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余光中诗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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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由郭沫若谈到新诗的评价

在内地,郭沫若的文学成就曾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仅次于鲁迅的新文学旗手。这是从政治出发的结果。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根据政治形势随风起舞,写了不少颂歌和战歌,可都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正如他自己所说:“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境外的作家和学者对郭沫若的文学成就基本上不看好。在新诗史上尽管名家如云,但余光中认为真正的大家却极为罕见。郭沫若虽不断有新作发表,但给人的印象是艺术上在退步,要求层楼更上,恐怕是希望渺茫。“有一天,时间的烟雾散去,主义的光芒减色,阶级的定义改观,早期新文学的名作之中,究竟还有几篇能经得起严格的分析而传之久远,诵于后人之口呢?”这里说的“阶级的定义改观”,联系内地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可看出余光中这段话的预见性。

余光中在抽样评郭沫若的诗时,用的是《新诗的评价》的大题目。为此,他首先亮出自己的诗学观:“新诗本身尚未建立起一个新的传统”。其理由是:新诗的历史很短,创作量难以和古典诗词相比,理论和批评也跟不上创作的发展,对古典诗的继承与西洋诗的吸纳更是不和谐,加之文学评论载负着过重的政治使命。另一理由是新诗还未出现公认的杰作,如在摹状音乐的境界方面还无法找到可以追及唐诗中的《琵琶行》、《听颖师弹琴》一类的佳构。既然如此,我们在评定一首诗时,就无法找到公认的杰作加以比较或充当试金石之用。

关于新诗是否建立起一个新的传统,九叶诗人郑敏后来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教师,作为诗歌创作者和研究者,常常无法具体地说出今天汉语新诗所遵循的诗学和美学准则,用于课堂讲授,指导写作,和匡正自己的诗歌创作。因此认为今天的汉语新诗,虽有八十多年的实践,却尚未成熟到有一整套为国人、诗歌界所共同接受的具体诗歌美学准则,也即新诗自己的诗歌传统。郑敏的文章没有引用余光中的话,她也很可能未读过余光中的这篇文章,但两人“心有灵犀一点通”。

关于“新诗没有形成传统”的观点,在内地学界曾引发一场争鸣。诗评家朱子庆、诗人野曼等先后在《华夏诗报》、《文艺报》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吴思敬在《新诗已形成自身传统》中针锋相对地认为:不能对新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一笔抹杀是不可能的。由这些讨论,可看见余光中对新诗传统看法的超前性。

余光中还认为无论是徐志摩、闻一多、朱湘或郭沫若,都只能算是名诗人而非大诗人。有些评论家喜欢抽刀断水,用假设的中国新文学本身的标准去评估新文学作家的地位,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要判断一位作家是否著名比较简单,但如认定某某是大师级的作家,却必须先有标尺,然后再加以严密的分析和广泛的比较,否则就不足于服人。

关于什么是“大诗人”,余光中心目中是指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这一等级。按此标准,郭沫若连一流的诗人都不够格,更何况是大诗人。郭沫若熟读古典诗,对西洋诗也涉猎过,为此,余光中从郭沫若诗中抽出两首性质相近的古典诗及西洋诗作比较。

