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并大力发展造船业。宋朝的统治不及于西域，传统的东西交通要道受到阻隔，但通过海路，东与高丽、日本，南与南海以至非洲诸国仍然往来频繁。当时，远涉重洋的民用船舶称之为“客舟”，可载2000斛粟。船上的设备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一应齐全，在当时世界上是较为先进的。朝廷使用的海船称之为“神舟”，其长阔高大和什物器用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3倍。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针测定航行方向。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记载了罗盘仪构造的基本原理。另有史料记载：“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针”。③987年，宋太宗派遣宦官八人，分四路出发，到南海诸国招徕商人贸易。宋时，海上交通线共有四条：一是沿用唐时旧路，从广州通往今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阿拉伯（大食）交通；二是从明州或杭州起航，通往日本和高丽；三是入渤海到登州；四是哲宗时新开泉州到南海的一路，可抵达阿拉伯各国。宋神宗曾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据《武经总要》记载，宋代广南水军的巡航范围已达西沙群岛，在澎湖诸岛有水军。元代时，海洋活动可谓又胜前代一筹。《元史》记载，由海道同元朝建立各种关系的国家约有20余个。《岛夷志略》中列举的东南亚及西亚、东非等处的地名就有100多处，记载的中国远洋船队与之建立海上贸易关系的亚非国家和地区达120个。当时的行泉府司管辖的海船有15000艘之多，海船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非洲的一位旅行家曾写道：他们那个“国家的全部贸易都操在中国船只手中”。当时，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元朝与南海诸岛国交通的枢纽。由此而东至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与海外经贸和内河粮运的同时，元朝的海外征战也较多。
1268年，忽必烈曾令部将在高丽制造可载4000石的海船1000艘，以备元军东侵日本之用。1274年在元兵南下灭宋的同时，忽必烈又命屯戌在高丽的凤州经略使、高丽军民总管等人，将田军及女真军、水军15000人，乘千料舟、拨都鲁轻舟、疾舟、汲水小舟各300艘，越海远攻日本。1281年，元朝向高丽发军十万人，水手15000人，战船900艘参与远征日本的战争。1282年，忽必烈遣江浙、福建、湖广兵5000人，战船2500艘，循海道进入占城（今越南南方）。1283年又责令江南行省大造海船，发五卫军2万人征日本。1286年，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专力攻安南（今越南）。1287年发江淮、江西、湖广省蒙汉军7万人、船百艘和云南兵、黎兵等再入安南。1292年忽必烈命福建、江西、湖广兵2万人，战船千艘，载一年粮，远涉重洋，进占爪哇。元军于12月从泉州出发，浮海经万里石塘（东沙、中沙、西沙、南沙群岛）等地，2月13日抵爪哇界，分军水陆攻击。
从上述可见，元朝对海洋的经略特别是海外征战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次数最多的，而且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陆上拓疆模式，具有一定的海权意识。
郑和“七下西洋”标志着明朝初期中国航海事业进入顶峰
1405～1433年，史称“明初时期”。这一时期，国力强盛，经济富裕，在宋元时代丰富的航海遗产和历史惯性的推动下，明代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地位、扩大国际影响、满足物质享受的需要，曾集中举国资财，先后派遣宦官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官方远洋船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各国，从而，将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推向前所未有的顶峰时期。
明代初期，造船业十分发达，而且制造技术和船只生产量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是发展水平较高的手工业部门。造船的种类有海上远航用的大型海船，海上或者江河作战用的战船、运粮的浅船、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明初官营造船业规模最大的是南京的龙江船厂，还设有龙江宝船厂，专门为郑和下西洋制造大型高级海船。福建的福州船厂是专门生产防倭船只的。广东新会东莞船厂专门制造海上战船。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即派遣郑和等率领船队进行规模浩大的海洋出使，除政治目的外，也是为了拓展海外贸易。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27800人，修造大船62艘，他既是明朝奉敕的使臣又是船队军兵的统帅。他们经南海入西洋，途经苏门答腊、阿鲁（亚鲁）、旧港（三佛齐国）、满剌加（马六甲）、小葛兰（奎隆），达到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古里国。此后，明成祖在位时期，又先后六次遣郑和率舟师出使南海西洋至西域诸国，远至今西亚与东非，史料上记载的所经国家多至30余个。郑和的远航，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见的壮举，同时，也使郑和认识到海洋以及海权的重要。他曾向明仁宗进言：“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同时，他还提出：目前，中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郑和的海洋观和海洋思想，即使以现代的政治和历史眼光来看，应当说也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引起明王朝统治者的重视。
