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中国海权》实在是朋友和老伴戳鼓的。原本想在中国拥有了自己的航母那一天，再考虑这个问题。当年出版《中国海权》时，正值第一个国际海洋年。今年，恰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中国海军建军60周年，也是个大喜的年份！
再版的实质是再一次出版，如果脱离了原创的思想内核、文笔风格，那就不叫再版；再版不是再一次印刷，如果不做必要的修改、充实、完善，那就失去了再版的意义。第一版《中国海权》毕竟是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虽然笔者提出了“中国海权”这个历史命题，但难免时代的局限性、思想认识的局限性、知识的局限性。每当人们提起这部小书时，笔者常有一种对读者的愧疚，有时还会暗自面热脸红。因为，书中确有许多疏漏、许多失误、许多不妥、许多遗憾。这也是笔者下决心修改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对1998年版《中国海权》的修改，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加写第一、第二、第九章，主要将2004年以来在拙作《国之大事》、《史鉴大略》、《哲理大道》、《马克思恩格斯与战略》、《大道探源——（二）列宁与战略》中有关海权的零散阐述集中起来；第三、第四、第五章（1998年版第一、第二、第三章），主要对历史事件进行了核对和文字修改，基本框架和内容没有作大的改动；第六、第七、第八章，在1998年版第四、第五、第六章基础上，一方面对结构做了重新组合，一方面将近年来在中央党校等单位和机构讲课中有关海权的内容充实进来。另外，对附图做了大幅度更换和调整。此次再版的总文字量，在1998年版27万字的基础上增加为40万字（其中，将1998年版中删去7万余字，新增20万字）。
有朋友问，1998年版《中国海权》为什么署名“章示平”？原委很简单，那时在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盛极一时，而国内军内“左”的思想依然存在，使用笔名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当时的一位院领导神情凝重地对笔者说：“世平，这是一部好书，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抓紧出版，功在千秋。送你三句话，一是不能用真名，二是不能在军队出版社出版，三是绝对不允许炒作。一旦有什么问题，我老头子负领导责任！”如果说笔者一生中有许多“贵人”相助的话，那么，这位领导可谓笔者在学术创新上的一大“贵人”。
人民日报出版社的许南方同志得知笔者撰写完成《中国海权》的书稿后，跑上门来定稿，一切出版工作都在他的张罗下很快完成。在最终审定署名时，许南方和其他几位出版社的同志均不同意使用笔名，笔者将院领导的三点意见告诉他们后，最终采纳了使用笔名的意见。是许南方提出，“用个谐音吧”。就这样，取“以我文章昭示和平”之中的“章”、“示”、“平”三个字而成笔者的第一个笔名。
当然，使用笔名也引出一些小插曲、带来一些不愉快。但笔者坚持认为，“思想的用途就是用于实践，别人抄袭你的思想、理论的同时也是一种传播，思想者所以为思想者，就在于思如泉涌，如果哪个‘思想者’因自己的思想被别人抄袭了而惧怕思想涸竭了，那么，他还算不上真正的思想者”。
这本小册子再版之际，无论如何要说一声感谢著名学者何新！“中国海权”这个命题是在与他的交谈中，由为国家“走出去”政策提供军事上的安全保障这样一个话题引出来的。当时担心给何新带来负面影响，故只在前言中说“本书的主题思想是受友人的启发形成的”。1998年版《中国海权》出版后不久，何新还推荐给胡玫导演，由她组织力量编制了一部《为了和平》的政论电视片，以影视形式传播了海洋意识、海权思想、海军建设的重要意义。
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特别是许南方和王斌同志，是他们再一次为《中国海权》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笔者时常感叹“人生苦短”。想一想，即使是能活90岁的人，除去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就剩下60年了，再把吃奶时、上学时、退休后、胳膊腿儿不利索而趴在床上的时间除去，满打满算那好日子不过30年。因此，人生不能没有追求，生出来靠娘的奶水喂养，没有追求的人到老也是攉屎搅尿的主儿；当然，人生也不能强求，联合国只有一个秘书长，谁都想当、谁都去争，那岂不天下大乱。
在古希腊帕尔纳索斯山上的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一块碑铭上镌刻着“你要认识你自己”。笔者好琢磨事儿，那就多想点问题、多写点东西。胡杨所以并不美丽但久久地为人们称颂，因为它具有极顽强的生命力，不仅抗干旱、斗风沙、耐盐碱，更主要的是“生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朽”。笔者之所以喜欢胡杨，并不是想追求“一千年不朽”。其实，人都死了、魂飞魄散，即使过个千八百年还有人能说出你的名字来，那又能怎么样呢？你能听到吗？你能知道吗？自古人类社会也是花开自然香。李白、杜甫只是由着性子写诗而已，并没有想要当什么诗圣、诗仙的。因为他们的诗写得好，才被后人送了“圣”啊、“仙”啊的雅称。笔者就想像胡杨那样，历尽折腾而“千年不死”、“千年不倒”，活就活出个精气神儿！人一生出来实际上就是在向死亡迈进，天地之间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天塌下来才多大点事儿！学术探索尤其需要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和勇气。
作者
2009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