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走出去”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海外投资和企业、海外市场、海外资源基地、海外劳务、海上交通运输将大量增加，海洋开发和海外经济安全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谁都希望国家的这些海外利益不受侵害，但在当今世界这恐怕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即使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武装抢掠，小来小去的麻烦也不会少。这就需要中国的军事力量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当然，这种安全保障大多并不需要开枪开炮，强大的军事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保障。从实践看，占领“地区”必须有强大的陆军，而确保海外贸易、市场、劳动力就业就必须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正如马汉所说，“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优秀的海上力量对于海洋的控制”。⑩近年来中国海军舰队远航一些国家，当地的华人和中资企业、海外劳务人员欢欣鼓舞乃至激动不已、热泪纵横，充分表明“海外”多么需要祖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毋庸讳言，中国的这个“后盾”还弱了一点，还不足以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海洋意识”与“三海”突破
随着全球性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入发展，随着海洋空间在国人生产生活中份量的不断增大、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海洋力量的进一步增强，海洋意识在“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的作用下，必将成为国人的重要思想观念。走向海洋的中国，需要在“海权实践”上明确思路、有所突破。
依笔者之见，在向南、向海、向全球发展的进程中，“三海”问题为当务之急，是走向“两洋”、经营“两极”的前提和基础；“两洋”是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是最终实现崛起的标志和重要保障；“两极”是长远规划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中国海权的最终标志。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首先重点解决“三海”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讲要先打扫好房间再接待客人。今天，我们在海洋问题上应当是先清理好门前，再出门远航！
对“三海”问题的解决，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笔者认为，总的思路应当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综合一体，整体筹划、通盘考虑，以军事手段为后盾，以政治经济为突破，以文化、科技为辅助。在具体操作上，应当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搞清情况。目前的问题不是“三海”主权和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不清楚，而是对“三海”主权和权益归属的历史情况不清楚，因此底气不足、胆识不壮；对“三海”价值和重要意义的认识不清楚，在一些人看来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对失去“三海”可能导致的危害不清楚，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失去“三海”将严重动摇党执政的合法性。
——坚定决心。有决心的中国人什么都能干成，“人定胜天”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中国人上下五千年的真实写照。如果我们能像当年搞“两弹一星”那样去解决海洋问题、发展海洋事业，没有干不成的事情。但是，没有决心的中国人，就像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不要说干事情，连活的气力都没有。
——建构领导机构。这是实现决心的前提，是解决海洋问题、干海洋事业的基础。有这样一个机构，就可以规划发展，领导建设，组织维权执法，协调各有关部门和各种力量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指导海上武装力量的战争和非战争行动。
——整合力量。中国不缺职能部门、不缺各种力量，“五龙闹海也好”，“九龙闹海也好”，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件好事情。大家都关心海洋事业、关注国家主权和权益，这不是好事情吗？问题是如何能够把“五龙”、“九龙”的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形成一股劲儿。
——把握时机。“三海”问题的出现和日益严重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惹的祸。《公约》生效之前，我们失去了一次解决“三海”尤其是解决南海的机会；3·14海战也是一次机会，借机一鼓作气也就解决了。毛泽东当年讲，解决台湾问题必须两个条件，一个是制空权，一个是“世界上有事”。下一次世界上再发生类似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一类的事情，就应当是中国解决“三海”问题不可或缺的机遇。
——注重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也是解决“三海”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解决“三海”问题上的能力还有所欠缺、“成事不足”的话，那么，以目前我们的条件和能力，“败事有余”是无可非议的。即，如果说有效地维护国家海洋主权和权益特别是全部收回被侵害的主权和权益在能力上还有差距的话，那么，阻止和干扰有关国家长期侵害、进一步侵害我主权和权益却是完全办得到的。对方不断制造摩擦，我们可以实施“反摩擦”；对方常驻我领水和管辖水域，我可以采取袭扰的办法断粮断水，迫其因无法保障生活而自动退出；通讯是常驻的必要保障，我可以采取定期不定期干扰等等。
