家》到八个样板戏，京剧一直在战斗。“文革”是京剧战斗的高峰，其间，关在牛棚里的人挨打，据说经常伴随着样板戏的乐曲。打手一边抽人，一边哼着“誓把反动派消灭光”的唱段。当然，除了这样的革命时期，按正常人的思维，戏剧原本就是一种娱乐形式。听戏的人无论开怀大笑，还是涕泪交流，过后都是放松。听戏嘛，没有人想的是添堵。
不过，所谓革命，也不过就是人的一种非常时期。人这种动物，每每过一阵子正常日子，就会转到非常时期去，没有革命的年月也是这样。到了非常时期，则必有非常之事，京剧这种原本找乐的玩意，还是可能被当成武器来整人的。晚清从戊戌变法到庚子闹义和团这段时期，举国上下，上至王公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有点不正常。戊戌变法，原本是为了求富强，缓解亡国危机。但是还没怎么变呢，担心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冲锋在先，不乐意变化的顽固派起哄在后，以杀掉六君子、帝后母子翻脸为标志，一个变法改革的中国，突然间翻作倒退保守封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从颐和园冲出来发动政变的西太后叶赫那拉氏，当然不肯承认自己从后台跳到前台，仅仅是为了自家的权力，反而固执地相信她之所为，就是因为光绪皇帝的忤逆不孝。不由分说，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图谋，安到并不知情的光绪头上。按照这个道理，她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光绪撵到中南海的瀛台，让他日日以泪洗面，对着湖面发呆。
其实，当日谭嗣同游说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根本没有告知光绪。而光绪此前所谓的密诏，只是让臣子们想个办法，能不能既安抚了太后，又能让变法继续下去。而光绪此举，原本就是西太后给逼的，变法变到后来，怎么做都挨骂，骂得光绪已经没办法再干什么了，这才急的。而这样的骂，固然有顽固派背后拱火的原因，也无非是西太后这个老太婆在后台坐久了，对失去权势的一种担心和焦虑的折射。政变之后，如果西太后想要查清事情真相，一点都不难，查一下档案，问一下自己布置在宫里的耳目即可。可是，这个老太婆就宁愿这样糊涂着，不由分说，屎盆子就咣当扣在光绪脑袋上，而光绪按礼数又不可能辩解，也不敢辩解。其他的人，也不便或者不敢多嘴。西太后是个明白人，如果抛开个人权势的缘故，让她扪心自问，她其实明白个中的道理究竟是怎样的。但是，当时的她就不乐意这样想，一定要把光绪忤逆不孝的罪名钉死在自己的心里才舒坦。这样，她出来政变，再度训政，才有道理，也就是说，她才能心安理得。她的愤怒，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必须不断加强，不断愤怒，安慰剂才能很好地起作用。
政变发生不久，就赶上光绪的生日，万岁爷的千秋节，按道理该大肆庆贺一番，但是偏偏赶上这个点，光绪的好日子就变成了他的磨难。当然，光绪虽然成了事实上的囚徒，但规矩还不能不遵守，生日还得庆贺，该吃饭得吃饭，该唱戏得唱戏。只是，进宫供奉的艺人们突然发现，千秋节演戏的戏码有点怪，不演惯常的喜庆剧目，重头戏居然是《白帝城》。《白帝城》演的是刘备被火烧连营兵败夷陵，客死在白帝城的事儿，满台的白盔白甲白幔帐，丧气极了。一个皇帝的生日，去演另一个皇帝的死日，明摆着是要恶心现在的这个皇帝。但是，西太后老佛爷定的戏码，谁敢不演？演完之后，领赏的主角谭鑫培下来，感觉到了有点不对，拼命地给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磕头，磕得头皮都出了血。后来他说，他这样做，意思就是让太后放过万岁爷。西太后没有怪罪这个小叫天，但也没有放过光绪。这段时间，宫里最爱的另一出戏是《打龙袍》，这是一出公案戏，前提是荒诞不经的宋朝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说的是包公陈州放粮归来，发现了当今皇上的亲娘，后来几经周折，皇帝和真太后母子相认，皇帝的真娘为了惩罚如此长时间不识亲娘的儿子，要包公对皇帝施刑，最后是以龙袍代替。这个戏也是演给光绪看的，一边看，西太后还一边大声嘀咕，这样不孝的儿子，漫说打龙袍，就是打皇帝本人也是对的。看完，还要求光绪表态：这戏怎么样？当今之世，有谁可以做包公啊？云云。光绪只能面红耳赤，支支吾吾说道：戏演得好。西太后冷笑一声：好，我看未必好吧？
