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在中国台湾文坛引起人反感，始于“唐文标事件”。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诗坛开始对纪弦所倡导的“横的移植”诗风反省和清算，唐文标为此写了三篇抨击现代诗的爆炸性文章。余光中参加这场论战批评对方时，言过其实地把论敌看作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给唐文标扣上“左倾文艺观”的红帽子。
1977年至1978年，中国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涉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中国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
这场论战由“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的《不谈人性，何有文学》揭开序幕。这篇由短论拼成的文章，矛头直指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作者用老谋深算的眼光和犀利的文笔，尤其是大量引用蒋经国语录和三民主义资料，硬是要迫出这三位乡土作家的“左派”原形。第二篇攻击乡土文学的文章是余光中写的。本来，这次论战的参加者多为小说家，很少诗人上阵，再加上余光中长期在香港教书，可他按捺不住参加这场论争，这就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他在《狼来了》一文的开头，以“公开告密”的方式煽动说：
回国半个月，见到许多文友，大家最惊心的一个话题是：“工农兵的文艺，台湾已经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文章虽然没有出现乡土文学的字眼，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里讲的“工农兵文艺”，是在影射台湾的乡土文学。这篇只有二千多字的文章中却抄引了近三百字的毛主席语录，以论证中国台湾的“工农兵文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用心”，以证明乡土文学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隔海唱和，并说：“目前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公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言外之意是有特别的政治企图，暗示乡土文学是共产党在台湾搞起来的。紧接着，余光中批评中国大陆的同时，埋怨台湾的文艺政策过于宽松，对明显左倾的乡土作家过于宽容。
为了和“工农兵文艺”唱反调，余光中故意生造出一个拗口的“商公教文学”名词。他反对普罗文学的同时念念不忘“三民主义文学”，可见这位非官方人士的政治立场。
余光中认为岛内的“工农兵文艺”产生于中国台湾退出联合国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这决不是巧合。乡土作家趁中国台湾外交受挫折之际，“兴致勃勃地来提倡‘工农兵文艺’这样的作风，不能令人无疑”：
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立刻会嚷起来：“这是戴帽子！”却忘了这几年来，他们抛给国内广大作者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顶了。“奴性”、“清客”、“买办”、“伪善”、“野狐禅”、“贵公子”、“大骗子”、“优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学”……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顶。
这里讲的“清客”、“优越感”、“劣根性”，能否称为“帽子”还可讨论。就是“伪善”等帽子，也只属于道德层面的批评，可余光中后来回敬对手的帽子，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一口咬定主张文学关怀、同情的焦点定在农、工、渔等下层人民身上的文学，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工农兵文艺”，并把自己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狼”，以表明自己为维护“三民主义文学”，与执政党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勇气”：
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这里讲的“狼”和“抓头”的动作，已经超越了比喻这一文学修辞手法范围，使人感到一股杀气。尤其是“抓”字，是全篇之警策，写得寒气逼人。难怪当事人陈映真说：《狼来了》发表后，“一时风声鹤唳，对乡土文学恐怖的镇压达到了高潮”。
今天的大陆读者，很难理解此文所起的制造恐怖气氛的恶劣作用。严酷的事实是：“狼”文发表后，中国台湾文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前哨战。乡土文学的提倡被官方文人认为是别有用心，是“祭起普罗文学的黑旗”，“揭发社会内部矛盾”、“宣扬阶级论”，乡土文学作家群起批驳这种不讲理的指控。连与乡土文学不沾边的作家，也纷纷起来主持正义，反对对乡土作家“抓头”。
在乡土作家差点遭到灭顶之灾、尉天骢面临被解雇乃至坐牢的危急形势下，余光中却因为反乡土文学有功，和李唤、王升、陈纪滢等党政要人坐在“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主席台上，听取《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等反共文艺政策的报告，而乡土作家却因为被诬告不得出席这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