细细算来，郑和的海权思想，与美国马汉“海权论”的基本观点有很多相同之处，而且还早于马汉“海权论”460多年。
今天，距离郑和远航已经600多年了，“七下西洋”依然是一个不朽的话题。当代美国学者路易塞斯评论道：“郑和船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支举世无双的舰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郑和七下西洋，有四次舰队总人数超过27万人，而后来的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等的远航规模最大不过两三百人。远航的郑和，没有侵略、没有掠夺、没有殖民，更没有杀戮。所到之处，总体上干了三件事：一是“开读赏赐”，宣读大明皇帝的敕谕。二是颁布中华“正朔”，即中国的历法，其中集中了中国人民在千百年实践中积累的对季节、气候的规律性认识，以及许多伦理道德、礼仪习俗等。三是给所到国家带去了瓷器、工艺和文化。正因为如此，郑和被今天的世人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使者”。但也应看到，耗资巨大、费时长久的郑和下西洋，在给中国换来尊重、换来荣耀的同时，并没有换来实惠的利益。此后，先后有倭寇、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八国联军、日本人、俄罗斯人打中国人没商量！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人远下西洋所换来的，只有自我陶醉——“共享太平之福”！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说明，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笔者从郑和下西洋到清末开始的百年耻辱中感悟到：当今世界上，不要一门心思去希望别人说你的好话，更不要想着让“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你，只要有人怕你特别是那些图谋不轨的国家害怕你，那就足够了！
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海洋事业衰败至极，海上外侮接踵而来
1433年至1840年，史称“明中叶至清末鸦片战争时期”。也许是应了老子的“物壮则衰”、“物极必反”的断语，明初时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航海成就的巅峰，也是中国航海事业由盛转衰、由进变退的转折点。
14世纪70年代，整个世界历史已经进入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前夜，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也开始进入晚期。在渐趋保守和没落的明朝统治下，宋元时期的航海贸易政策受到了否定，实行了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赍赐航海”政策，对民间私人航海贸易采取了严厉的海禁政策。来自海上的外侮也接踵而来。
到了明世宗嘉靖时，除了沿海倭寇侵扰外，葡萄牙殖民的势力也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15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外扩张达到高峰，殖民者经好望角到达印度西海岸，进而向东亚扩展势力。1511年侵入马六甲，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
有资料介绍，16世纪明王朝的军队曾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进行过较量。1514年，葡萄牙一艘商船开到广东沿海。当时中国官员对高鼻子、红毛发的西方人闻所未闻，但允许他们将所带来的货物卖掉后回国。葡萄牙商人因此得利丰厚。1516年，4艘葡军舰队强行驶入中国内河，开往广州，强占广东东莞的屯门岛海岸，并在那里盖房围栏，安营扎寨，屯兵造武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1521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下令实行海禁。葡萄牙国王派甫恩多灭儿率领一支由5艘巨舰、1000多名士兵组成的舰队闯入中国海域，还在大屿山强行登陆驻军布防，蛮横地要求明政府与之签订通商协约。中葡之战由此点燃导火索。由于葡萄牙使用的是火器，中国军队只有铁器，因此初战中国失利。1522年12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在反复研究克敌制胜之法、学习掌握葡军火器制造工艺之后，利用近战、火战，一举将葡萄牙舰队击溃，甫恩多灭儿乘小船才得以逃生。从此，葡萄牙人被赶出了广东屯门一带。1553年葡人托言商船遇到风暴，水浸贡物，请求在澳门借地晒晾。起初他们只是造茅棚停息，就船贸易；尔后逐渐建造居室扩充住地。1557年，葡萄牙人用欺骗手段才又租赁了澳门，回到中国沿海。
从总体上讲，自明初到穆宗隆庆时，明廷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实行所谓“海禁”，即禁止商人与海外通商。其目的，一是加强海防，“寸土不许下海”就在于切断海上联系，以防止国内的反乱与海外的侵扰；二是由官府独占海上贸易，以防侵犯官府商利。后来，福建巡抚许孚远总结以往海禁的教训，认为“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遂在奏疏中提出，开放海禁不但于国有利，而且也是加强海防的最好办法。此后，海禁时紧时松，朝廷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未停息。