总之，在明确思路，把握重点的基础上，首先解决“三海”问题，为中国实施进一步“走出去”的政策，践行向南、向海、向全球的发展途径，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国家安全的“投入”与“产出”
“投入”与“产出”，原本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对概念。就人类社会而言，虽然也会出现“播种的是龙种，产出的是跳蚤”的情况，但从整体上讲投入什么就产出什么、投入有多大产出就有多大。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在军事上的投入有多大，其“保险系数”、安全程度就有多大。这是历史的定律！
人类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完全取决于财富的多少。有资料显示：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13%，日本占25%。但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拥有亚洲第一海军力量的清王朝被“小日本儿”打得一塌糊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主要来自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力支持，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堆积。严肃地对待国防，既要舍得投入，又要把钱花好。国防建设属于国家行为，国家投入是国家行为的基本标志，也是国家的责任使然。可以说，在国防问题上，一份投入就是一份安全，少投入就是少安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按照“军队要忍耐”的要求紧缩了国防投入，其结果是“台独”势力叫板、美国人炸馆、南海几个小国“闹海”。虽然，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这种代价也过于惨痛。
打开当今世界各国国防支出的“账本”不难看出，与世界其他国家对外公布的国防费相比，中国的国防支出总体水平一度曾是相当低的。1994年中国的国防费为639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23%，英国的183%，法国的186%，日本的139%。从1979年至1994年，中国国防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56%下降到13%，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85%下降到95%，曾有一段时间仅为7%多一点儿。虽然经费的数额有一定增长，但其增长率与同期物价上涨指数相抵后，还曾出现负增长的现象。1997年中国国防费仅为98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367%、俄罗斯的6125%、英国的2753%、法国的267%、日本的2279%，韩国的5698%。今天，中国的国防投入一直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上，这是近年来中国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重要保证。但必须看到，一方面我们的历史欠账太多，绝非三天两天就能“找回来”。“五年立项，五年研制生产，五年形成战斗力”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三十年陆军，五十年空军，一百年海军”也是有史以来军事建设的一种规律。应当肯定地说，海上力量建设水平的提高绝不是有投入就立竿见影的“一夜效”。
有一则中医广告说，一种“膏药”只贴一晚上就能治愈腰、腿疼的老毛病。一个时期以来，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也有一种近乎“一夜效”的思想认识，似乎只要加大投入，军事力量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转变，人民解放军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精锐之师”。这实质上是一种因果关系上的机械论。因果关系，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应当肯定地说，因与果关系是绝对的，即有前因才有后果，不能没有前因就产生后果，也不能有后果而没有前因，前因与后果也不能互相转化。但是，在具体认识方法上就有几个“思想的前提”的问题。首先，一个事物的结果往往是另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如，“乐极生悲”，乐是因为其他事物而生，但乐大劲儿了往往会得意忘形、骄纵妄为，从而惹下灾祸、生出悲伤来。所以老子提醒人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遭遇困难和挫折时不能气馁，困难和挫折使我们更加成熟；而取得胜利和成就时不能骄傲，骄傲自满使我们忘乎所以。一个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鸦片战争的耻辱虽然是当时的国人直接所为的结果，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全国解放战争中我们一鼓作气的三大战役、转战大西南、挺进大西北等等，三年半时间打垮了国民党800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在朝鲜战场上我们依然继续着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字，开始时也是实行大穿插、大迂回、大包围，结果并不理想，而且还多有损失，最终，还是“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式的歼灭战，以及“零敲牛皮糖”的打法，才使我们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
其次，简单地认为内因是决定性的因素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实质上，内因与外因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鸡蛋所以能够孵出小鸡来，既因为它具有孵出小鸡的内在因素，也因为它具有孵出小鸡的外在条件，把鸡蛋放到冰水里，就如同把石头放到孵箱里孵不出小鸡来一样，再好的蛋也孵不出小鸡来。
