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中国台湾的现代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得到更多的借鉴，余光中于1968年10月写了《我们需要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便是新的唐诗选。
中国最早的诗歌选家是从事“删诗”的孔子。到了唐代，诗选之业更为发达，仅唐人选唐诗的集子，流传到现在的就有十种，如佚名的《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但影响最大者为乾隆癸未年蘅塘退士选编的《唐诗三百首》。
蘅塘退士编此书，初衷是想取代良莠不分、体例不严的《千家诗》，后来却成了不仅启蒙儿童，而且流行社会的雅俗共赏的选本。
《唐诗三百首》作者队伍庞大，连皇帝、歌女、和尚、无名氏的诗作都收录其中，这便多方面反映了唐代复杂的社会生活。在体制上，从古风到近体都有。编者还注意从不同文体表现诗人的创作实绩。他的编选标准不是思想性第一，而是把艺术性放在主要地位，以此去反映唐代诗歌流派纷呈的情况。
《唐诗三百首》也有许多缺陷，编选者所遵循的是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因而与这种文学观相悖的尤其是文字上走偏锋的作品，常受到排斥。余光中举例说，如李贺的诗，杜牧以为无理，“远去笔墨畦迳间”，朱熹又以为“怪得些子”，竟未能选入《唐诗三百首》，不能不说是遗憾。从现代的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意象主义的观点来看，李贺实在是一位很杰出的诗人。虽然还不能说李贺就是大诗人，可是任何一部唐诗选中，至少应该有他的几首代表作。应该在《雁门太守行》、《梦天》、《巫山高》、《北中寒》、《高轩过》、《神弦曲》、《将进酒》、《美人梳头歌》、《官街鼓》等等代表作之中，选出五六首来。以《李凭箜篌引》为例，这是“摹写声音之至文”，是一篇描写音乐的杰作；《苏小小歌》，具有空灵缥缈、有影无形的鬼魂特点；《金铜仙人辞汉歌》，设想奇特而又深沉感人，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却无气峻难平的表现。这些诗均未入选，造成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一些可有可无以片句传世的作者，如杜荀鹤、张泌、顾祝、刘方平等，也可忍痛割爱。
《唐诗三百首》入选者有七十七位，其中收诗最多者为杜甫，次之为王维、李白、李商隐。这些人的作品艺术成就高，诚然应占主要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李杜名篇都尽在其中。以李白为例，只选了他五绝三首，可是《美人卷珠帘》和《玉阶生白露》两诗，无论在主题和意境上，都颇相近，而《静夜思》，实在也太通俗了。新的唐诗选中，何不删去这三首而代以《独坐敬亭山》、《劳劳亭》？余氏在这里建议删去《静夜思》，似不妥。因蘅塘退士编此书，主要是给儿童看，后来的读者对象却以成人为主，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另方面，《静夜思》写旅中情怀，虽说明却不说尽，并非一览无余之作。不过，余光中认为，七绝可以改选《赠汪伦》、《峨眉山月歌》等诗，可以考虑。余光中还认为，七古之中，《唐诗三百首》一口气用了李颀的五首，其中三首都是摹状音乐，也显得重复。笔者也认为，《唐诗三百首》中宫怨诗也选多了。其实，只要有一两首像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就足矣。
余光中还为未来的新唐诗选作了设计，比如编排问题，他认为可尝试以年代为顺序，以反映初、盛、中、晚唐的诗歌发展轮廓。当然，以诗体分也有好处，容易让读者辨识各种体裁和各体的大家，缺点是不能体现史的线索。如果认为按时间顺序过于简单，也可以按主题分类，如把各类作品安排在田园、边塞、宫廷、羁旅、咏史、游仙等方面，以便作专题性的比较研究，并便于读者各取所需。
余光中主张唐诗新选，主要是为了适合现代读者的口味。《唐诗三百首》是乾隆时代的产物，其中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已过时了，落伍了，如书中选的奉和应制之作，是为了少年读者长大后去应试，然后做官。像这些为科举取士选的诗，以及慰友人落第、罢官的诗，对现代读者便失去了针对性，读起来难免“隔”，故余光中建议新的唐诗选必须由具有现代观念的现代诗人来选。这样一件工作，意味着现代诗人既不是反传统，也不是泥古，而是整理传统，重塑传统。这项工作对于现代诗人将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因为反传统也好，重认传统也好，毕竟不是喊口号就可以成功的。现代诗人如果面对传统而茫然束手，则他对于传统的态度，最多只能成为一种自欺欺人的姿态。如何编选这样一部诗选，如何提出一个新观念来诠释那些诗，如何写一篇有分量有见地的序言等等，恐怕不是现代诗人所能逃避的责任。余光中期望现代诗人来主持唐诗选，这里应加个定语，即由学院派出身的现代诗人来选唐诗，才更能体现新选本的学术眼光。台湾不少现代诗人缺乏严谨的学术训练，如由他们来选，恐怕只会更糟。
关于重编唐诗，在中国大陆有人尝试过。那是大跃进的1959年，北京中华书局出了一本《新编唐诗三百首》，在序文中高高标出“古为今用，政治第一”八个大字，把旧选本的作品大刀阔斧砍去了三分之二，像贺知章的《回乡偶书》、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的《将进酒》等诗，被编者指责为“由于封建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是多么缺乏革命彻底性”而不合“三面红旗”的政治标准被除名，另选进了许多所谓思想性强的平庸之作。这个选本连著名诗人臧克家也接受不了，他曾写了《从〈新编唐诗三百首〉说起》加以批评。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也出版了《新编唐诗三百首》，由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但没有也无法取代蘅塘退士编的那本。在台湾有无出版过“新编唐诗三百首”，限于见闻，笔者未看到，但见过现代诗人仿照《唐诗三百首》编了《新诗300首》。由于是当代诗人编选当代诗，没有经过时间的严格筛选，故余光中在为其写序时有所保留。
这不是说唐诗选本到清代已经编完，更不是说余光中的批评和期望会落空，只是真正“新编”起来，要得到社会的公认，尤其是时间老人的认同，是十分困难的事。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均不重视选家的培养。君不见，高校评职称，著作才算成果，编选是拿不出手的，也是不被承认的。在这种学术氛围下，谁能指望会出现像蘅塘退士那样的选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