清，顺治十七年（1600年），清政府曾迫使沿海居民内迁30里，明代与南洋、日本诸国的海上贸易基本中止，只有台湾郑氏继续开展海外经营。
三藩战后，康熙帝下令开海，准允沿海居民迁回旧居，开放原来的海禁，以发展海外贸易。当时海外贸易发展到日本、东南亚，远至欧洲。有资料介绍，康熙二十七年远航日本长崎的船只就达到192艘；每年赴东南亚的商船大约为30～40艘左右。顺治至康熙初年，先后通航荷兰、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清朝在海外贸易中一直处于有利的地位，史料中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开海后的情况是“可谓极一时之盛”。
1683年6月，康熙帝曾起用施琅征伐台湾。施琅所率战船，百船分列东西，自督56船分八队进兵。经过海上激战，全歼郑氏水师，占领澎湖，8月进驻台湾。足见当时的海上军事力量雄风之大。
1716年，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和限制出海，目的是防范东南沿海人民与海外的联系，这一举措，极大地限制了海外贸易和沿海各省工商业的发展。
乾隆时期，英国已经不断在海外殖民，向东方扩展势力。护送货船的英国兵船，经常在中国东南沿海侵扰，截掠他国船只。
嘉庆时，曾对英国兵船在沿海的侵扰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和回击。
从总体上看，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年间，基本上是以禁海闭关为其政策的支柱，以停止贸易作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从鸦片战争开始，在以后的海上交战特别是甲午海战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以中国水师的失败而告终，这些众所周知的史实，现在已经被列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了。
历史上的中国面对海洋长期存在四大问题
今天的中国人，一直以“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骄傲，自诩为农耕民族、大陆民族。其实，这只是基于已有历史知识的一种认识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1970年夏季，台湾当地居民在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溪谷采到一片灰红色的古人类化石。经日本考古学者用氟锰法测算，断定是3万年前一位约20岁的男性青年的顶骨。这一史前人类被命名为“左镇人”，迄今为止，他是我们发现的最早开发祖国宝岛的先驱。他的出现，将台湾原始社会的历史在长滨文化的基础上，向远古推溯了两万年左右。来自大陆的“左镇人”何以到达台湾？据考证，3万年前的台湾海峡还只是一片低洼地，后来才在地理变迁中变成今天的海峡。“左镇人”的发现，让台湾一些学者为之兴奋不已。一位叫黄大受的教授曾在台湾《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改写中华古文明史”。他认为，中国人一直以黄帝为始祖，故自称“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一直以黄河流域为发祥地，故称其为“黄河母亲”。其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中发现，不仅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进一步向上古延伸，而且使中华文明史由单一的农耕文明、大陆文明向多元化拓展。比如，中原仰韶文化遗址距今已超过5000年，东北赤峰地区红山文化距今也在5000年以上，西北大地湾文化遗址距今已达7000年，浙江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出现了距今7000年的早期海洋文明。考古发现，生活在东南沿海的“饭稻羹鱼”的古越人，在六七千年前即敢于以轻舟航海；百越文明也属于海洋文明。今天的东南亚、南太平洋诸岛上的许多民族，都与古越人的后裔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笔者并不是想去改写既有的中华历史教科书，那是考古学家的事情、是史学工作者的事情、是需要国家政府审定和把握的事情。笔者只是想说，今天的中国人不能被历史上认识的局限性所形成的既定认识所局限，在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原本就有海洋文明的成分，能从泾河、渭河走向北部大漠、西部戈壁、南部中南半岛、东部大海的中华民族，也具有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基因和能力。也许是受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民族”讹论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最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中国对待海洋问题有四个基本特点：
第一，拥有大片海域却长期轻视经略海洋。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是以陆地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历史上涉及海洋经济政策的改革，如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论”，以及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和历朝历代颇为辉煌的远洋贸易等，也曾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经略海洋始终处于“配搭儿”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