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新叙》一九二○年十月初刊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新叙
中国近五百年来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部书。我常常希望有人将这三部书加上标点符号，分段分节，重印出来，以供研究文学者之阅读。
我怀这种希望者有三四年，好了好了！现在居然有一位汪原放先生把这三部书加上标点符号，并且分段分节，陆续印行了！
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因为我平日是主张白话文学的，于上举三书之中，尤其爱读《儒林外史》，于是就来叫我做一篇《儒林外史》的新序。
可是我对于“文学”，实在没有甚么研究，这《儒林外史》在“文学”上有怎样的价值，我现在还不敢强作解人来说外行话。我现在做这篇文章，不是批评《儒林外史》的本身，是觉得《儒林外史》这部书，不但是文学的研究品，并且大可以列为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一。以下的话，都是就着这个意见来说的。
我以为《水浒》、《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三书，就作者的见解、理想和描写的艺术上论，彼此都有很高的价值，不能轩轾于其间。但就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方面着想，则《水浒》和《红楼梦》还有小小地方不尽适宜，惟独《儒林外史》则有那两书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我认为这是青年学生的良好读物，大可以拿他来列入现在中等学校的模范国语读本之中。
我觉得《儒林外史》有三层好处，都是适宜于青年学生阅读的。其中一层为《儒林外史》与《水浒》、《红楼梦》所共有的，两层为《儒林外史》所独有的。
(1)描写真切，没有肤泛语，没有过火语这一层，不是《儒林外史》独有的好处，那《水浒》和《红楼梦》都是如此。文学家唯一的手段，就是工于描写。描写得恰到好处，使看的人觉得文中的景物，历历如在目前，逼住他们引起愉快、悲哀、愤怒种种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学。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有一段论描写的话道：
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1)写人，(2)写境，(3)写事，(4)写情。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灵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绝不是西湖，也绝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绝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中国古今的文章虽说可以“汗牛充栋”，但是能够这样工于描写的好文学却实在不多。一般人认为文学的如骈文、如桐城派的古文，他们要讲究甚么“对偶”，甚么“声律”，甚么“义法”，甚么“起伏照应”，甚么“画龙点睛”，所以他们做的那些陈猫古老鼠式的甚么“论”、“记”、“传状”、“碑记”、“赠序”、“寿颂”之类，都是摇曳作态，搔首弄姿，或夸对仗之工整，或诩义法之谨严，按之实际，则满纸尽是肤泛语。他们对于一件事实，一种现象，往往不愿作平情的判断，“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如《史通》的《载文》和《曲笔》诸篇所举之例，触目皆是。由此可见他们又爱做过火的文章。文章犯了肤泛和过火两种毛病，当然不能真切了。还有那班做无聊的、恶滥的小说的人，描写他理想中的人物，总爱写的不近人情：如《天雨花》之写左维明，《九尾龟》之写章秋谷，叫人看了，真要肉麻，真要恶心；至《野叟曝言》之写文素臣，简直成了一个妖怪了。(《西游记》也是一部好小说。书中写孙行者，原是要写一个本能超越人类的神猴，所以越描写得神通广大，越觉其诙谐有趣。这是不能和文素臣等相提并论的。)他们描写阴险小人，又往往写成“寿头”或白痴。一部书中罗列乞丐、皇帝、官吏、幕友、员外、安人、公子、小姐、妖怪、强盗，……其性情、言语、动作，等等，都是一副板子印出来的。这也是犯了过火和肤泛的毛病。青年学生血气未定，识力未充，多读此类不真切的文章，则作文论事，很容易犯模糊和武断的弊病。要救这种弊病，惟有多读描写真切的好文学。