被关到瀛台的光绪，实际上成了囚徒。衣食不周也许不至于，但孤独绝望肯定是免不了的。但是做了高级囚徒，自杀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日子只好这样挨下来。但是，余怒未消的西太后却还不解气，尤其是她要废掉光绪的图谋，既受阻于封疆大吏，也不容于西方公使之后，这个气就更大了。
庚子年是闹义和团的年份，义和团能有这么大气候，绕着弯说，与西太后跟光绪怄气也有关系。无非就是因为西太后和顽固派大臣，想借助义和团传说中的刀枪不入的法术，来抗衡西方列强。此时的光绪虽然已经成了朝堂上的摆设和瀛台的囚徒，但面对群魔乱舞的政局，还是尽可能表现出应该表达的抗议，不同意攻打使馆，不同意对西方十一国宣战。这样一来，儿子已经成为大阿哥（皇储）的端郡王载漪跳得更高，打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即光绪皇帝、李鸿章和奕劻，还有众多他看不上眼的大臣）的口号，还带着义和团闯宫。要不是西太后不想这样公然把光绪杀掉，光绪的脑袋还真就悬了。此时，西太后对光绪的迫害也公然升级。演戏就不演《白帝城》，也不演《打龙袍》了，因为这样的戏对皇帝还是太客气了。现在直接演《天雷报》，一个不孝之子，不孝敬爹娘，只奉承老婆，最后雷公把不孝之子劈死的故事。不消说，指桑骂槐已经不解气了，现在几乎就等于撕破脸皮公开诅咒了。就这样，每次演戏，光绪都得乖乖地陪着，演完了，还要被逼着发表观后感言。就这样，西太后还嫌不过瘾。升平署留下的档案中，关于庚子年的《天雷报》演出，老佛爷特意传旨，要演员们演的时候加五个雷公、五个闪电（都是人扮演的），狠狠地劈。此外还改剧情，不孝子张继保死后，魂见雷祖，要打八十杖，然后变成小花脸（丑角）。为了使雷祖看起来像青天大老爷，给他添开道锣、旗牌各四个，中军一名。这样的改法，意思不仅要光绪这个“不孝子”生时挨雷劈，死后还得接受审判，一顿饱打。第二个月之后，再演《天雷报》，又降旨添风伯、雨师。总之，这出戏变成了一场更为声势浩大的批判会，天雷滚滚，风雨大作。
天上的天雷没有真的滚滚而来，人间的雷声可是来了。在这样步步升级的京剧大批判中，义和团闹得越来越凶，围攻使馆，围攻西什库教堂，全城到处是枪炮声、喊杀声。直到八国联军进城，北京城四面炮声大作，西太后连忙让地方官准备车马，还没来得及准备周全，就换上便衣仓皇北顾。临走，还没忘了把那个她眼里教唆丈夫不孝敬婆婆的妖精媳妇珍妃，给推到井里淹死。此番逃难，西太后母子一路忍饥挨饿，惊恐万状。京剧大批判，到此结束。等西太后后来回北京，这样讥讽嘲弄诅咒光绪的戏就不演了。八国联军用枪炮教育了叶赫那拉氏，是她自己错了，错得离谱，而光绪皇帝是对的。
人世间的生活，无非就是饮食男女，吃喝玩乐，人们本质上都是要过日子的。演戏也好，听戏也罢，都是过日子的一部分。过日子难免牙齿碰舌头，人与人之间蹭出点火星也难免。但是，把过日子变成人与人的战争，把原本过日子的玩意变成战争的利器，说到底是违反人性的。试图这样操练的人，尽管是一位特别有权势的女人，但结果依然非常糟，祸害了别个，也祸害了自己。
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在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地区还是沿用民国纪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清廷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并且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这样，他虽然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工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清廷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