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夏，北京学者赵稀方发表了一篇长文，质问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他说：大陆的“余光中热”让台湾的左翼文坛感到很吃惊，更让我们大陆稍有台港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惭愧！他认为余光中应该与我们一道忏悔，余忏悔的是他隐瞒历史，“过去反共，现在跑到中国大陆到处招摇”，而我们应该忏悔的则是对台港历史及文学史的无知。
赵稀方这里说得过于极端，大陆研究台港文学的人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无知，拙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就曾花了相当的篇幅批评余光中的《狼来了》。
不过，赵稀方所说大陆的“余光中热”，确实存在。2002年9月，福建省专门举办“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2002年10月，常州举办“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诵音乐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台湾的艺术家、演员，现场朗诵了余光中不同时期的作品，余光中在这里幸福地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皇皇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
接着，赵文详尽地披露了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恶劣表现：先是用左倾的帽子栽害唐文标，后又写了《狼来了》这样的反共文章。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反共”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
赵文认为：如果说余光中的“狼”文是公开告密的话，那么余光中向台湾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就不仅与政治立场有关，而更应归之于他的人格问题。文章最后说：还是李敖对于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径直将余光中称为“骗子”，他对余光中的诗歌水平也不买账，甚至说：“现在余光中跑到中国大陆又开始招摇撞骗，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赵文一再强调：现在大陆有一批人神话了余光中，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知识有问题，至少是对台港这一块还所知甚少！
赵稀方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峡两岸引起不同的反应。台湾清华大学吕正惠十分佩服“小赵”的勇气，并对该文某些地方不够准确之处作了纠正和补充：
70年代的乡土派其实是非常混杂，因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及现代派的西化而结合，他们的旗手如陈映真、王拓（当年）、尉天骢确实有左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但他们的许多支持者虽有“泛左”的关怀（这主要也是反国民党的“右”），但更具浓厚的地方色彩（这是反国民党压制台人），因此在民进党组党前后，他们纷纷表态成为台独派。当年郑学稼和徐复观（还有胡秋原）也许已经看出台独思想的潜在威胁，所以力保左派民族主义的陈映真。回顾起来，乡土派内部的左统派（我自己也算在内）恐怕很多人自觉不够，因此对同样反国民党的潜在台独派长期存在着不愿批判的心理（在李登辉未主政之前）。
右派的现代派（其中外省文人占多数），既反共，又反党外，反民进党，反乡土文学，这使他们对（中国）民族主义深具戒心（他们把这一块招牌送给大陆了），又厌恶台独，他们以及其后的后现代主义者到现在还无法找到立足点。
余光中也许是更“聪明”的人。在发表《狼来了》之后，连许多现代派都对他敬而远之，在台湾文坛很少人愿意（或敢于）公开赞扬他。两岸情势一改变，他就往大陆发展，没想到20年之间，就造成“余光中热”，真是令人感慨。
余光中人品不佳是事实。但客观地说，他在战后台湾文坛仍有其正面贡献，他的创作仍然有可取之处。不过，既成为热点，又是台湾文人在大陆的“代表”这一点，恐怕台湾不论哪种立场的人都难以接受。
吕正惠对乡土文学营垒和右派的现代派的分析以及台湾文坛对余光中的评价，是他多年感同身受的结果，一般大陆学者很难了解到，因而极具参考价值。至于大陆“余光中热”的出现，有特殊的原因，不是因“对历史无知”一句话就可抹杀，这是台湾学者较难了解到的。
从香港到台湾任教的黄维梁，不同意赵稀方等人的看法。他在和赵商榷的文章中说：
某人说余光中是“骗子”，说余在中国大陆“招摇撞骗”；赵稀方说这人“对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我要提出问题：说余在大陆“招摇撞骗”，证据在哪里？
“我骂人人、人人骂我”的李敖说余光中是“骗子”，确有人身攻击的意味。黄维梁接着说：赵稀方说在70年代后期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攻击乡土文学，证据何在？余在什么地方攻击过乡土文学呢？接着他举了一些余光中赞扬乡土文学的论述。不过，黄维梁还是认为《狼来了》一些说法不妥。至于向王升将军告密一事：“余先生亲口对我说：绝无其事。王先生健在，最近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
赵稀方对此回应道：黄维梁所引余光中1969年说的“由于日据和方言的背景，本省作家在文坛上露面较晚，但成就不容低估”的话，显然不是对于乡土文学的肯定，而《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总序的评价却又已经是20年以后的事情，并不代表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作为历史当事人的态度。我相信，当年乡土文学的所有敌人，今天都不会再去愚蠢地否定乡土文学。”赵稀方还说，王升的声明是黄文最关键所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段是全文最为简要的部分。这个声明无论是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没有人见到过。
上海学者陈子善对此事评论道：“余光中过去曾经对一些问题发表过较为激烈的言论，可能他现在也已经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从严肃的学术角度对余光中的一生作研究，那么他那段历史和那些观点是不可回避的……赵稀方的批评可能是针对一些媒体把一些人的优点或缺点无限地放大，因为领导人吟咏了诗人的诗句就成为焦点，一味追捧，这有点不正常。”台湾青年学者杨若萍却觉得余光中在大陆的走红，并非浪得虚名。中国台湾政治的复杂迂回，使得很多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在台湾，过去反共很激烈，现在因为憎恶台独，把希望寄托在祖国，因而态度一变而为亲近大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吊诡的现象，粗看颇难理解，细想却很自然。对于台湾文坛过去的恩恩怨怨，不必看得过分严重：“过去反共，现在不反共，而且向往统一，对于这样的人，何必多翻老账呢？”刘心武也认为“余先生现在也没有坚持他的‘防狼’论，揪住他二十几年前的意气言辞不放，也没有必要。”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也参加了讨论，提到余光中本人后来已经表示忏悔，今天不应再揪住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