中国抒情之文如“三百篇”，汉魏的乐府，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诸人的诗，李煜、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诸人的词，元朝的南北曲等；说理之文如《庄子》等；记载之文如《左传》、《国策》、《史记》、《水经注》、《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等，其中颇有些描写真切的好文学。此外就要数到《儒林外史》等几部好小说了。现在单就《儒林外史》说，他描写各人的性情，言语，动作，都能各还其真面目：那地位相差太远的人自不必说，如杨执中和权勿用，娄公子和遽公孙，杜少卿和迟衡山，虞博士和庄徵君，……很容易写得相像，他却能够写得彼此绝不相同；又如他描写胡屠户、严贡生、马二先生、成老爹诸人，真是淋漓尽致，各极其妙，而又没有一句不合实情的肤泛语和过火语。闲斋老人的序中说：“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这句话，真能道出《儒林外史》之好处。这种“写实”的大本领，断非那些惯做谀墓文章的古文家所梦见的！
(2)没有一句淫秽语，这是《儒林外史》的大特色。中国人做到诗、词、戏曲和小说，大概总要说几句淫秽语。那些假造的古书如《飞燕外传》和《杂事秘辛》之流，及一切“色情狂的淫书”和“黑幕书”，作者本意即专在描写淫秽，那是不用去提他了。此外，如宋词元曲之中，就有涉及淫秽的地方。《水浒》和《红楼梦》，其文学虽好，但是也还有几段淫秽的。独有《儒林外史》最为干净，全书中不但没有一句描写淫秽之语，并且没有那些中国文人照例要说的肉麻话。这不是他的大特色吗！照这样一层看来，青年学生可读的旧小说，自然以《儒林外史》为最适宜了。(坊间所售石印齐省堂本《儒林外史》，忽然增加了四回。这四回中有许多描写淫秽的话，不知是甚么妄人加入的。吴敬梓的原本固然没有这四回，就是齐省堂的改订本也没有这四回，有木版的齐省堂本可证。)
(3)是国语的文学。适之先生的《〈水浒传〉考证》中说：“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我以为这话说的很对。但是白话文学之中，有“方言的文学”和“国语的文学”之区别。《水浒》还是方言的文学，《儒林外史》却是国语的文学了。《水浒》和《儒林外史》之间，并没有国语的文学之大著作，所以《儒林外史》出世之日，可以说他是中国国语的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
中国白话文学的动机，起于中唐以后，如白居易诸人，很有几首白话诗。到了宋朝，柳永、辛弃疾诸人的词，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诸人的说理之文和信札，很多用白话来做的。但那时的做白话文章并不是有坚决的主张，不过文学家要很真切的发表自己的情感，哲学家要很真切的发表自己的学说，有时候觉得古语不很适用，就用当时的白话来凑补，所以把古文和白话夹杂起来，自由使用。这时候文章中的白话，不过站在补缀古文的地位，不但去国语的文学尚远，就连方言的文学也还够不上说。自从元曲出世，关汉卿、马致远、白仁甫、郑德辉这班大文学家才把以前的文体打破，自由使用当时的北方语言来做新体文学。元曲中间，常常夹杂古书中的成语，甚而至于拉上许多《四书》、《五经》中的古奥句子，生吞活剥的嵌入当时北方语言之中。
这种文言白话夹杂的状态，骤然看来，似乎和宋词一样，其实大不相同：宋词是以古语为主而以当时的白话补其不足，元曲是以当时的白话为主而以古语补其不足，所以元曲可以说是方言的文章。不过曲文是要歌唱的，虽用白话来做，究竟不能很合语言之自然。很自然的方言的文学完全成立，总要从《水浒》算起。《水浒》中所用的语言，不知是哪处的话，这个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考证明白。不过总不是元明之间的普通话，这是可以断定的。因为他所描写的是一种特别的社会——强盗社会——的口吻，若用当时的普通话来描写，未免有不能真切的地方。《水浒》以后明朝最著名的小说，就是《金瓶梅》。《金瓶梅》是写一种下流无耻、龌龊不堪的恶社会，自然更不能用普通话了。元明以来的普通话，和唐宋时代大不相同。现在江、浙、闽、广等处的特殊语言，大概是唐宋时代的普通话。(现在江、浙、闽、广等处的特别声音，多半与《广韵》之音相合，可证。)自从宋朝南渡以后，到了元朝，蒙古人在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国的皇帝，就用当时北方的方言作为一种“官话”。因为政治上的关系，这种方言很占势力。明清以来，经过几次的淘汰，去掉许多很特别的话，加入其他各处较通行的方言，就渐渐成为近四五百年中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就是俗称为“官话”的，我们因为他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他为“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