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初刊于《读书杂志》第十二期。
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
我今天到《读书杂志》的编辑部去，看见新寄来的三篇文章：两篇是胡堇人和刘掞藜二君驳顾颉刚君论古史的；一篇是顾君答刘、胡两君的信。他们辨驳的问题，我暂时不加入讨论，因为我对于这些问题还未曾仔细研究，虽然我是很赞同顾君的意见的。我现在所要说的，是因看了胡、刘二君的文章而联想到现在研究国学的人有三件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应该首先知道的事不限于这三件，不过我现在只想到这三件罢了）。下面虽然借着胡、刘二君的文章做个例，其实和胡、刘二君所讨论的问题是没有关系的。
哪三件事？（一）要注意前人辨伪的成绩。（二）要敢于“疑古”。（三）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
（一）中国的伪书伪物很多，研究国学的第一步便是辨伪（但辨伪的工夫是常常要用着的，并不限于第一步）。前人辨订伪书伪物，有许多已有定论的，我们应该首先知道，一则可以免被伪书伪物所欺，二则也可以省却自己辨订的工夫。但现在研究国学的人太不注意这事了，所以常要误认已有定论的伪书伪物为真书真物。如胡堇人君相信峋嵝碑真是夏代之物便是一例。他不知道这是杨慎造的假古董。一般讲历史的人相信明人假造的《竹书纪年》为汲冢旧物；讲文学的人相信东晋伪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真是夏代之诗；……都和胡君犯着同样的毛病。我以为胡应麟的《四部正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孙志祖的《家语疏证》、崔述的《考信录》、康有为的《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等等辨伪的名著，都是研究国学的人应该先看的书。
（二）仅仅知道了前人辨伪的成绩还不够事，因为前人考订所未及或不敢认为伪造的书物还很不少。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常持怀疑的态度才是。我们要是发见了一部书的可疑之点，便不应该再去轻信它；尤其不应该替它设法弥缝。我看了刘掞藜君论《尧典》的话，觉得他是错误的。刘说全本梁启超君；我现在把梁说错误之处说明如下。梁君因《尧典》中有“蛮夷猾夏”一语是“时代错迕”而疑为伪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再版，页一七五）；又因《尧典》所记中星在公历纪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确是如此，而说“《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同书，再版，页一五九）。我以为“猾夏”一语确可认为伪书的证据（梁君此疑，本于其师康有为君的《孔子改制考》，中华民国九年重刻本，卷十二，页五）；而中星的问题却还不能认为真书的证据。我们说《尧典》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尧舜是“无是公”，“乌有先生”，或者大家不肯相信这话。现在姑且让步从旧说认《尧典》为古史，尧舜是有这两个人的。但尧舜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实在无从知道，因为比较可信的旧史只有《史记》，《史记》的纪年始于周召共和元年，即公历纪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这以前的年代便绝无可考。尧舜的时代既无从知道，那就不能因《尧典》所记中星合于公历纪元前二千四五百年时的情形而认它是尧舜时代的真书了。其实《尧典》之不足为信史，梁君也很知道，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明明说《虞夏书》是周人所追述的（页二八及三七），只因被“弥缝”之一念所误，于是总想保存它一部分，认为尧舜时代的真书，而不顾立说之难通了。这个毛病，犯的人最多，所以《中庸》、《礼运》、《毛诗》、《周礼》诸书常常有人揭穿它们可疑之点，而常常有人替它们弥缝。弥缝的原故便是“不敢疑古”。他们总觉得较后的书可以疑，而较古的书不可疑，短书小记可以疑，而高文典册（尤其是经）不可疑。殊不知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的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极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近来如梁启超君疑《老子》，胡适君和陆侃如君疑《屈赋》，顾颉刚君疑古史，这都是国学界很好的现象。我希望研究国学的人都要有他们这样怀疑的精神。
（三）我觉得胡、刘二君的文章中很有“信经”的色彩，因此联想到现在治古史的人仍旧不脱二千年来“考信于《六艺》”的传统见解。他们认经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我以为不然。我现在且不谈我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六经》论”，姑照旧说讲，也不能说经是最可信任的史料。旧时说经，有“今文家”、“古文家”、“宋儒”三派，虽彼此立说不同，但总不出“受命改制”、“王道圣功”这些话的范围，没有说到它在史料上的价值。到了近代，章学诚和章炳麟师都主张“《六经》皆史”，就是说孔丘作《六经》是修史。这话本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现在且不论。但我们即使完全让步，承认二章之说，我们又应该知道，这几部历史之信实的价值远在《史记》和《新唐书》之下，因为孔丘所得的史料远不及司马迁、宋祁、欧阳修诸人，“夏礼殷礼不足徵”之语便是铁证。梁玉绳对于《史记》还要“置疑”，吴缜对于《新唐书》还要“纠谬”，则我们对于《六经》更应当持“置疑”“纠谬”的态度，断不可无条件的信任它的。
一九二三，六，二五，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