再次，一个结果并非只是一个原因，一个原因也并非只产生一个结果。世界上的事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联，很少有点对点的“单线联系”。因此，影响一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原因，有自己的原因也有他人的原因，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有我们能够认识的原因也有我们尚无法认识的原因。因此，分析认识一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绝不可以点对点的“单线思考”。萨达姆政权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土崩瓦解，虽然有美国“先发制人”战略、“快速决定性作战”的直接原因，但美英两国长达十多年的“禁飞区”消耗性作战、核核查行动、策反行动、全面经济封锁行动等，以及伊拉克内部政治、经济、科技长期腐败和落后，民心思变，国际社会尤其是伊的周边国家讨厌伊拉克等，不能不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又次，因与果的反映时间有长有短、有急有缓。人稍一使劲儿就能搬起一块大石头，但种下一粒种子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长出一棵大树。社会生活中有些事情可以立竿见影，比如今天坐着北京吉普车，明天买一台奔驰车，立刻就是“鸟枪换炮”；有些事情则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比如再好的武器装备拿到部队，也有一个学习掌握、人与武器结合的过程，一支枪需要三五天，一门炮需要个把月，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艘军舰恐怕没有几个月甚至三五年的时间都很难形成最佳的战斗力。
总之，因果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表现在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亦是如此。中国海上力量建设不会像“吉普车换奔驰”、“鸟枪换炮”那么简单，实力转换成能力必须有一个过程，绝不会一蹴而就！
“走出去”与“海外武装力量使用”
“海外武装力量”是笔者一些年来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在国家领土主权范围之外以战争和非战争军事行动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国际军事活动、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
中国绝不搞霸权，中国绝不干涉他国事务，这是中国的原则，是中国反对他国干涉中国事务的重要前提。因此，中国绝不会侵略他国、不会搞海外军事扩张，侵略性、扩张性的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不是中国的选择。
古往今来，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并不都是侵略性、扩张性的，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而使用武装力量也不都是干涉他国内政。印度洋海啸，许多国家的军队开着飞机、驾着军舰到印度洋沿岸受灾的国家紧急救援，就不是侵略性、扩张性的嘛！5·12汶川大地震，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军队开着飞机把救援物资送到中国，就不是侵略性、扩张性的嘛！索马里海盗大闹亚丁湾，世界上许多国家派出自己的舰队去护航、打海盗，也不是侵略性、扩张性的嘛！“国际责任”、“国际义务”、“负责任的大国”都是具体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必要时以武装力量维护地区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因此，无论确保实现和平崛起，还是维护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只要不是侵略他国、不是搞扩张，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对于一个意欲崛起的国家来说，国家利益走到哪里，国家武装力量运用的“天地”就应当延伸到哪里，这是主权国家的权益，也是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由于历史方位的客观要求，中国武装力量的运用主要在本土（领土、领海、领空），最大范围也没有超出周边（包括管辖水域）。今后，在全球范围内投送和使用国家武装力量已经不可回避。实事求是地讲，由于中国的周边环境复杂，世界上各大国争雄的变数较大，中国自身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让中国像美国那样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海外是不现实的。但是，让中国像以前那样专顾本土一头也是不可行的。从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家利益的实际情况看，海外武装力量使用已经历史地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海外的中国人将越来越多，当他们在驻在国遭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时，中国管还是不管呢？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的家里遭受欺侮时，你能说那不是我的家，我不能管吗？又如，周边14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家发生了严重的内乱，中国管不管？中国不管，天涯海角的大国强国就会以国际维和行动为名，把军队开进去。到那时，中国既没有履行国际义务和大国责任，损害了自己的国际形象，又让卧榻之侧睡上一只大老虎，很可能会把肠子都悔青了！因此，着眼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海外武装力量使用，不存在姓“资”姓“社”、姓“中”姓“外”的问题，也不存在谁喜欢不喜欢、谁高兴不高兴的问题，别人做得中国就做得，别人没有做得中国也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