郭沫若的《上海的清晨》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均指控社会不平:杜诗慨叹的是欺老劫贫冷漠无情的社会,但欺他劫他的“南村群童”,本身想必也不是郭诗中所谓的“富儿们”。在社会意识上,两诗都有所同情,甚至认同,即都有点“阶级性”。郭沫若认同的是“赴工的男女工人们”,他称之为“兄弟们”;杜甫认同的则是普天下之“寒士”。换句话说,杜甫的意识跳不出“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郭沫若却认同无产阶级,走群众路线,意识上似乎“革命”得多。可真正感动读者的,是杜诗而不是郭沫若的作品。杜诗感动我们,是因为诗中的世界是真实的:怒号的秋风是真实的,漏雨的茅屋是可感的,公然为盗的群童,踏被恶卧的骄儿,终宵不睡的诗人,都是栩栩如生在眼前出现。郭诗感动不了我们,是因为那里没有充实而逼真的世界,诗中的工人和富儿只是浮光掠影,面目不清。尽管诗人对工人称兄唤弟,并强调“赴工的男女工人们分外和我相亲”,他却无法用形貌、言辞或行动去刻画他们,赋予他们生命,读者也很难体会诗人究竟如何与工人“分外相亲”。两诗结尾都有一个愿望:郭沫若期望的大概是暴动,杜甫所希望的,则是广厦万间以庇天下之寒士。郭诗里的暴动,诗人是否参加,不得而知。杜诗里的奇迹,却是诗人愿意“吾庐独破受冻死”以求的,杜甫的承担十分明确。总之,郭诗是从观念出发,缺乏生活经验的印证,所以写来生硬而勉强,模糊而破碎,难以感动人;杜诗从生活出发,有自身的经历所印证,所以写来真实而自然。郭沫若虽然把工人看作兄弟,但他对工人的生活并不了解;杜甫发愿要大庇天下寒士,因为他自己就是贫苦的知识分子,至于怎样贫苦,诗中有生动的描写。杜诗篇末的宏愿,乃推举而及人,他认同的“群众”,是以个人的亲身体会做基础的。

余光中抽样评郭沫若的另一首诗为《晨安》,与美国诗人麦克里希的《你,安诸·马尔服》相比。这两首诗的作者年龄相同,写作时间相近,两首诗还用了许多地名。在云游列国巡行时,两诗的方向都是自东而西,不同之处是用心不完全相同。

余光中指出:《晨安》虽然比《上海的清晨》好些,但还不能算是一首佳作。郭沫若学习美国十九世纪大诗人惠特曼,未学到精华只学到皮毛,首先表现在滥用感叹词和惊叹号,三十多行一“呀”到底,如果再加上“啊啊!”及“睡呀”,一共用了65个感叹词和88个惊叹号,给读者的印象是浮嚣、幼稚,而不是生动。李白诗固然也有“噫吁嚱,危乎高哉”的句子,但都是在感情高潮到来时偶一并发,并不像郭氏那样通篇咿唔,成为机械化的感叹。此外,郭氏在沿用“枚举法”时,于细目之选择与安排,往往只是兴至漫举,纷然杂陈,并列得不够妥贴和严肃。通观全诗,虽说乐观而轻快,算是表现了一点世界公民的味道,却未能发掘深刻的主题,把握一些永恒的价值。《你,安诸·马尔服》在这方面就要深得多了。

郭沫若的诗作海外诗人普遍不看好,这不仅是因为“用古典诗和西洋诗做试金石来试新诗之坚度”,还因为郭沫若的诗歌观念有偏差,如他认为:

诗歌应该是最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人则是炸弹。

因此,写诗歌的人,首先便得要求他有严峻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政治服务的意识。

有了这些意识才能有真挚的战斗情绪,发而为诗歌也才能发挥武器的效果而成为现实主义作品。

要求诗歌成为“号角”、“炸弹”,这是郭沫若1949年后诗歌观乃至文学观的核心。这种诗歌观,也是郭沫若在民主革命时期说的“今天的诗歌必须要以人民为本位”的合符逻辑的发展。郭沫若不强调从生活出发,只强调诗的政治与教育作用,强调从“严峻的阶级意识出发”,这便会导致“以主义去做诗”,这就难怪余光中要重评郭沫若用阶级意识写的诗。

在重评二三十年代作家作品中,《新诗的评价——抽样评郭沫若的诗》,是写得较单薄的一篇。此文宏观论述少,只在作品分析与比较上做文章。不过,就该文的副题来看,作者认为郭沫若不是一流的大诗人,言之成理,自成一家之言。