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地，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曾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仅次于鲁迅的新文学旗手。这是从政治出发的结果。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根据政治形势随风起舞，写了不少颂歌和战歌，可都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正如他自己所说：“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境外的作家和学者对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基本上不看好。在新诗史上尽管名家如云，但余光中认为真正的大家却极为罕见。郭沫若虽不断有新作发表，但给人的印象是艺术上在退步，要求层楼更上，恐怕是希望渺茫。“有一天，时间的烟雾散去，主义的光芒减色，阶级的定义改观，早期新文学的名作之中，究竟还有几篇能经得起严格的分析而传之久远，诵于后人之口呢？”这里说的“阶级的定义改观”，联系内地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可看出余光中这段话的预见性。
余光中在抽样评郭沫若的诗时，用的是《新诗的评价》的大题目。为此，他首先亮出自己的诗学观：“新诗本身尚未建立起一个新的传统”。其理由是：新诗的历史很短，创作量难以和古典诗词相比，理论和批评也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对古典诗的继承与西洋诗的吸纳更是不和谐，加之文学评论载负着过重的政治使命。另一理由是新诗还未出现公认的杰作，如在摹状音乐的境界方面还无法找到可以追及唐诗中的《琵琶行》、《听颖师弹琴》一类的佳构。既然如此，我们在评定一首诗时，就无法找到公认的杰作加以比较或充当试金石之用。
关于新诗是否建立起一个新的传统，九叶诗人郑敏后来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教师，作为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常常无法具体地说出今天汉语新诗所遵循的诗学和美学准则，用于课堂讲授，指导写作，和匡正自己的诗歌创作。因此认为今天的汉语新诗，虽有八十多年的实践，却尚未成熟到有一整套为国人、诗歌界所共同接受的具体诗歌美学准则，也即新诗自己的诗歌传统。郑敏的文章没有引用余光中的话，她也很可能未读过余光中的这篇文章，但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
关于“新诗没有形成传统”的观点，在内地学界曾引发一场争鸣。诗评家朱子庆、诗人野曼等先后在《华夏诗报》、《文艺报》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吴思敬在《新诗已形成自身传统》中针锋相对地认为：不能对新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笔抹杀是不可能的。由这些讨论，可看见余光中对新诗传统看法的超前性。
余光中还认为无论是徐志摩、闻一多、朱湘或郭沫若，都只能算是名诗人而非大诗人。有些评论家喜欢抽刀断水，用假设的中国新文学本身的标准去评估新文学作家的地位，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要判断一位作家是否著名比较简单，但如认定某某是大师级的作家，却必须先有标尺，然后再加以严密的分析和广泛的比较，否则就不足于服人。
关于什么是“大诗人”，余光中心目中是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这一等级。按此标准，郭沫若连一流的诗人都不够格，更何况是大诗人。郭沫若熟读古典诗，对西洋诗也涉猎过，为此，余光中从郭沫若诗中抽出两首性质相近的古典诗及西洋诗作比较。
郭沫若的《上海的清晨》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均指控社会不平：杜诗慨叹的是欺老劫贫冷漠无情的社会，但欺他劫他的“南村群童”，本身想必也不是郭诗中所谓的“富儿们”。在社会意识上，两诗都有所同情，甚至认同，即都有点“阶级性”。郭沫若认同的是“赴工的男女工人们”，他称之为“兄弟们”；杜甫认同的则是普天下之“寒士”。换句话说，杜甫的意识跳不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郭沫若却认同无产阶级，走群众路线，意识上似乎“革命”得多。可真正感动读者的，是杜诗而不是郭沫若的作品。杜诗感动我们，是因为诗中的世界是真实的：怒号的秋风是真实的，漏雨的茅屋是可感的，公然为盗的群童，踏被恶卧的骄儿，终宵不睡的诗人，都是栩栩如生在眼前出现。郭诗感动不了我们，是因为那里没有充实而逼真的世界，诗中的工人和富儿只是浮光掠影，面目不清。尽管诗人对工人称兄唤弟，并强调“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他却无法用形貌、言辞或行动去刻画他们，赋予他们生命，读者也很难体会诗人究竟如何与工人“分外相亲”。两诗结尾都有一个愿望：郭沫若期望的大概是暴动，杜甫所希望的，则是广厦万间以庇天下之寒士。郭诗里的暴动，诗人是否参加，不得而知。杜诗里的奇迹，却是诗人愿意“吾庐独破受冻死”以求的，杜甫的承担十分明确。总之，郭诗是从观念出发，缺乏生活经验的印证，所以写来生硬而勉强，模糊而破碎，难以感动人；杜诗从生活出发，有自身的经历所印证，所以写来真实而自然。郭沫若虽然把工人看作兄弟，但他对工人的生活并不了解；杜甫发愿要大庇天下寒士，因为他自己就是贫苦的知识分子，至于怎样贫苦，诗中有生动的描写。杜诗篇末的宏愿，乃推举而及人，他认同的“群众”，是以个人的亲身体会做基础的。
余光中抽样评郭沫若的另一首诗为《晨安》，与美国诗人麦克里希的《你，安诸·马尔服》相比。这两首诗的作者年龄相同，写作时间相近，两首诗还用了许多地名。在云游列国巡行时，两诗的方向都是自东而西，不同之处是用心不完全相同。
余光中指出：《晨安》虽然比《上海的清晨》好些，但还不能算是一首佳作。郭沫若学习美国十九世纪大诗人惠特曼，未学到精华只学到皮毛，首先表现在滥用感叹词和惊叹号，三十多行一“呀”到底，如果再加上“啊啊！”及“睡呀”，一共用了65个感叹词和88个惊叹号，给读者的印象是浮嚣、幼稚，而不是生动。李白诗固然也有“噫吁嚱，危乎高哉”的句子，但都是在感情高潮到来时偶一并发，并不像郭氏那样通篇咿唔，成为机械化的感叹。此外，郭氏在沿用“枚举法”时，于细目之选择与安排，往往只是兴至漫举，纷然杂陈，并列得不够妥贴和严肃。通观全诗，虽说乐观而轻快，算是表现了一点世界公民的味道，却未能发掘深刻的主题，把握一些永恒的价值。《你，安诸·马尔服》在这方面就要深得多了。
郭沫若的诗作海外诗人普遍不看好，这不仅是因为“用古典诗和西洋诗做试金石来试新诗之坚度”，还因为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有偏差，如他认为：
诗歌应该是最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人则是炸弹。
因此，写诗歌的人，首先便得要求他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
有了这些意识才能有真挚的战斗情绪，发而为诗歌也才能发挥武器的效果而成为现实主义作品。
要求诗歌成为“号角”、“炸弹”，这是郭沫若1949年后诗歌观乃至文学观的核心。这种诗歌观，也是郭沫若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今天的诗歌必须要以人民为本位”的合符逻辑的发展。郭沫若不强调从生活出发，只强调诗的政治与教育作用，强调从“严峻的阶级意识出发”，这便会导致“以主义去做诗”，这就难怪余光中要重评郭沫若用阶级意识写的诗。
在重评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中，《新诗的评价——抽样评郭沫若的诗》，是写得较单薄的一篇。此文宏观论述少，只在作品分析与比较上做文章。不过，就该文的副题来看，作者认为郭沫若不是一流的大诗人，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